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命垂范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事略         刘国强

(一)家世

 唐君毅先生,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农历戊申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柏溪镇周坝村的老家;1978年2月2日(农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香港九龙浸会医院。依旧历计算,享年七十岁[1];若依新历计算,则享年六十九岁。
  唐先生讳君毅,学名毅伯。先世为广东五华客家人士。客家人本居中原,在中国历代战乱中先后五次往南大迁徙。[2]客家人流徙客居他方,常以刻苦耐劳,生活简单俭朴见称。清代初年,四川因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土满人稀,甚至到康熙十年(1671),仍然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3]故清初康干时期,治蜀都重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安民为先,清廷下谕各地农民,入川开垦。客家农民得此机会,也跟着两湖的农民,走上川去。由此亦可推知客家人入川的背景。[4]唐先生的七世祖大概在这个时期因广东岁荒迁徙到四川宜宾,据说七世祖到四川后已成了孤儿,初为制糖店佣工,勤俭起家,开始作糖业生意,生意极好,糖由宜宾一直运出三峡,不料后来糖船翻江。[5]便在金沙江畔,即今宜宾县普安乡周坝村的地方购地业农,建家定居起来,遂为四川宜宾人。先祖勤俭积蓄,到四世祖时,已有田五六百亩。曾祖父东山公仁厚谦让,好读书而知识广。[6]祖父树寅公,性情忠厚,读书聪明,年二十病热而暴卒。父亲迪风公,是遗腹生的独子,名烺,初字铁风,后改为迪风,生于1886年(清光绪二年丙夏五月十七日)。十七岁正式入学,年十八应童子试,是清代末科秀才。性情刚直不阿。民国成立,迪风公年二十六,为《国民公报》主笔,主持正论,不为不义屈,不为权势移,对当时党人文士之趋炎附势,表示愤慨,曾作诗句加以讽评:“武士头颅文士笔,竞纷纷化作侯门狗。”迪风公青年时并不喜儒学,曾出题命学生历举孔子之失。1920年(民国九年),年三十五,因感母亲之逝世,才契于圣贤之书,归宗儒学。年三十九曾从学于欧阳竟无先生,但仍表示不愿学佛,愿学儒,被推为蜀中学问之正。迪风公没有其他嗜好,唯喜爱买书读书,曾尝言:“书是时时要读的,而饭是有时可以不吃的。”[7]于蜀中从事教育十五年,先后任教于省立中学、省立师范,及华西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后更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书院,被推为院长。李璜先生回忆谓:“迪风诸友闭门讲学,一以端本为务,弦歌之声不绝,我亦被邀讲演,感到一室肃然。”[8]1931年(民国二十年),因染时疫病逝于乡,终年四十五岁。著作多种,皆毁于内乱,传世的只有《孟子大义》一书。
  唐先生的母亲陈太夫人,名大任,字卓仙。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月十二日)生于宜宾县窦坝村,先祖也是广东客家人。曾就读于其父陈勉之公任教的成都淑行女校。从小即甚有主见,不随顺习俗。十八岁与迪风公结婚,婚后除任教于师范数年外,皆尽瘁于养育儿女。迪风公与陈太夫人情意相投,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也是一样,都是直情迳行,不顾人的毁誉的。[9]唐家到迪风公一代,家境已很贫穷,从陈太夫人的“除夕戏作”可见一斑,其云:“今年更比去年穷,零米升升过一冬。搜箧已无衣可典,御寒尚有酒盈盅。布衾如铁知宵永,窗牖来风待晓融。又是一回逢岁暮,依然羁旅客江东。”[10]虽然家贫,迪风公买书,陈太夫人也不忍拂其意,从不曾加以干涉。陈太夫人品性淑德贤慧,甘于清苦,平时教子甚严,欧阳竟无先生比于孟母。迪风公逝世时,也不忍卖其宝爱之书,宁借贷以办理丧事。1964年病逝苏州旅寓,享年七十七。着有《思复堂遗诗》,用笔真朴,感情纯挚。
  唐迪风公与陈太夫人,生有二子四女。长子君毅,二女至中,三女德叔,早逝,四女恂季,五子慈幼,六女宁孺。

