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命垂範    

第三章 至情至性         劉國強

  在高呼打倒傳統倫常道德的潮流中,在歷史文化大變動的大時代堙A要重建中華文教,若只逞口舌之爭,理論概念之辯,恐怕還是不足夠的。唐君毅先生一生的學問是發自生命心靈的不容已之情,他一生至情至性,始終不渝,他的生命直接顯發他的學問與思想,在清末民初至新文化運動的近代人物堙A能夠做到像唐先生般內外合一,躬行實踐,沒有幾個人。

(一)孝親愛妹弟

  唐先生與父母妹弟感情甚篤。唐先生十分孝順父母,常不願拂逆父母之意,免父母難過。十五歲時,雖不願與他人介紹的劉志覺女士配婚,但在父母再三勸說下,還是與劉訂了婚。同樣的,把自己過繼與大伯母,唐先生極力反對,迪風公夫婦初也不允,但八叔公屢次去信加以責備,唐先生恐父母為難,便勉強應允。[1] 後來陳太夫人對勉強兒子這兩件事,頗自引咎,然而唐先生始終沒有怨言。[2]
  唐先生為了文化理想,栖栖皇皇,四處奔走,對父母是很想念的。在父母逝世時,唐先生感到如天崩地裂,嚎哭倒下,那種發自自然的真情,要控制也控制不了。1931年,唐先生二十三歲,正在南京讀書,因奔過繼的大伯母喪,回到宜賓,才知道父親已去世(大概母親妹弟怕唐先生受不了,待他回鄉後才告知,以免途中出事),唐先生嚎啕大哭,未及走到靈堂,已癱瘓不能走動,哀慟之情,無以復加。[3]
  母親逝世時,唐先生五十六歲。1964年二月二十七日,唐先生出席友人晚宴,忽接家中電話謂蘇州來電報[4] ,唐先生當時即有不祥之預感。及回到家中,見牟宗三先生已在場,二妹至中自蘇州來電報謂:「母逝,命勿歸。」唐先生頻呼,「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見母親!」牟先生亦無言相慰。唐先生不時搥胸頓足,嚎啕大哭。唐先生於沙田慈航淨苑為母設靈位,居喪九日,與靈位相守。然「大孝終身慕父母,而祭祀之事,無時或已,則七七亦不能限之」[5] ,故居喪後,又於家中設母像位,晨昏定省,上香致祭。[6] 唐先生自己說:「吾每上香,見香氣氤氳,頓覺宛然吾母之靈來格。」[7] 這種「祭如在」,與及,「人之精神不會死亡」、「身體之死亡不等於精神之死亡」、「身體是不斷消毀中以顯現精神」的信念[8] ,都是唐先生所信持的。五四運動以至現代的中國人,尚未吸取到西方的科學精神,但頭腦卻變得太科學主義,實證主義──人死了,還有什麼呢?你能證明給我看嗎?這都使現代的中國人對祭祖的意義不甚了了,只以保守視之而可有可無。唐先生對逝去父母親一方流露真摯不容已之情,一方也不忍見至親之一往無餘,一滅永滅。對唐先生而言,母親陳太夫人對他的愛,對他的了解[9] ,與及對他的期望,都是至親切至真實的體驗,如何可以相信,母親軀體一逝,使一滅永滅,所以任何哲學不能安頓人生的這種至情,都是不足的。信仰實證主義、分析哲學、唯物主義、科學主義的人,會很容易便對唐先生這種態度提出批評,指出這是主觀主義,客觀的世界是如何,並不會因人的主觀願望(wishful thinking)而改變──「客觀世界有客觀世界的規律,不會因為人的主觀願望而改變」,這對現代人是有很大說服力的,也因此現代人對人的「主觀的」(更準確的說,應是「主體的」)情意或性情並不重視,不重視因為主觀的都不夠真實;不重視因此便不培養,不培養跟著便是人的真性情越不表現,越不表現更證明了不真實,這樣便陷在一個惡性循環中。而在所謂客觀真實的世界,人又找不到價值的「客觀事實」,於是在科學的、實證的、客觀的世界堙A人只找到了生命的迷失。
  唐先生常強調自己當下體驗到的不忍見先人一逝無餘或不忍見他人之痛苦的真實情感,也是宇宙間一個實事,我們又怎可以不去說明這個實事呢?唐先生並不是要去否定科學與實證主義所面對的客觀世界,[10] 而是要超越主客,融攝主客,同時說明他生命中的自然流露的真實性情的這一實事,有永恆真實的基礎,亦即說明一切人本真實性情而有之精神皆永恆不滅。
