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命垂範

第四章 文化理想與實踐理想之艱難路      劉國強

(一)文化理想

唐君毅先生十四、五歲即有希聖希賢之志,青少年的時候已相當自負,他嘗自反省謂:「決不甘於為一普通人,這從我十六七年來之日記可見。」[1] ,在學問上是要博覽群書,要建立思想大系統,然後推動文化教育事業,重建中華文化,對民族對人類作出貢獻。唐先生的人生理想,基本上是儒家傳統中的內聖外王的理想。
在二十歲那年生日,唐先生曾作一詞,其中有謂,
……但志多思廣,心存萬象,重新文化,捨我其誰?使身長健病魔不繞,轉思潮何足道哉!君休笑,我葫蘆中藥,你自難猜。[2]
雖然那時唐先生正藉煩惱多病,帶點年輕人的狂妄,但也反映了他的胸懷大志。唐先生尚在戀愛的時候,在寫給戀人謝廷光女士也即後來的唐夫人的信函中,都較其他地方更直接而毫無保留地表白個人所懷抱的志向與理想。唐先生在1940年10月11日給戀人的信中謂,他自認為在三十歲時自己的哲學規模已立,人生觀大體已定,並「志願想在十五年內寫三部大著作,一關於宇宙者、一關於人生者、一關於宗教者,自以為必傳後世。……〔而〕著作寫成後,即辦教育文化事業,或隱居修道。」[3] 大概唐先生是要自己的戀人充份了解自己的理想和未來努力的方向,在相隔八天後的另一信中更清楚的說:
不過我現在已決定了,一切的事都當不問收穫,但問耕耘。只是盡其在我。我現在想關於文化事業一層,如辦書店學校……造成一種文化運動之類,我是無必然之把握,因為賴於外在之條件太多,如果能去作則去作,如時會不合,我便決心專門著我的書。如教書與著書不相悖則教書。如相悖則我在一、二十年後再置備點田產便隱居著書,這便是我上次去你信的意思。[4]
這種有道則見於文教事業,無道則隱,與孔子有道則兼善天下,無道則乘桴浮於海之心境可謂相通。唐君毅先生這種求實踐文化理想之心,是源自對民族人類的責任感,是源自對人類的普遍之愛。[5]
  如果因唐先生並沒有像他那時代很多的知識份子青年人那樣,直接參與革命或社會改革運動,而批評他的文化理想是空想的或抽象的或只在書房媃p牛角尖式的,措其不能拯救危難的中國,沒有效果,這種功效議的批評是淺薄的。雖然很多時候,唐先生也想著像甘地一樣犧牲個人一切幸福,參與直接的行動以改革政治與社會,但他知道自己的長處在思想,因此便決定以文化教育的努力,以促進社會,表達對於民族人類的愛。[6] 的確,唐先生的性情是好思想好反省的,而且喜歡追求徹底的無所遺漏的反省,他的好思想反省以至於一種時刻作超越的反省之精神(下文再及),使他的思想及生命追求不達於恆常普遍的義理而不止。
  這種追求恆常普遍的生命情調,在唐先生青少年時代已經顯現。唐先生十七歲時,中學畢業,離重慶到北平讀書,父親送他上船,與父親一起睡在船艙上,到天亮船開了,父親要離開,唐先生當時有一種離別之情,很悲哀,然忽然間念及古往今來無數人間之父子兄弟夫婦,皆同有些離別之情,而生大感動。同年,唐先生在當時的北平讀書,一夜至當時的一大學廣場中,看一關於孫中山先生未逝世前的電影。當時繁星滿天,唐先生由電影而引發想到的,是人間中的志士仁人,如孫中山先生的所為,在廣宇悠宙中,像滄海一粟。但為什麼這些志士仁人,必鞠躬盡瘁以為之?[7] 唐先生不單止反省到時代與國難,更反省到人間一切志士仁人的仁心,在宇宙中有什麼意義,他像過往大儒一樣,在義理紛亂閉塞的時代,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要建立人間的大信。不建立人間之大信,中國亦可以不成中國,一切志士仁人的生命之鞠躬盡瘁亦可無意義與莊嚴。
唐先生要追求徹底的無所遺漏的反省,於是當時代的各種思潮都在他生命中產生激盪與矛盾,他的生命成為了不同思想的戰場,但唐先生始終對矛盾激盪有所不安,既要同情了解各種思想,也要使各種思想有路相通;念茲在茲,一直用心不懈。
  但唐先生並沒有說自己的文化理想是絕對唯一的人生目標與理想,要一切人跟從。唐先生嘗言,「人生在世,求所以自盡及報國之道亦多端。」[8] 唐先生的文化理想,正正是要通過文化教育,使所世有人皆能培養出能體驗各種價值的廣闊心胸,不要執一而廢百,這樣人類社會才能致太平與悠久。唐君毅先生的文化理想固不能窮盡人生一切有價值之理想,然而一切真有理想的人,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是應該多少了解唐先生的文化理想的,不要只浮泛的看唐先生一生似沒有轟烈之行為,也尚未有產生很大的社會效果,便輕卒予以否定。
  唐君毅先生在三十歲寫《人生之體驗》一書前後,已經過了大量的閱讀、時代的激盪、生命性情的切實體驗,與及困心衡慮的思索已達到有所信仰,思想方向已基本確立,而這可信可確立者並不離儒家傳統的性情之教。由此唐先生更肯定中國文化中有堅定不移之價值在。在中國紛亂,世界大戰的時代中,唐先生也並沒有真想著退隱,他越發對中國文教的價值有深切的認識與體會,越發欲以教學著書及支持各種文化教育事業,來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文教的認識與肯定,進而貢獻於人類世界。