(二)生平事略

  唐君毅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未及两岁学识字,十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寄宿校中。1921年,十二岁,考入重庆联合中学,成绩优异。十五岁开始写日记,立志向学,有希圣希贤之志。是时迪风公及陈太夫人均在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任教,有介绍该校女生刘志觉女士与唐先生婚配。唐先生初时不愿意,后来经父母劝说,仍同意订婚。两人通信数年,但因思想不同,便告分手,于1928年初解除婚约。
  唐先生于十七岁毕业于重庆联中,然后赴北平升学,先入中俄大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平肄业一年半后,便到南京转读东南大学哲学系,副修文学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与北大、清华同为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1929年暑假后,唐先生回成都休学一年,当时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教务长,聘唐先生及他的好友游鸿儒在川大教课两小时,唐先生教授西洋哲学史。当时唐先生仅上过两年大学,学生中也有年过三十的,然而唐先生讲课,毫无愧色。唐先生在川大执教了半年。
  1931年5月,父亲及过继之大伯母相继去世,当时唐先生只有二十二岁半,便要负起全家的一切责任。大伯母生前的医药费,及死后购买衣衾棺木等,使唐先生负债累累,最终只好出售田产,还清欠债,安葬大伯母。父亲丧事,因告贷不成,迟数月才得出殡。[11]
迪风公去世时,唐先生尚未毕业,除了借贷渡日外,幸得迪风公之朋友与学生的关怀与帮忙,才渡过艰难日子。1932年,年二十三,唐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1933年冬,友人许思园赴美国留学,推廌唐先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以代其职。当时月薪只有八十元,其中四分之三便汇返家,只留四分之一自用。唐先生于此时开始在多份杂志月刊发表哲学论文。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军侵华,唐先生返回成都,在成都华西大学,及成都、成公、天府、蜀华等中学任教,每周上课三十二小时,课余与友人创办《重光月刊》,出钱出力,鼓吹抗战。在成都教中学时,唐先生与中央大学同学谢绍安成好友,常相往还,且与其弟斯骏稔熟,并得斯骏介绍其妹谢廷光女士认识,彼此开始通信,情投意合,结果于1943年在重庆与谢廷光女士结婚。1940年,唐先生首与牟宗三先生交,是年十月,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宗白华先生邀他重返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讲师。翌年,创办《理想与文化》期刊。被升为副教授。越三年,即1944年,升任教授,并任系主任,建议增聘许思园及牟宗三二先生。后因人事纠纷,系内要解除牟宗三与许思园二先生之教授职务,结果对朋作道义的支持,唐先生与牟、许二先生于1947年秋季应无锡荣德生先生在太湖之滨新创办之江南大学教授之聘,中央大学不肯放人,几经周折,只允请假一年。同年秋,唐先生把母亲陈太夫人及夫人廷光等家眷均移居无锡,唐先生亦得以事奉母亲经年。
  1945年日本投降,翌年,国共全面开战,时局紧张,1948 年冬,共军南下,直逼长江,中央大学宣告停课。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时局更见紧张,适因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先生约唐先生与钱宾四先生赴穗讲学,乃于四月与钱先生同赴粤。[12] 当时因避乱在穗的还有熊十力、谢扶雅、陈荣捷诸先生,唐先生因谢扶雅先生的介绍,始认识了陈荣捷先生。由于时局不安,唐先生复与钱先生于六月十七日夜乘船抵港,后与钱宾四、张丕介、崔书琴、谢幼伟、程兆熊、刘尚一诸先生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钱先生为院长。初时,夜学院只租赁九龙佐敦道伟晴街之华南中学内三间教室上课。翌年二月,得到王岳峰先生经济上的支持,亚洲文商夜学院改组为新亚书院,在九龙深水 步桂林街61、63、65号租用了三、四楼,作为校舍。五十年代中,新亚书院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雅礼协会”的捐助,在九龙土瓜湾农圃道建了永久校舍。新亚书院由此而初具规模,稳步发展。新亚书院成立后,唐君毅先生一直受聘为教授,并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及新亚教务长等职。
  1956年8月,唐先生首次赴台访问,除访问了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外,还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孔庙、台湾大学、师范大学、东海大学等重要大学,曾会见了一些政界学术界的重要及知名人仕,包括当时的蒋介石总统、陈诚副总统、蒋经国、张其昀、孔德成、雷震、方东美、刘泗英、沈刚伯、夏济安、印顺法师、殷海光等诸先生。1957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首次出国作考察访问,由二月十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遍游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地。在日本,唐先生访问了京都大学、亚细亚大学,明治时代的孔庙,奈良博物馆和一些神宫和寺庙,会见过西田派哲学的小松、京都大学的西谷启治和安岗正笃诸先生。在美国,访问了著名大学,包括普林斯顿(Princeton)、耶鲁(Yale)、哈佛(Harvard)、哥伦比亚(Columbia)、芝加哥(Chicago)、加州(California)、史丹福(Standford)等二十所大学及学院。曾会见的著名学者包括张君劢、陈荣捷、萧公权、胡适之、William E Hocking,Bland Blanshard, Charles Moore, Hook, Susuki, Lessing, Creel等诸先生。在欧洲,遍游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庞比、梵帝冈、雅典等地。
  1958年,唐先生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之宣言,此文化宣言已成为新儒家的一篇重要文献。1962年8月,东方人文学会正式成立,唐先生出任会长,会员除牟宗三先生外,尚有谢幼伟、程兆熊、王道及新亚书院与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
  英国的殖民地,过去都只成立一所大学,作为殖民地最高学府,以培养土生的殖民地官僚,帮助英国人的管治。在五十年代末,由于香港社会的要求及压力,香港政府被逼研究成立第二所大学,终于在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成为基本成员书院。唐君毅先生受聘为中大哲学系讲座教授兼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1964年,母亲陈太夫人病逝苏州,唐先生悲痛万分。1966年3月,左眼视网膜脱离,赴美医治无效,十二月赴日本京都治眼疾,在京都居住八月之久。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初,体制上是联邦制,各成员书院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各自的财政、行政及教学、收生、聘任教职员的独立权责,然而中文大学当局的办学精神与新亚相违,并于1974年成立“教育方针与大学组织工作小组”,研究中文大学改制,建议把财政、行政、收生、聘任等权集中大学本部,联邦制名存实亡。唐先生与新亚书院董事会极力反对无效,立法局强行通过中文大学改制法案,新亚书院董事们愤慨香港政府背弃中文大学成立时维持联邦体制的承诺,九位董事集体辞职,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以表示反对的立场。九位董事,除唐先生外,尚有李祖法、钱宾四、沈亦珍、吴俊升、徐季良、刘汉栋、任国荣、郭正达诸先生。同年秋天,唐先生自香中文大学退休,便专心办理新亚研究所。1975年4月应聘台湾大学任哲学系客座教授,在台讲学八个月,于1976年1月自台返港,同年8月,知道患上肺癌,决定赴台动手术,手术后经休养回港,仍讲课不辍。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感身体不适,再入医院检查,终证实癌细胞已扩散。1978年2月2日凌晨,哮喘大作,急送浸会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六十九岁。葬于台北观音山朝阳墓园。