  父母之喪,使唐先生之對中國傳統性情之教的深義有更多的感悟。並於慈航淨苑中加設父親及岳父母之靈位,以便於拜祭。唐先生平素對弟妹甚愛護,母親逝世,更增骨肉之情,更多關念弟妹之子女,以弟妹之子女亦是源於母親的骨血,故思在餘生多有所裨益於弟妹及其子女,以安母親在天之靈。[11] 如前所述(頁5),迪風公逝世後,唐先生便要以二十三歲之齡負起全家之責任,越二年,在南京大學初任助教,便把八十元的月薪的四分之三匯返母親與妹弟。事實上,在母親死前,數十年來,所得薪資,除自養家眷之外,都盡量供養母親及弟妹,就是在新亞桂林街時代,月薪微薄也不例外。[12] 後收入較豐,亦屢望申請母親來港,以便奉養及醫治其病,惟經兩次申請,皆未獲准。[13] 母親逝世後,仍匯錢與妹弟,二妹至中去信要求勿再匯款。唐先生的答覆是:「我已無母可養,只希望我妹弟不要太辛苦。」[14]
  唐先生在與劉志覺女士解除婚約後,幾年間,對人介紹女友皆婉謝,並常向人說:「我如早婚,勢必影響我妹弟之深造,我妹弟都可成材,豈可任之失學。」[15] 1940年10月到重慶中央大學哲學系任教後,唐先生常常希望與母親同住,又希望為二妹至中及六妹寧孺提供較好的讀書環境,因而捨去堅固漂亮,且地勢高敞而有地板的單人宿舍,卻登記中大柏樹村宿舍(大概是家庭宿舍)。柏樹村宿舍地勢低而潮濕,是沒有舖地板的簡陋平房,唐先生則為母親及至中二妹的房子聘請木工舖地板,又屢次親自去磁器店添製各種用品,自己的房子卻仍然十分潮濕。[16] 在陳太夫人逝世前四年,唐先生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了九龍尖沙咀重慶大廈E2之單位,以備他日迎母親侍養,蓋以母親久居重慶,E2與母親呼自己為「毅兒」同音,想母親一定喜歡,此可見唐先生的孝心。[17]
  唐君毅先生在父親過世後,除盡父職負起母親及弟妹之經濟,亦時常緊張弟妹的教育,有空時則對弟妹多加指導。[18] 大概是由於對弟妹之深心愛護,以致過份擔心,遇上弟妹要走較崎嶇遙遠的路途,便生怕弟妹發生意外,連夢中也生驚恐。[19]

(二)敬長尊賢

  唐先生至情至性,不獨對父母妹弟深情,對其他長輩、朋友、學生,以致陌生人,也出於一片誠摯,和唐先生交往過的人,絕大部份都會感念不已,都會被唐先生的真誠所感動。
  對於父執及年長輩的,唐先生都禮敬有加,以下略說數例。
  1949年移居香港後,凡遇節日,唐先生即祭祀祖先;過年時,除同事往還外,對於長輩如錢穆先生、李璜先生、吳俊升先生等,無論如何忙,也一定往拜年。在酬酢場合中,有年長或父執在,總謙辭上座。李璜先生即記述,「在應酬場中,君毅與我同席時不少。每有我在,君毅輒辭上座,稱,幼椿先生係其父執,不能踰越。」[20] 1976年,新亞書院以圖書館命名為錢穆圖書館,唐先生事後獲悉,認為不用錢先生之號而用其名,有欠恭敬,乃將此意通知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全漢昇。[21] 唐先生十三歲在重慶聯合中學唸中一時,父執輩劉泗英先生為講時事,唐先生一方少年氣盛,一方凡事好問,常起立問難,使為之語塞。迪風公知道了,加以訓斥;但劉泗英先生並不以為忤,且嘉許其少年有思致。[22] 居港時,劉泗英先生每次自台來港,唐先生必招待盡禮,並喜聽劉泗英先生講述當年乃父與其共事時各種情況。[23] 方東美先生是唐先生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的老師,唐先生每次到台,都加以探訪。到了唐先生學術有成,譽滿學林時,書信往來間,乃稱方東美先生為師,以「生」自稱。[24] 1977年唐先生第二次赴台治療癌病,入醫院檢查,知道方東美先生亦因癌疾入住同一醫院,唐先生隨即往問候,並送上白藥與抗癌靈。不幸方先生先病逝,唐先生作輓弔唁曰:「從夫子問學五十年,每憶論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與維摩同病逾半載,永懷流光慧日,為何棄我先沉。」[25] 唐先生雖與方先生學術方向不一樣,觀點也有異[26] ,然此輓辭可見唐先生對方先生推崇備至,而自居謙下。及後唐先生又寫一文有關方先生之著述,以對一些不合事實之紀念文字,加以澄清。[27] 熊十力先生在致唐先生的信函中亦時常要唐先生辦這事辦那事,唐先生從沒有煩厭之言,熊先生逝世後,唐先生積極敦促學生書局印行亡師多本遺著,連熊先生的「與友人論六經」及「與友人論張江陵」也影印給學生參閱。[28] 東方人文學會假新亞書院禮堂,先後追悼熊十力先生及張君勱先生。