(二)念茲在茲

  年輕人有大理想,有要推倒一切豪傑的氣概也不難,難在念茲在茲,躬行實踐,堅持不懈,至者不休。唐先生一生除從事沉重的教學,行政工作與著述外,任何有關發揚中華文教之活動,縱使是學生團體辦的,只要時間容許,他都親身參加,或多方給予鼓勵,表示支持。
  說唐先生為發揚中華文化念茲在茲,決不是一句普通的公式化的恭維說話,而是寫實的。唐先生把傳揚中華文化,孔子之教時刻繫念於心。如1969年,共軍南下,南京危急,唐先生促兩妹及妻奉母還鄉,臨離別時告母曰:
兒未嘗為官吏,亦不隸政黨,唯兒上承父志,必以發揚中華文教為歸。[9]
在1954年4月29日致徐佛觀(即徐復觀)先生之函堙A唐先生謂:
吾人對中國文化歷史,亦當好而知其惡,並兼從歷史的根源上,作疏導工夫,方可照顧到未來與現在。……此時所需者,乃以孝子慈孫之心,保存若祖若宗之德澤,兼補其所未備,而要以出之以肫懇真切之言為重。[10]
  1959年11月5日,唐先生在致函張君勱先生,請他來新亞講學,即動之以保留文化種子之熱切。唐先生寫道:
總之私意當前吾人所能致力者乃主要在學術,現在新亞略具基礎,能聚集若干大體上志同道合之人,及若干書籍,共同講學,當可為後代留下若干種子。[11]
  1962年,與謝幼偉、牟宗三、王道及程兆熊諸先生,監於中國儒學的衰落,擬共發起一東方人文學會。目的是要以講學接近青年人,並與國上研究儒學之學者通聲氣,重刊絕版的儒學書藉。在6月16日致函在美國的陳榮捷先生,希望他在美支持,共到名發起,也說到:
只希望能由講學以多有一些下一代之青年同有志於儒學之復興之事業,暫不求一時之張揚,而求如細水之長流。[12]
又於1971年,去函陳榮捷先生,盼他能請假一年,往星架坡大學作東方哲學教授,訪問一年,亦見唐先生對保留中國文化學術種子之熱切。信中唐先生寫道:
吾人唯望中國文化學術之種子能多散佈幾個地方,亦算吾人對先哲之一交。代如吾兄能回東方任教一時期,其意義亦甚重。[13]
事實上,七十年代初,筆者還在大學時,唐先生對我們學生也不只一次說過:大陸現在不講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暫時不受重視不要緊,但只要保留涓滴,細水長流,中國文化總有復興的希望。
在母喪後,因感趙冰、錢賓四、沈燕謀、趙鶴琴等長輩,在致輓聯花圈時亦以伯母稱呼自己母親,以稱呼之微,而可見聖賢之教,使叔伯姑侄兄弟姊妹之倫,通於四海,而使天下人可以屬一家之親,由此更見華夏文教之價值,遂向母禱告云:
然今日回運如斯,教化安托?願以微驅與邦人君子共興華夏,以此人倫之教,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敬懷心願,以告吾母。[14]
又告云:
願本斯心,與師友相切勵,以共繼斯文,則今後華夏光明,誠當永在。[15]
1964年5月24日致函當時在台灣的牟宗三先生,盼在台灣能為中華文化樹立一方向,而香港為殖民地,人們對中華文教主義幾毫無所感云:
弟甚望台灣諸友能在此切身所感處由此以淬厲甚志,樹立一方向,則海外之人亦更有所嚮往。弟在此十餘年來屢屢言及此類主義,而聽者幾毫無所感。弟對此最為寒心。蓋無此文教失之痛,則其可以探文教之原者皆抽象而無生命,其智慧之原亦終不得開。唯弟後亦逐步了解此間原為殖民地,原非中華文教弘化之區。人本未嘗生活於中國之鄉土,受中華文教之陶養,故不能怪人之無感![16]
所謂「不能怪人之無感」,是唐先生縱使在失望之餘,仁者之心懷,自己雖亟亟於弘揚自家之文化價值,對他人則不過多要求,總是盡量求量解他人,同情他人之處境。
事實上,在其文章中,唐君毅先生求中華文教復興的心願與意志與情懷,都時常直接或間接的流露,可說隨處皆是,以上所引只是一鱗半爪,或亦足以顯示唐先生為中華文教之復興之念茲在茲的一些精神風貌。文章如1958年與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三先生共同發表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欲向西方人指出了解中國文化之正道,中國文化之價值與中國文化可貢獻於世界之處。[17] 又如1961年,在香港《祖國周刊》(35卷第一期)發表的〈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感概中華民族之無所保守,移民他國的中國人,皆以學習他國之文化,歸化他國為榮,雖情有可原,但「風劫之存在於當今,則整個表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中國民族就像「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的大悲劇。」[18]
