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命垂范

第二章 性情的孕育            刘国强

(一)乡土

“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这是迪风公写在唐先生老家门上的一对对联,十分写实。[1] 唐君毅先生的老家,现今尚保存完好,几幢四合院式屋舍,灰白的墙,黑墨的瓦顶,没有雕琢的楝梁,坚固朴实,整个屋舍坐南朝北,屋后是颇硕大的“鹞子山”,屋前一片田野,向着金沙江倾接。推开大门可遥望江水、屋子就离金沙江只数十丈,对江正北方高耸的“千佛岩”、“少峨山”,草树茂密,东北角可远眺金沙江岷江与长江三江交汇的宜宾城。宜宾地区多雨,金沙江湍流滔滔,水声汩汩,江对岸绵亘的山,山色莽苍。昔日唐君毅先生就是出生在四川宜宾县普安乡周坝的这个山川灵秀,朴实无华的传统四合院式老家。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看来并未骚扰到这里的静谧,她仍然远离东面柏溪镇和东北面宜宾市城区的纷杂与喧闹,可以使人想像得到唐先生在这里生活时四周的宁静与超逸。
  虽然在唐先生一生中,真正住在宜宾这个老家的时间并不长,半岁时,已随父母住在成都,一生中只回老家住过几次,合起来不过三、四年的时间。[2] 大概每回住在老家,家乡的山水,四周的宁静和超逸,足以使他有所感发。

  人类灵魂最高的幸福,是他的宁静。
  在宁静中,你的思想情绪,在他自身安住。
  在宁静中,你的性灵生活,在默默生息。
  在宁静中,你的精神,在潜移默运,继续充实他自己。
  ……

这是唐先生在三十岁前后所写的, [3]大概家乡的山水已静静地涵育着一个不世出的大心灵。
  宜宾位于金沙江、岷江和长江汇流之处,据《宜宾县志》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宜宾就有僰、僚等民族聚居,由于水陆交通方便,是通往云南贵州的要道,宜宾得以开化甚早,民风淳厚,知礼而好义成了宜宾社会的显著特征。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地理风俗记》曰:“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僰人为宜宾留下了仁爱礼义的古朴民风。 由于位于交流要道,各地民风文化也在宜宾交流融汇,诗人墨客如杜甫、黄庭坚、苏轼、陆游亦先后到此。[4]宜宾位在长江头,有长江第一城之美誉;宜宾人好客,使宾至如归,是甚宜宾客之地也。唐先生个人对人待客之道,或可以说是有受于宜宾的民风,宜宾有唐君毅,更见宜宾之宜宾也。
  宜宾北接蜀中,蜀为富饶之盆地,农业一向发达,被誉为“天府之国”,奇山胜水,如有峨眉山之秀,长江三峡之壮丽,剑门关之险,青城山之幽等等,不胜枚举,而且人文荟萃,历代人物辈出,如司马相如,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如诸葛卧龙,皆为人所乐道。今日的宜宾人川人仍像传统的中国人一样,以咱家的山川灵秀人文风貌能孕育贤哲英杰为傲。[5] 唐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大部份时间都在蜀的首府成都及重庆渡过,尤其是在成都。大自然的山川草木的灵秀与社会的人文风教,能养人之精神,蓄人之气度,潜移默运,孕育大心灵大气魄,看来也不可完全以虚妄迷信视之。唐先生曾自云:
我对中国乡土,与固有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之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6]
  虽然唐先生大半生离乡在外,他对家乡尤其是他的老家是怀着深情的,因为这里一切都是他生命的根本,生命的源头。在〈怀乡记〉里,唐先生说:
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墓上,先父的墓上,祖宗的墓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东去江水,亦就可以满足。[7]
  最高的境界,也是最平凡的心境。孔子“吾与点也”是从另一侧面点出这种最高也是最平凡的心境。在熟悉与平凡中总可以显出趣味与可爱,就像唐先生看冬季的金沙江;“江水几全涸了。江底露出,并无沙。只见一片黑白红赭的石子,互相错杂。远望如一大围棋盘。偶然听见江上渔船歌声,绕湾又不见了。”[8]