  唐先生對於前輩梁漱溟、歐陽竟無、熊十力諸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對梁、歐陽二先生之人格及真誠,幾十年來感念不已。[29] 唐先生十七歲在北京大學唸書時,梁漱溟先生也在北大教書,以辦文化事業需經費,作公開演講五次,每次收費一元,沒有錢的學生可以寫信給他要票子,唐先生去了兩次,因受激進學生的壓力,第三次便不去聽了,梁先生以為唐先生沒有錢,便著人帶五元大洋給他。唐先生自感是因受了激進的年輕朋友之威脅不敢去,覺得有對不起梁先生的地方,甚感念前輩對後輩關懷愛護之情。在逝世前一天還向夫人提起此事。[30] 歐陽竟無與熊十力二先生都曾向唐先生說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入室弟子,都為唐先生所拒。唐先生仍在國內時,在迪風公去世後,有空便常向這些前輩先生探望及問學,[31] 也不時到彭雲生、蒙文通、楊叔明等父執輩家裡問候和請教。[32] 居港時,與梁漱溟、熊十力、方東美諸長輩亦時有書信往還。熊先生函中請唐先生辦理各種事情,唐先生都盡力代為辦妥。[33]
  唐先生不止對前輩敬重,對前輩之德之誠感念不已,對遠方他國的聖哲賢智如甘地,如愛恩斯坦之逝世,亦悲痛萬分。
  周輔成先生記述:「一次與唐先生在往支那內學院之路上,由想起歐陽竟無先生的逝世,便告訴唐先生報載印度的甘地去世了。唐先生聽後,忽然腳步停下來,大叫一聲『呀!』臉上變色,用腳向地重重地擊了幾下,立刻雙眼淚如雨下,口裡不斷嘆『他死了!他死了嗎?……』」[34] 唐先生在〈論西方科學精神〉一文中,便謂當愛恩斯坦逝世時,他亦為之慨然者久之。[35]

(三)待人真摯重義

  日本漢學家安岡正篤在東京追悼唐先生的會上發言時,說與唐先生見面或分別,總使他想起《易經》的「謙卦」。[36] 的確,唐先生是對人謙下的。大概一些對傳統文化反感的人,視謙下的態度過於柔弱,可以欺負,有些則視為中國人的一種世故表現,謙虛一點,總不會得罪人,少些凌角,易於處世。安岡正篤對唐先生的稱許,當然不含有這種貶意。確實不少中國人的謙虛是源於世故的,世故心是一種功利心。而不少日本人的謙虛則是過於表面和形式。唐先生的謙虛是真實的,也不是刻意的造作的,這是源自唐先生看人,總先看到他人的優點,總肯定他人之有所是,即不是先從人之不足處看人,故此唐先生對人,先沒有一種內心排斥貶視的心理,這種心理往往使文人相輕,互相傾軋。而唐先生對自己,卻時常看到自己的不足處;[37] 而且唐先生每見一善德都會深心感動,沛然莫之能禦,故只要見他人有一善德有一功德,都會對表現此善德者敬之禮之。二妹唐至中回憶哥哥,說唐先生縱在成長以後,「在公眾場合仍然常感靦腆」,陳太夫人以為是因為兒子自謙重視對方之故。[38] 知子莫若母,陳太夫人時刻把精神都灌注在兒子身上,母子感通無間。唐先生的謙厚是由真尊重他人,肯定他人之價值,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來。但談起學問理想與人生道理,又時常滔滔不絕,學問淵博通達,使人如沐春風,理想精神得到提撕,聽過唐先生演講談話的人大都有這種感覺。因為唐先生的真摯,使人不會感到唐先生高高在上的教訓自己,或是在表現他的學識。
  唐先生待友真摯盡義,得到朋友信任,也可從一些事例中看出,以下略說一二。  
  唐先生少年的一個朋友游鴻如一生傳奇,思想由左傾以至於求證道求佛法,年二十八歲便病逝,逝世前託其夫人致信唐先生,說唐先生最了解他,請唐先生在其死後為他唸《金剛經》半月。唐先生接信後,除悲傷外,為亡友唸《金剛經》半月。[39]
  周輔成先生與唐先生雖不是同學,但大家因共同的興趣(都是唸哲學的)和理想,在大學時代已通信認識。[40] 抗日戰爭時期,唐周二先生均在成都,二人生活貧困。一天,周輔成先生忽然接獲一出版社以高稿費邀約寫一本「哲學大綱」的書,周先生當然答應了,後來才知道這本書原是約唐先生寫的,但唐先生卻把貧困中賺錢的機會讓給了周輔成先生。[41]
  唐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學任哲學系系主任時,欲薦好友許思園與牟宗三二先生任教哲學系,因阻力大,恐不易通過,遂至數夜失眠。[42] 及後許、牟二先生與方東美先生相互不慊,唐先生欲化解雙方之不滿,都向一方稱道另一方之長,然而最終不成功,牟、許二先生被中大辭退,唐先生亦請辭,與牟、許二先生應無錫太湖濱新創辦之江南大學教授之聘。[43] 唐先生此舉,是既要對好友支持,也是要對當時的哲學系負責,因牟、許二位是唐先生所推薦的。
