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指出教育研究中主、客觀二元對立的脈絡，分析其對於研究本身之知識論／方法論所造成的困境為核心。為了凸顯此一問題，本研究首先藉由韋伯對於「合理性」概念的反省進行分析。如果我們依據「理性」做為研究的架構，我們會發現韋伯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劃分上，留下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強調客觀的工具理性與帶有個人主觀色彩的價值理性， 二者之間是否是為一個可以絕對二元劃分的命題？筆者在本研究中將此一問題稱為「韋伯命題」。實際上，就「韋伯命題」的後續發展而言，我們發現它呈現出繼承（現代）或揚棄（後現代）的不同態度。

就繼承的角度而言：哈伯瑪斯係以「溝通理性」為基礎，企圖經由「理性典範的轉換」來解決「韋伯命題」；另一方面，傅科則揚棄了「韋伯命題」，採取「後現代」的立場而與哈伯瑪斯大相逕庭 ──「後現代」直接宣稱「主體的死亡」，亦即通過對絕對客觀理性的否定，代之以「遊戲」或「諷諭」的手法消解了知識與理性的客觀性或嚴肅性。

就本研究的立場而言，不論是所提出的「責任倫理」，或是哈伯瑪斯所提出「溝通理性」的諸般預設，他們企圖透過個人理性覺醒，減少研究者主觀價值的涉入，進而建立研究的客觀性基礎；但傅科則認為研究者價值的涉入是自然的，任何知識客觀性的宣稱，背後多少隱含了權力的作用。雖然或哈伯瑪斯與傅科之間存在著論述的歧異與矛盾，但筆者期待透過不同觀點的對照，提供教育研究中研究者主觀價值涉入或教育研究客觀性的反省角度。

_{[英文版 | 目錄 | 教育研究集刊 | 其他文獻 | 訂講表格| 查詢 ]}

查詢有關資料，請電郵致 hkier-journal@cuhk.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