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命垂範

第一章 家世與生平事略         劉國強

(一)家世

 唐君毅先生,1909年1月17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農曆戊申年)生於四川省宜賓縣柏溪鎮周壩村的老家;1978年2月2日(農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香港九龍浸會醫院。依舊曆計算,享年七十歲[1];若依新曆計算,則享年六十九歲。
  唐先生諱君毅,學名毅伯。先世為廣東五華客家人士。客家人本居中原,在中國歷代戰亂中先後五次往南大遷徙。[2]客家人流徙客居他方,常以刻苦耐勞,生活簡單儉樸見稱。清代初年,四川因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社會遭到嚴重破壞,土滿人稀,甚至到康熙十年(1671),仍然是「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3]故清初康乾時期,治蜀都重視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安民為先,清廷下諭各地農民,入川開墾。客家農民得此機會,也跟著兩湖的農民,走上川去。由此亦可推知客家人入川的背景。[4]唐先生的七世祖大概在這個時期因廣東歲荒遷徙到四川宜賓,據說七世祖到四川後已成了孤兒,初為製糖店傭工,勤儉起家,開始作糖業生意,生意極好,糖由宜賓一直運出三峽,不料後來糖船翻江。[5]便在金沙江畔,即今宜賓縣普安鄉周壩村的地方購地業農,建家定居起來,遂為四川宜賓人。先祖勤儉積蓄,到四世祖時,已有田五六百畝。曾祖父東山公仁厚謙讓,好讀書而知識廣。[6]祖父樹寅公,性情忠厚,讀書聰明,年二十病熱而暴卒。父親迪風公,是遺腹生的獨子,名烺,初字鐵風,後改為迪風,生於1886年(清光緒二年丙夏五月十七日)。十七歲正式入學,年十八應童子試,是清代末科秀才。性情剛直不阿。民國成立,迪風公年二十六,為《國民公報》主筆,主持正論,不為不義屈,不為權勢移,對當時黨人文士之趨炎附勢,表示憤慨,曾作詩句加以諷評:「武士頭顱文士筆,競紛紛化作侯門狗。」迪風公青年時並不喜儒學,曾出題命學生歷舉孔子之失。1920年(民國九年),年三十五,因感母親之逝世,才契於聖賢之書,歸宗儒學。年三十九曾從學於歐陽竟無先生,但仍表示不願學佛,願學儒,被推為蜀中學問之正。迪風公沒有其他嗜好,唯喜愛買書讀書,曾嘗言:「書是時時要讀的,而飯是有時可以不吃的。」[7]於蜀中從事教育十五年,先後任教於省立中學、省立師範,及華西大學、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後更與彭雲生、蒙文通等創辦敬業書院,被推為院長。李璜先生回憶謂:「迪風諸友閉門講學,一以端本為務,絃歌之聲不絕,我亦被邀講演,感到一室肅然。」[8]1931年(民國二十年),因染時疫病逝於鄉,終年四十五歲。著作多種,皆毀於內亂,傳世的只有《孟子大義》一書。
  唐先生的母親陳太夫人,名大任,字卓仙。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十二日)生於宜賓縣竇壩村,先祖也是廣東客家人。曾就讀於其父陳勉之公任教的成都淑行女校。從小即甚有主見,不隨順習俗。十八歲與迪風公結婚,婚後除任教於師範數年外,皆盡瘁於養育兒女。迪風公與陳太夫人情意相投,對許多事情的看法也是一樣,都是直情逕行,不顧人的毀譽的。[9]唐家到迪風公一代,家境已很貧窮,從陳太夫人的「除夕戲作」可見一斑,其云:「今年更比去年窮,零米升升過一冬。搜篋已無衣可典,禦寒尚有酒盈盅。布衾如鐵知宵永,窗牖來風待曉融。又是一回逢歲暮,依然羈旅客江東。」[10]雖然家貧,迪風公買書,陳太夫人也不忍拂其意,從不曾加以干涉。陳太夫人品性淑德賢慧,甘於清苦,平時教子甚嚴,歐陽竟無先生比於孟母。迪風公逝世時,也不忍賣其寶愛之書,寧借貸以辦理喪事。1964年病逝蘇州旅寓,享年七十七。著有《思復堂遺詩》,用筆真樸,感情純摯。
  唐迪風公與陳太夫人,生有二子四女。長子君毅,二女至中,三女德叔,早逝,四女恂季,五子慈幼,六女寧孺。