(二)家教

  陈太夫人十八岁与迪风公结婚,大约婚后三年便怀有唐君毅先生,据唐先生二妹唐至中所记,陈太夫人在怀有唐先生时,很着重胎教。留意自己的心气和平,特别在存心动念上是用了不少工夫。[9] 中国古代已有重视胎教之传统,《大戴礼记.保傅》篇中即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韩诗外传》中记戴了孟母怀孕孟子时行胎教:“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谓也。”[10] 大抵胎教是合乎科学旳,因为孕妇的情绪是会影响其生理变化,这些变化也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11]
  唐先生未及两岁,母亲陈太夫人即教以识字,并教以火柴排其字形。[12] 有时候陈太夫人自己念,唐先生便用手指,两岁已识字几百了。[13] 唐先生幼年读书,皆由母教。母亲知道儿子早慧,却担心儿子常受亲友称赞而骄傲,因此教儿甚严,绝不当面称赞唐先生。一次唐先生的袓母在家乡请人为唐先生做了一件皮背心,母亲也不与穿,使唐先生在家中没有一点特殊待遇。陈太夫人也留意避免受到环境的坏影响。在唐先生年幼时,一次,家中曾请了一个帮助家务的李嫂,十分能干,但常骂人,说粗话,陈太夫人屡次告诫无效,怕子女受影响,只得把她开除。[14] 陈太夫人要唐先生任天而动,自然发展,不愿替他凿窍,而且时常以“锅盖揭早了,饭便烧不熟了”告诫,所以唐先生也不知自己天资之高,没有一点骄气。[15] 的确,若无浑钝中的朴厚、天资纵高,骄生浮荡,便成不了大气候。唐先生幼小时候却“憨态孜孜”,天机未泄,到了老年,仍十分难得的保持着一份纯粹、童真和理想主义的情怀,以至俗世者讥为天真愚笨。唐先生的确缺少了现实世界周遭最容易发现的世俗聪明。陈太夫人之教育居功不少。
  唐先生六岁时,父亲迪风公教以《老子》;由于迪风公最佩服章太炎,在唐先生七岁时,迪风公便要唐先生读章太炎编的白话文教育经,内容有文字学与诸子学。十岁前,迪风公又教读唐诗,《司空图诗品》,背诵《说文解字》。唐先生后来说:“我几岁时,阿爸教我背《说文》,这同读字典一样的枯燥无味,小孩子实在不应读这类书。”[16] 然而迪风公也时常讲故事,尤其是好人的故事。唐先生十二岁半前,大部分时间住在成都锦江街。成都为人文荟萃之地,历史古迹尤多,有诸葛武侯祠、杜甫草堂、薛涛井、望江楼、昭觉寺、二仙庵、青羊宫、文庙、关岳庙。迪风公时常带唐先生游览这些历史古迹,每次向他讲述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讲解对联碑碣的意思,并要唐先生向历史人物之像前行礼。这种教育,使唐先生自少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解与尊重,唐先生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实植根于此。[17]
  迪风公在母亲卢氏逝世后,因感恸而归宗儒家,翌年(1921,唐先生13岁),任教重庆联中,以孔、孟、老、庄之文为教材。大概迪风公在母逝前并无着意要唐先生诵读儒书,惟此后则较多讲儒学,1922年,唐先生十四岁,迪风公购孙夏峰《理学宗传》一书,供唐先生自学。[18] 又尝为唐先生诵“孟子去齐”一段,使唐先生深为感动,至于涕泣。[19] 从文献所见,唐迪风公与陈太夫人,在教育子女时,并不过于权威与高压,唐先生年少时,颇受时代风气影响,常少年气盛,并无传统观念,[20] 夫妇两人多以劝解出之。