這些直接談復興中華民族與文教之文章,影響及反響亦相當大。唐先生後又有〈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及〈海外中華兒女之發心〉,對反響作出回應,指出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與學術之自尊自重,自信自守之道,希望中國人之一念自覺,當下發心,而「共負再造中華,使中國人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19] ,「而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人的文化之中國,而世界人士之共努力,則可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一真正的人的世紀。」[20]
唐君毅先生懷著一種宗教的熱誠,以求中國學術文教之復興,進而才能使中國民族真正的站立起來。唐先生認為,中國的復興,必須是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雙是站立的復興,任缺其一,都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21]
唐君毅先生的人生理想,是成聖成賢,是「內聖」,他的「外王」的理想,也就是其文化理想。內聖是外王的基本,所唐先生的成聖成賢的人生理想,便是其文化理想的根本。但文理想----即他的復興中國文化運動,是否成功,也沒有必然把,也要依賴於外在條件,唐先生自己是了解這一點,上文曾引述唐先生致戀人的信中已說明自己立意「當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在1956年9月17日致徐復觀先生的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態度。唐先生說,
今日之事,戰和皆難,人類之有毀,國家之興之,皆在不可知之數。唯進德修業,出心之所不容已。其餘唯有俟命矣。[22]
但文化理想是不是太抽象玄遠,而逃避了對中國當前的危機的責任,致沒有實際參與時代的革命與社會改革運動。
這樣看唐先生,固是對唐先生缺乏了解,也不一定真能解決中國的時代問題。在唐先生看來,當代中國的問題,世界的問題,基本上是一文化的問題,是中西文化的衝突問題,唐先生要人先從觀念上認識這一點,才能把握問題的結徵,則中國的問題才較易解決。
縱然唐先生本著儒者「修身以俟命」的態度,欲從文化的本源上解決時代問題,唐先生一方面非常關心中國的實際問題,一方面躬行實踐,始終不渝,求實現他的文化理想。
青少年時代的唐君毅,是較內向沉默的,然而他對當時的時代是十分關心的。二十年代的重要報刊,如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新青年》、《嚮導》、《創造週報》等期刊,唐先生當時都保留貯存起來,[23] 應該可以推論說,唐先生年青時是勤於讀報,十分關心時代的。在對日抗戰期間,唐先生與一些老一輩的人創辦〈重光月刊〉,出錢出力,鼓吹抗戰。[24] 1943年,唐先生得一位江津縣的愛國商人出錢負擔,唐先生約了幾位朋友,共同發起《理想與文化》期刊,並為第一期寫發刊詞。[25]
1973、74年間,中國大陸「批林批孔」,73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趙紀彬著「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香港《大公報》於十月間連載,唐先生為維持孔子,無懼大陸批孔之瘋熾烈,先後寫〈孔子誅少正卯傳說之形成〉、〈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重辯〉兩文,加以辨正,指出此說是法家之徒所偽作。[26] 在唐先生逝世前一天,即1978年2月1日,報載大陸載批評孔子誅少正卯事,已有翻案文章,而且為孔子辯護的理由,與唐先生〈孔子誅少正卯傳說〉一文中所持理由相似,認為中共在文化的觀點上可能有新的轉機,唐先生對此感到欣喜,並把自己的道作,檢出兩套,分別寄贈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並附函說明作者原是北大、南大(原中央大學)的學生,已離校數十年,並無寸進,愧對母校,特將道入作數冊贈母校。[27]
唐先生看到台灣政局安定,經濟繁榮,便常說:「其實中國社會不必清算鬥爭,也可致國家於富強。」[28] 聞大陸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也而有喜色地說:「只要政治安定,科學是容易趕上人家的。」[29] 聽到兩岸政治黑暗便興嗟嘆。國民黨逮捕雷震先生,唐先生等亦認為「台灣捕雷震事,以法律言之,謂為通