(二)生平事略

  唐君毅先生,自幼聰穎過人,未及兩歲學識字,十歲入成都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高小,寄宿校中。1921年,十二歲,考入重慶聯合中學,成績優異。十五歲開始寫日記,立志向學,有希聖希賢之志。是時迪風公及陳太夫人均在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任教,有介紹該校女生劉志覺女士與唐先生婚配。唐先生初時不願意,後來經父母勸說,仍同意訂婚。兩人通信數年,但因思想不同,便告分手,於1928年初解除婚約。
  唐先生於十七歲畢業於重慶聯中,然後赴北平升學,先入中俄大學,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北平肄業一年半後,便到南京轉讀東南大學哲學系,副修文學系。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與北大、清華同為全國最有名的高等學府。1929年暑假後,唐先生回成都休學一年,當時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教務長,聘唐先生及他的好友游鴻儒在川大教課兩小時,唐先生教授西洋哲學史。當時唐先生僅上過兩年大學,學生中也有年過三十的,然而唐先生講課,毫無愧色。唐先生在川大執教了半年。
  1931年5月,父親及過繼之大伯母相繼去世,當時唐先生只有二十二歲半,便要負起全家的一切責任。大伯母生前的醫葯費,及死後購買衣衾棺木等,使唐先生負債纍纍,最終只好出售田產,還清欠債,安葬大伯母。父親喪事,因告貸不成,遲數月才得出殯。[11]
迪風公去世時,唐先生尚未畢業,除了借貸渡日外,幸得迪風公之朋友與學生的關懷與幫忙,才渡過艱難日子。1932年,年二十三,唐先生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1933年冬,友人許思園赴美國留學,推廌唐先生到南京中央大學任助教,以代其職。當時月薪只有八十元,其中四分之三便匯返家,只留四分之一自用。唐先生於此時開始在多份雜誌月刊發表哲學論文。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日軍侵華,唐先生返回成都,在成都華西大學,及成都、成公、天府、蜀華等中學任教,每周上課三十二小時,課餘與友人創辦《重光月刊》,出錢出力,鼓吹抗戰。在成都教中學時,唐先生與中央大學同學謝紹安成好友,常相往還,且與其弟斯駿稔熟,並得斯駿介紹其妹謝廷光女士認識,彼此開始通信,情投意合,結果於1943年在重慶與謝廷光女士結婚。1940年,唐先生首與牟宗三先生交,是年十月,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宗白華先生邀他重返中央大學哲學系任講師。翌年,創辦《理想與文化》期刊。被升為副教授。越三年,即1944年,升任教授,並任系主任,建議增聘許思園及牟宗三二先生。後因人事糾紛,系內要解除牟宗三與許思園二先生之教授職務,結果對朋作道義的支持,唐先生與牟、許二先生於1947年秋季應無錫榮德生先生在太湖之濱新創辦之江南大學教授之聘,中央大學不肯放人,幾經周折,只允請假一年。同年秋,唐先生把母親陳太夫人及夫人廷光等家眷均移居無錫,唐先生亦得以事奉母親經年。
  1945年日本投降,翌年,國共全面開戰,時局緊張,1948 年冬,共軍南下,直逼長江,中央大學宣告停課。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時局更見緊張,適因廣州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先生約唐先生與錢賓四先生赴穗講學,乃於四月與錢先生同赴粵。[12] 當時因避亂在穗的還有熊十力、謝扶雅、陳榮捷諸先生,唐先生因謝扶雅先生的介紹,始認識了陳榮捷先生。由於時局不安,唐先生復與錢先生於六月十七日夜乘船抵港,後與錢賓四、張丕介、崔書琴、謝幼偉、程兆熊、劉尚一諸先生創辦亞洲文商夜學院,錢先生為院長。初時,夜學院只租賃九龍佐敦道偉晴街之華南中學內三間教室上課。翌年二月,得到王岳峰先生經濟上的支持,亞洲文商夜學院改組為新亞書院,在九龍深水 步桂林街61、63、65號租用了三、四樓,作為校舍。五十年代中,新亞書院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和「中國雅禮協會」的捐助,在九龍土瓜灣農圃道建了永久校舍。新亞書院由此而初具規模,穩步發展。新亞書院成立後,唐君毅先生一直受聘為教授,並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及新亞教務長等職。
  1956年8月,唐先生首次赴台訪問,除訪問了教育部等政府部門外,還訪問了中央研究院,孔廟、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等重要大學,曾會見了一些政界學術界的重要及知名人仕,包括當時的蔣介石總統、陳誠副總統、蔣經國、張其昀、孔德成、雷震、方東美、劉泗英、沈剛伯、夏濟安、印順法師、殷海光等諸先生。1957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首次出國作考察訪問,由二月十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遍遊日本、美國及歐洲各地。在日本,唐先生訪問了京都大學、亞細亞大學,明治時代的孔廟,奈良博物館和一些神宮和寺廟,會見過西田派哲學的小松、京都大學的西谷啟治和安崗正篤諸先生。在美國,訪問了著名大學,包括普林斯頓(Princeton)、耶魯(Yale)、哈佛(Harvard)、哥倫比亞(Columbia)、芝加哥(Chicago)、加州(California)、史丹福(Standford)等二十所大學及學院。曾會見的著名學者包括張君勱、陳榮捷、蕭公權、胡適之、William E Hocking,Bland Blanshard, Charles Moore, Hook, Susuki, Lessing, Creel等諸先生。在歐洲,遍遊倫敦、巴黎、日內瓦、羅馬、龐比、梵帝岡、雅典等地。
  1958年,唐先生與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先生聯名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之宣言,此文化宣言已成為新儒家的一篇重要文獻。1962年8月,東方人文學會正式成立,唐先生出任會長,會員除牟宗三先生外,尚有謝幼偉、程兆熊、王道及新亞書院與香港大學的一些學生。
  英國的殖民地,過去都只成立一所大學,作為殖民地最高學府,以培養土生的殖民地官僚,幫助英國人的管治。在五十年代末,由於香港社會的要求及壓力,香港政府被逼研究成立第二所大學,終於在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成為基本成員書院。唐君毅先生受聘為中大哲學系講座教授兼哲學系系務會主席,並被選為第一任文學院院長。
  1964年,母親陳太夫人病逝蘇州,唐先生悲痛萬分。1966年3月,左眼視網膜脫離,赴美醫治無效,十二月赴日本京都治眼疾,在京都居住八月之久。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初,體制上是聯邦制,各成員書院有相對的獨立性,有各自的財政、行政及教學、收生、聘任教職員的獨立權責,然而中文大學當局的辦學精神與新亞相違,並於1974年成立「教育方針與大學組織工作小組」,研究中文大學改制,建議把財政、行政、收生、聘任等權集中大學本部,聯邦制名存實亡。唐先生與新亞書院董事會極力反對無效,立法局強行通過中文大學改制法案,新亞書院董事們憤慨香港政府背棄中文大學成立時維持聯邦體制的承諾,九位董事集體辭職,並在報紙上發表聲明,以表示反對的立場。九位董事,除唐先生外,尚有李祖法、錢賓四、沈亦珍、吳俊升、徐季良、劉漢棟、任國榮、郭正達諸先生。同年秋天,唐先生自香中文大學退休,便專心辦理新亞研究所。1975年4月應聘台灣大學任哲學系客座教授,在台講學八個月,於1976年1月自台返港,同年8月,知道患上肺癌,決定赴台動手術,手術後經休養回港,仍講課不輟。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感身體不適,再入醫院檢查,終證實癌細胞已擴散。1978年2月2日凌晨,哮喘大作,急送浸會醫院,搶救無效逝世。享年六十九歲。葬於台北觀音山朝陽墓園。