唐先生重義輕財,初出道在中央大學任哲學系助教時,月薪八十元,如前所述,四分之三已匯作母親及弟妹家用,餘下四分之一,除自己生活所資外,還招待堂叔子和表弟在自己處居住食用半年以上,寧可把自己僅有之皮袍典當作補貼。[44] 唐先生平日所餘下的薪金,到農曆年底必以分贈有困難的親友及其後輩,唐先生從不告人,人不知而不慍。據李璜先生所述,某年近農曆年除夕,一老友之子有遠行而乏路費,當時李璜先生任教珠海書院,鐘點費的入息微薄,於是挈友之子往找唐先生,唐先生惜他來遲,因所餘的錢已分配親友,並請夫人取出萬餘港幣之分配名單,尚僅餘五百元贈友人之子,並留午飯,且對其遠行獎勵一番,囑其問候乃父,唐先生仁者之心懷,使李璜先生深心佩服。[45]
殷海光先生,可以說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代表,對中國傳統文化多所批評。唐先生於1956年首次訪台,與殷海光先生亦見過面。1967年10月,唐先生正患眼疾,殷海光因病入醫院動手術,唐先生雖書寫困難,乃致書關切問候。[46]
梁漱溟先生弟子周紹賢先生,在台講學,1972年唐先生到台講學,與他見面,一見如故,唐先生知周紹賢先生關心梁先生,日後每接梁先生函,必以告知。[47]
唐先生個人藏書甚豐,有十櫃以上[48] ,其中有些附庸風雅的,或胡扯之文章,多是著者所贈送的,在搬家時有同學建議把它丟了,免得佔地方。唐先生正色說,「一篇文章總是別人的心血,何況他送給我,我就該保存,還是暫時將它擺好,將來我會看的。」[49]
在港時,唐先生家中僱有傭人金媽,金媽為唐先生工作,一做便二十多年,像家人一樣。金媽信佛,想拜一位觀音菩薩。一次在佛教文化藝術協會,唐先生便為金媽向曉雲法師要一尊觀音像,離去時,曉雲法師大概忘了將觀音像給唐先生帶回。到下次曉雲法師與唐先生見面,唐先生便很珍重的再提起為金媽要觀音像之事。[50] 可見唐先生並不因為是傭人的事而輕慢。新亞研究所一位職員因患肝炎休養在家,唐先生知道後,便著人將當時香港已絕市的肝炎特效藥片送贈服用。[51] 又香港有一位老教授,與唐先生素未謀面,便託人送去這位老教授一筆現金,並且謙避老教授的致謝。[52]
對於學生,唐先生是愛護備至,多方扶掖鼓勵的。
新亞書院早年的學生,多是1949年後自大陸流亡來港的青年,大部份都是孤身在外,唐先生在節日,尤其是每年農曆除夕,便邀請他們到家中吃團年飯,使他們在節日也多少有家的溫暖。新亞書院的學生增多後,便只好輪番每年邀請不同系的學生。[53] 對於外來的留學生如日本留學生[54] ,唐先生每年總有一、兩次在自己家堜菻搘L們。日本留學生高木桂藏在東京悼念唐先生時,說出自己的感受謂:「唐先生為人非常溫厚,予我真正的照料。」[55] 唐先生對出外留學的學生,每年都會寄予賀年咭,並加以策勵。在唐先生逝世前,接近農曆新年,唐先生寄出的策勵是:『努力崇明德,時時愛景光』。唐先生對他人的來信,總有信必覆;對學生,對仰慕他的青年讀者的來信,也不例外,且必加以鼓勵。能夠幫助學生的,唐先生都會盡力協助幫助。例如新亞學生雷金好和鄒慧玲,因所住新亞臨時女生宿舍喧鬧嘈吵,便興起到郊外隱靜的慈航淨苑暫住讀書的念頭,請唐先生幫忙,結果唐先生不單止幫了忙,而且還一家人連同程兆熊、李國鈞二位先生一起送他們到慈航淨苑,並逗留至黃昏才離去,兩位同學整個暑期亦得以在寧靜的環境中看書、誦詩渡過。[56] 在文革時曾當紅衛兵的翟志成,七三年領了新亞研究所的獎學金在所中攻讀,到了七四年,由於香港的物價飛漲,僅夠吃飯的獎學金已變得不足夠了。當時徐復觀先生提出唐先生親自決定批准免去了他74/75年度的全年學費,而那時候,正是因中文大學改制,新亞研究所退出中文大學,研究所經濟最困難的時候。[57]
學生畢業後,只要能力許可,唐先生都盡力支持協助學生取得適當的工作崗位,使學生在生活上得以安頓,能專心做學問和教學。比如學生李武功,畢業後閒賦在家,那時中文大學初成立,唐先生是首任哲學講座教授,大學要派一位文員保管文書和打字,唐先生卻不要文員,要求校方准聘李同學替此職位,並為他抄寫文稿。[58] 另一學生林秉權,因由英文系轉哲社系,只兩年便考畢業試,唐先生恐他程度不夠,會成績不好,也影響了新亞參加中文大學第一屆學位試哲學考生的水準,所以請他不要急於考畢業試,在校多留一兩年,以進修學問。林當時以為唐先生只顧學校聲譽而犧牲了他畢業的利益,出言不遜,也著實使唐先生生氣。後他還是考了試畢了業,一天遇到唐先生,唐先生仍是對他畢業後的打算垂詢甚詳。林同學當時告知唐先生準備在出洋留學前找工作,賺點生活費和路費。當時唐先生便會同唐師母,隨即陪他到當時設在彌敦道琤芼行大廈的中文大學辦事處,見當時的中大教務長,為他覓得一份在新亞哲社系辦公的文職。[59]