 

註:

[1] 《致廷光書》,《全集》卷廿五,頁145。唐先生十五歲開始寫日記,至三十歲前「幾日日有所思,亦日日有所記」,惜在中日戰爭時,存於鄉間友人處;及共產黨清算地主,友人遭其殃而盡毀。(《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後序」,《全集》卷 ,頁 )
[2] 同上,頁144。
[3] 同上,頁144。
[4] 同上,頁162-163。
[5] 同上,頁144-145,159。
[6] 同上,頁159。
[7] 〈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全集》,卷九,頁337;〈後序〉《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全集》卷廿四,頁467。
[8] 1952年致梁漱溟先生函,《全集》卷廿六,頁17。
[9] 〈母喪雜記〉,《全集》卷三之四,頁67。
[10] 《全集》,卷廿六,頁22。
[11] 《全集》,卷廿六,頁22。
[12] 《全集》,卷廿六,頁46-47。
[13] 1971年致陳榮捷先生信,日期未詳,《全集》,卷廿六,頁55。
[14] 〈母喪雜記〉,《全集》,卷三之四,頁67。
[15] 同上,頁64。
[16] 同上,頁182。
[18] 《全集》卷七,頁12。
[19] 同上,頁68。
[20] 同上,頁74。
[21]
[22] 《全集》卷廿六,頁106。
[23] 周輔成,〈記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頁78。
[24]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35;《全集》,卷三十,頁81。
[25] 《全集》卷廿九,頁53;卷三十,頁82-83。
[26] 《年譜》,《全集》,卷廿九,頁192-194。
[27] 《全集》,卷三十,頁376;《年譜》,《全集》,卷廿九,233。
[28] 同上,卷廿九,頁233。
[29] 同上,頁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