 

註:

[1] 若以舊曆計算,一出生即為一歲,唐先生出生後第六天便是新年,便是兩歲。
[2]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頁13-34。
[3] 《清聖祖實錄》卷三十六,轉引自胡漢生《四川近代史事三考》,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頁1。
[4] 同註[2],頁29-30。
[5] 此處根據唐先生《懷鄉記》中所記。
[6] 唐先生二妹至中在《從太公到哥哥》一文中謂:「太公知廣,好讀書,藏書多,他有兩句家訓:『人不讀書便愚蠢;書要讀,官可以不做。』」(見《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IV)》,香港:法住學會,1990,224)唐先生在《懷鄉記》中則謂:「我祖父一代方開始讀書。」(見《全集》卷五,頁597)唐君毅先生與唐至中之言看似矛盾,然唐至中對太公事跡之敘述,條理分明亦相當可信。筆者以為唐先生謂祖父一代才開始讀書,是指才有機會正式入塾讀書,唐先生在《孟子大義重刊記及先父行述》中亦言「吾祖樹寅公,始就塾讀書」(《唐君毅全集》〔下文簡稱《全集》〕卷二十九之三,頁15),意即才開始「入塾」讀書,而謂才開始讀書。東山太公的讀書是自己讀書,所以藏書多,也因此必使他的兒子(唐先生的祖父)一到適齡即入塾正式讀書。而東山公之父親便不一定有要兒子入塾讀書的要求。唐先生在《懷鄉記》中亦述:「父親十七歲,便入了學。」而唐至中在《從太公到哥哥》中也記其父兩歲學識字,九歲《四書》、《五經》十二歲讀《莊子》,所以讀書與「入學」是有分別的,這樣了解唐先生與唐至中所說才沒有矛盾。
[7] 唐至中,《從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IV》,頁237。
[8] 李璜,《我所認識的唐君毅先生》,見馮實群編,《唐君毅先生紀念集》,台北: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八(1979年),頁142;《全集》,卷三十,頁13。
[9] 唐至中,《從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IV》,頁227。
[10] 《思復堂遺詩》,《全集》,卷二十九之三,頁138-139。
[11] 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年譜》(以下一律簡稱《年譜》)謂迪風公「直至陰曆七月十六日始出殯」(《全集》卷廿九,頁28)。唐至中《從太公到哥哥》則謂:「直至十月才得出殯。」雖一為陰曆,但兩者仍不一致。故只能確定數月後才出殯。唐君毅先生1939年6月致當時的戀人謝廷光女士的信中說,「……家中現狀很窘。而父親八年未正式安葬,已定暑假葬。」(《全集》卷 )
[12] 唐師母曾多次向筆者說及,如沒有王淑陶的邀請,錢先生、唐先生也不一定能來香港,香港的文化教育也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