事實上,如果要細數新亞畢業生能到外地留學,與及能在新亞、中大或其他專上學院任職的,其中多少有唐先生出過力支持或協助的,也會不少。還記得筆者畢業那年,一次,唐先生對筆者說:早年新亞較多位置,現在要推蔫你們也很困難,現在沒有位置。就好像因為對一位尚算用功的學生未能提供到幫助而感到歉意,他的語調神情使人感念。
但也是因為這些現實上的蔫舉,現實上的位置與利害,唐先生顯然無法都滿足所有的要求,而且人總往往都看到自己的優點,卻容易對自己的缺點與不足無明,於是覺得唐先生為什麼蔫舉他人不蔫舉自己,便覺得唐先生主觀和偏私了。於是仁者之懷也無法避免一些他人的怨氣。事實上,唐先生對於學生的心懷,是有機會可以幫助的他都盡力幫助,總希望提供條件讓學生上進。
在這種人事的糾葛中,唐先生既不會耍手段,也不議論他人或背後說是非,所以委屈在所難免。在桂林街時期,有一位居住於難民營之青年,常向唐先生請教,還時常向唐先生借錢借書,他是唐先生的同鄉,當時也實在是艱難,而且也好學,所以唐先生都不加以拒絕。然而,這位青年因後來對唐先生諸多要求,不得要領,惱羞成怒,一次寫信給唐先生,說唐先生在中文大學填報的年齡是假的,如果不幫助他進入中文大學教書,便要加以告發云云。唐先生對其他同學說,「天地可毀,唐君毅的年齡是不可以假的。」在公祭時,唐先生靈前放著一個敬辭跪拜的牌子,這位同鄉卻跪倒唐先生靈前,大概他是感到悔意的,相信唐先生在天之靈,還是會原諒他的。[60]
  又一次,事緣哲學系聘請講師,遴選名單中,以黃耀炯君資歷最高,黃君為新亞哲學系畢業後,考取雅禮獎學金而在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並在星加坡大學執教多年。唐先生亦樂觀其成。當時唐先生已經退休,哲學系的系主任某君,以黃君之一私人書函,偶說及其來港或仍有困難,使解釋為黃君不能來港,將黃君屏諸候選人之外。事為黃君所知,便去函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全漢昇先生,說明他若被聘任,必回校服務,並去函該系主任,謂其私人函件,並無不能來港之意,並以副本送中文大學文學院和唐君毅先生處。唐先生得到黃君副本後,認為是次遴選,確欠公平,唐先生此時雖已退休,對黃君亦不能不作道義上的支持,故曾以私人資格,本息事寧人之心,函該系主任,建議視此事作一時疏忽,謀求協調補救辦法,不料該系主任全不接受,反唇相稽,不惜公開表示與唐先生決裂。此事對唐先生的情感傷害很大,因該系主任為唐先生所聘,且推蔫其繼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為此,唐先生曾寫一公開信與哲學系執事先生,表達其意見。信末云:「今更有所感者,以天地之大,觀此事之小,實不必多費筆墨,然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個人可屈,理不可屈。嘗見今之若干為哲學者,平日高談闊論,一落到與自己有利害關係處,則不論是非,誣人自誣,敷衍情面,習為鄉愿,則何貴乎哲學?」可見唐先生感慨之深。[61]

(四)更多的信任與尊敬

  雖然如此,唐先生受到更多的是:長者的尊重、朋友的信任,學生的敬仰。
  母親陳太夫人逝世時,於慈航淨苑設靈堂致祭,當時新亞書院趙冰,錢賓四,沈燕謀,趙鶴琴諸老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唐先生誼屬後輩,各老先生致輓聯花圈,惟以同事之雅,竟以伯母稱陳太夫人,視唐先生如兄弟同輩,此稱呼之微,足以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62] ,亦足見唐先生之德高,受各人尊重而顯揚父母。