 

注:

[1] 若以旧历计算,一出生即为一岁,唐先生出生后第六天便是新年,便是两岁。
[2]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3-34。
[3]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转引自胡汉生《四川近代史事三考》,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页1。
[4] 同注[2],页29-30。
[5] 此处根据唐先生《怀乡记》中所记。
[6] 唐先生二妹至中在《从太公到哥哥》一文中谓:“太公知广,好读书,藏书多,他有两句家训:‘人不读书便愚蠢;书要读,官可以不做。’”(见《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香港:法住学会,1990,224)唐先生在《怀乡记》中则谓:“我祖父一代方开始读书。”(见《全集》卷五,页597)唐君毅先生与唐至中之言看似矛盾,然唐至中对太公事迹之叙述,条理分明亦相当可信。笔者以为唐先生谓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是指才有机会正式入塾读书,唐先生在《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中亦言“吾祖树寅公,始就塾读书”(《唐君毅全集》〔下文简称《全集》〕卷二十九之三,页15),意即才开始“入塾”读书,而谓才开始读书。东山太公的读书是自己读书,所以藏书多,也因此必使他的儿子(唐先生的祖父)一到适龄即入塾正式读书。而东山公之父亲便不一定有要儿子入塾读书的要求。唐先生在《怀乡记》中亦述:“父亲十七岁,便入了学。”而唐至中在《从太公到哥哥》中也记其父两岁学识字,九岁《四书》、《五经》十二岁读《庄子》,所以读书与“入学”是有分别的,这样了解唐先生与唐至中所说才没有矛盾。
[7]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37。
[8] 李璜,《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见冯实群编,《唐君毅先生纪念集》,台北:学生书局,民国六十八(1979年),页142;《全集》,卷三十,页13。
[9]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27。
[10] 《思复堂遗诗》,《全集》,卷二十九之三,页138-139。
[11] 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年谱》(以下一律简称《年谱》)谓迪风公“直至阴历七月十六日始出殡”(《全集》卷廿九,页28)。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则谓:“直至十月才得出殡。”虽一为阴历,但两者仍不一致。故只能确定数月后才出殡。唐君毅先生1939年6月致当时的恋人谢廷光女士的信中说,“……家中现状很窘。而父亲八年未正式安葬,已定暑假葬。”(《全集》卷 )
[12] 唐师母曾多次向笔者说及,如没有王淑陶的邀请,钱先生、唐先生也不一定能来香港,香港的文化教育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