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Mr.T.De Bary)教授把一次由美國學術團體聯合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nrned Societies)所資助的國際宋明儒學會議的論文集獻給唐先生[63] ,當時參加是次會議的還有日本崎闇齋學派的傳人岡田武彥,日本漢學界元老吉川幸次郎,唐先生還是大家心目中眾望所歸的長者。1973年,唐先生曾到瑞士蘇黎世(Zurich)與歐洲當代存在主義大師、年屆八十的馬塞爾(G.Marcel)對談,當時差不多可說是日本學界祭酒、代表京都哲學的西谷啟治也參加了交談,唐先生是被推崇為中土碩儒。西谷啟治曾親自向杜維明教授推崇唐先生的學養和洞識是當今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64]
唐君毅先生至情至性,對朋友重義,也因此甚得友朋之信任,不少視唐先生為知己。在少年時代,重慶的幾個少年朋友,人生的遭遇發展與思想變化,各人不同,也有政治觀點的相異,卻保持了珍貴之友情,都十分信任唐先生,有煩惱困難都與唐先生訴說。如陳先元青年早逝,病危不久人世前給唐先生二信,說在人世間覺得一切都可以捨,但對於唐先生的友情,卻連說「難捨難捨」。如曾參加共產黨青年團的游鴻如,既把本欲寄給某小姐的二千字情信也寄了給唐先生看;復於武漢清黨時,由武漢逃至南京,住在唐先生處,他也在年青得病早逝,在逝前去信唐先生,請唐先生於他死後唸《金剛經》半月。如上文所述,唐先生也照友人所囑,為唸《金剛經》半月。[65]
1940年,唐先生得友人李長之先生的引介,初訪牟宗三先生,二人神交已久,自此便常相往還,論學不輟,彼此成莫逆之交。牟先生曾說過:「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師,知我者君毅兄也。」[66] 李長之先生後與柯柏薰女士結婚,新婚後由於夫妻性情不同,時有齡齬,也分別向唐先生傾訴,唐先生屢次為調停勸解,不時直指雙方錯誤,致二人終於和好如初。[67] 可見二人對唐先生的信任。
熊十力先生另一學生韓裕文先生,熊先生也寄望甚高,嘗謂唐先生與牟先生皆自有一套,非能承其學而寄望於韓。[68] 1949年,韓先生在美讀書,孑然一身,1955年底因癌疾病逝美國。在友人中,他對唐先生最為信賴,與唐先生常有書信往來,直言對時局之感受,對時人之臧否。[69]
胡蘭成先生,曾是汪精衛幕僚,故被指為漢奸,嘗被逮捕下獄,其人文才甚佳,從其文章及致唐先生的信看,此人生命之體驗亦甚深,悟會亦非一般人可及,不會是出賣國家的人,唐先生謂其對具體人生有親切體驗,唐先生與他交往無間。[70] 他視唐先生為知己,從日本寫信與唐先生論學論時,多至每星期三封者。[71]
讀哲學的人,頭腦時常在觀念中打轉,也最易生觀念執障,唐先生似完全沒有這些執障,與人交往,總是生命與生命的照面。因此尊敬唐先生,與唐先生親切往還的不止是中國人,也有日本人,歐美人;不止是儒學者,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唐先生逝世,在九龍世界殯儀館舉行大殮,弔祭者有新聞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餘人,社團數十。[72] 後歸葬台灣,教育部主持在台灣大學法學院禮堂舉行追悼會,出席悼念的有五百多位學術文化界人士,當時台灣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親臨弔唁,並贈「痛懷碩學」之輓額。錢賓四先生與唐師母及唐先生女兒安仁小姐相見時,不禁洒淚。[73]

 

註:

[1]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頁654。
[2] 同上,頁657。
[3] 唐端正,《年譜》,《全集》,卷廿九,頁28;唐慈幼,〈對我哥哥的一些回憶〉,《全集》,卷三十,頁673。
[4] 時唐先生母親陳太夫人居於蘇州二女兒唐至中家中。
[5] 唐君毅,〈母喪雜記續記〉,《全集》卷三之四,頁76。
[6] 唐先生說,「吾母逝世,設神位於沙田慈航淨苑,吾每週去進香二次,又設像位於家,以便朝夕供飯禮拜。」(同上,頁72)
[7] 同上,頁75。
[8] 可見於唐先生《心、物與人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體驗續編》之〈死生之際與幽明之說〉中的討論。
[9] 1949年元月,時局危急,唐先生乃促兩妹及夫人奉母親自南京回鄉,臨別向母親說:「兒未嘗為官吏,亦不隸任何政黨,唯兒上承父志,必以發揚中華文教為歸,今世亂方亟,以後行無定所,今有妹等侍養,望勿以兒為念。」當時陳太夫人答:「汝必欲與中華文教共存亡,則亦任汝之所之矣。」(《年譜》,《全集》卷二十九,頁七○)不說其他,只此一例,已足見陳太夫人對兒子之了解。
[10] 這個世界在唐先生心靈九境的哲學中有其一定層位的存在性,主要在前三境的客觀境界中的存在。
[11] 〈母喪雜記續記〉,《全集》卷三之四,頁81。
[12] 《年譜》,《全集》卷二十九,頁169,及頁83。
[13] 〈母喪雜記〉,《全集》卷三之四,頁68。
[14]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頁668。
[15] 同上,頁660。
[16] 同上,《全集》,卷三十,頁661。
[17] 《年譜》,《全集》卷二十九,頁155;〈母喪雜記〉,《全集》卷三之四,頁69。
[18]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頁662;唐慈幼,〈對我哥哥的一些回憶〉,《全集》卷三十,頁673-674,675。又如1940年10月19日致愛人謝廷光女士信中謂:「但是經我不斷的努力,我弟妹們的學業快要完成,明年四妹畢業,五弟也將在專科畢業,我打算以後再使五弟讀二年書,因為在抗戰期讀不了多少書,明年畢業後讓他作二年事,只六妹尚在中學。我家中和我私人的債已還完了。」(《致廷光書》,《全集》卷廿五,頁160)
[19] 同上,頁662,676。
[20] 李璜,〈我所認識的唐君毅先生----其家教與其信行〉,《全集》,卷三十,頁16。
[21]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361,卷三十,頁381。
[22]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9。
[23] 《全集》,卷三十,頁16。
[24] 《書簡》,《全集》頁29-33。
[25]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218。
[26] 方東美先生喜新實在論,唐先生大學時雖受其影響,但很快便轉向唯心論。方先生稱道尼采,唐先生不喜尼采,對尼采批評不少。(見〈有關方東美先生之著述二三事〉,《全集》卷十,頁674。)
[27] 同上,頁218;《全集》,卷十,頁673-675。
[28] 王煜,〈唐君毅先生對香港大學與我的影響〉,《全集》卷三十,頁429。
[29] 〈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習哲學的經過〉,《全集》卷九,頁381。
[30] 〈憶先夫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三十,頁604-605;又見〈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經過〉,《全集》,卷九,頁381-382。
[31] 可參考《全集》,卷三十,頁659,卷廿九,頁42,卷三十,頁205。
[32] 劉雨濤,〈懷念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先生二、三事〉,《全集》卷三十,頁206-207。
[33] 熊先生致唐先生的二十多封信件,唐師母仍保存良好。《全集》卷廿六,《書簡》中未有錄唐先生致熊先生之信函,大概是因熊先生過世後,唐先生致他的信函未能保存下來。
[34] 周輔成,〈記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頁83。
[35] 《全集》,卷六,頁87。
[36] 〈日本學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談話〉,《全集》,卷三十,頁93。
[37] 唐先生常常反省而見自己之不足,如:
「吾年來亦日益感吾平日之為文論學,不能如吾父之直心而發,而喜繁辭廣說;正多不免隨順世俗所尚之鄉愿之習。」(〈孟子大義重刊記及先父行述〉,《全集》卷廿九,《先人著述》,頁20)
「顧吾為學,偏尚知解。」(〈編後記〉,同上,頁224)
「彼〔按:指胡蘭成〕在港時所向弟言,頗使弟自反平日太向抽象處用心之偏。」(《全集》卷廿六,《書簡》,頁69)
[38] 《全集》,卷三十,頁667。
[39] 〈記重慶聯中幾個少年朋友〉,《全集》卷八,頁462-467。
[40] 周輔成,〈記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頁78-81。

[41] 同上,頁82。
[42] 賴高翔,〈憶唐君毅教授〉,《全集》,卷三十,頁121。
[43]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64;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頁665。
[44] 《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頁657-658。
[45] 李璜,〈我所認識的唐君毅先生----其家教與其信行〉,《全集》,卷三十,頁15-16。
[46] 殷海光先生1967年10月23 日致唐君毅先生函,函中殷先生謝唐先生教函關問候,該函為唐師母所保存。
[47] 〈日本學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談話〉,《全集》,卷三十,頁115-116。
[48] 唐先生過世後一兩年,筆者與岑詠芳在暑期的一段時間,曾應唐師母之請,為唐先生的書編碼。
[49] 李武功,〈在愛和希望中的安息〉,《全集》,卷三十,頁474。
[50] 釋曉雲,〈一代哲人,已成終古--敬掉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三十,頁132。
[51]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234;卷三十,頁493-494。
[52] 同上。洪鍔,〈永遠懷念唐故所長〉,《全集》,卷三十,頁493。
[53] 《全集》,卷二十九,頁109;卷三十,頁471。
[54] 新亞研究所的留學生,最多是來自日本。其他國籍甚少。
[55] 《全集》,卷三十,頁101。
[56] 雷金好,〈悼唐君毅老師〉,《全集》,卷三十,頁455-456。
[57] 翟志成,〈恩重如山,粉身難報----哭君毅師〉,《全集》,卷三十,頁509。
[58] 《全集》,卷三十,頁471。
[59] 《全集》,卷三十,頁463-465。
[60] 唐端正,〈永恆的悼念----敬悼君毅師〉,《全集》,卷三十,頁319-320。
[61] 《年譜》,《全集》卷二十九,頁208-209。
[62]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153-154;卷三之四,頁
[63] De.Bary Edit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iy Press, 1975。原文是,"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ANG CHUN-I in recognition of a lifetime devoted to Neo-Confucian studies and in appreciation of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mind and spirit which he brought to our collaborative work.";杜維明,〈一陽來復的儒學----為紀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全集》,卷三十,頁297。
[64] 同上,頁295-297。
[65] 〈記慶聯中幾個少年朋友〉。
[66] 牟宗三,《五十自述》,頁100。
[67]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56。
[68] 同上,頁42。
[69] 唐師母尚存有韓裕文致唐先生函二十四封。
[70] 《全集》,卷二十六,頁69。
[71] 唐師母也保留了胡蘭成寫給唐先生的信幾十封。
[72] 《全集》,卷二十九,頁235。
[73] 同上,頁240;《全集》,卷三十,頁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