(三)受学名师与大时代的激荡

  唐君毅先生初知学问,皆由父母之教。[21] 十一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学校教国文的萧中仑先生,即以庄子《逍遥游》与《养生主》为教材,使唐先生产生很大兴趣,为日后学哲学的渊源。[22] 十三岁在重庆联合中学读书时,当时的名师有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彭、蒙、杨皆出于清末经师廖平所办的成都国学院。联中的礼堂上还有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神位。到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亦遇名师如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诸先生。后转南京中央大学,熊十力、汤用彤两先生亦由北京大学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短期讲学,除此之外,中央大学尚有方东美、李澄刚、宗白华诸先生,皆一时之选的著名学者。
  唐迪风公于母逝世后四年,往支那内学院受教于欧阳竟无先生,唐先生亦时有在侍,得以亲炙欧阳先生。到迪风公过世后,唐先生还不时向梁、熊、欧阳、蒙、汤等诸先生问学。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唐先生正值少年时代,1919年,唐先生十一岁。正如周策纵先生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份子首次意识到有必要彻底转化中国的传统文明。”[23] 这是一个变动的大时代,儒教的权威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受到全面的批判,西方的思想受到了推崇。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实在论,无政府主义都被囫囵吞枣地拥抱接受。唐先生十三、四岁时,受新文化运动所影响,便以跪拜为奇耻大辱,回乡上坟祭祀,也不跪拜,直至父亲逝世后,才悟出跪拜是出于人子不容已之情。八叔祖请迪风公把唐先生过继与大伯母,以大伯母无子;唐先生则竭力反对,认为大伯母已有女儿,男女平等,何必自己过继。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其中一项重大和广泛的影响,就是加速了中国旧的家庭制度与观念的崩溃与女权等观念之兴起。然而,这些影响在唐先生的生命中只不过是表面的,更深的影响,却是大时代带来唐先生内在生命的一种激荡与挑战,一种如何重建他幼年少年时代便不知不觉涵泳其中的中华文教的价值,如何化解其内在生命中不容已之深情,与及由四方八面--尤其是自西方涌入的各种新旧思潮与观念间之矛盾与阻隔。所以,在二十岁前后,有一阵子,唐先生的生命是相当矛盾,烦恼是很大的。一方面他对父母的孝与爱,使他最终不愿违逆父母,接受介绍与刘志觉女士配婚,没有自由恋爱;也勉强接受自己过继大伯母的不合理旧风习。另方面,在唐先生三十岁以前,思维方式更多受西方哲学影响,走西方哲学之路,他事事要讲理由,像西方哲学之重论证,故对梁漱溟先生言儒家尚直觉,善恶是非也当凭直觉,不以为然。[24] 可是,唐先生幼年所受的家教与及生命中纯挚的深情,使他更易于契合中华文教中仁教的价值,故自少即有希圣希贤,发扬圣教,舍我其谁之志。唐先生十四岁时,迪风公尝为其诵孟子去齐一段,唐先生深为感动,至于涕泣。唐先生何以感动如此,当是迪风公为他诵至“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5] 唐先生深有所感,以其蕴蓄于心已有舍我其谁之志。唐先生在十五岁生日时,即和泪成诗数首,有云:
  孔子十五志于学,吾今忽忽年相若;
  孔子十七道中庸,吾又何能自菲薄,
  ……
  孔子虽生知,我今良知又何缺?
  圣贤可学在人为,何论天赋优还劣?[26]
又云:
  泰山何崔巍,长江何浩荡,郁郁中华民,
  文化多光芒,非我其谁来,一揭此宝藏。[27]
所以唐先生虽受新文化运动之影响,常读《新青年》、《向导》等期刊。[28] 共产党人萧楚女,浑代英,张闻天1923年在重庆联中演讲,要铲除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遗毒,唐先生却不愿跟潮流,与几位少年朋友吴竹似、陈先元、高介钦、游鸿如、宋继武、映佛法师,结为异姓兄弟,成立克社,以融贯中外古今为宗旨。然而越二年,唐先生等到了北京大学升学,受左倾思想影响更大,唐先生虽不像游鸿如般改为左倾,北京大学既是各种新思潮的中心,他心中产生疑问激荡在所难免。从当时唐先生所写之诗,足以窥见当时因理想与现实之矛盾无法疏解而心境显得失落、不知归止,而致身生多病。从十七、八岁唐先生所写的一些诗句可见其心情一斑。如诗云:
  ……日月随节易,童年背我驰,感事戕我心,
  处世触藩篱,心伤不能复,藩篱焉可越,
  抚膺徒踯躅,临渊羡鲲龙,登高渐鸿鹄,
  有志随流水,此心如槁木,得失乌是计,
  死生犹梦觉,旦暮数十年,何为自束缚,
  不如饮美酒,寄情满樽渌。[29]
  ……吾身何所止?我欲登高山,悬崖高难跻;
  我欲临深池,泉水深无底;我欲御波行,
  狂涛安可驶;我欲坐如痴,荒原谁与椅;
  我欲卧如尸,大地皆冰矣。乾坤莽浩浩,
  容身不吾许,中心怆以摧,俯仰泪如雨……[30]
甚至有“遍体伤痕忍自看”,直是烦恼痛苦重重,而有不欲居人世之念。[31]
然而烦恼即菩提,大概唐先生到三十岁时,已是雨过天清,基本信念确立,于是日后生命更精诚通透,锲而不舍地努力为重建中华文教,为融合古今中外之思想,表现了刚健不息而无私的精神。
  1940年,唐先生三十二岁,时在南京,一次往江津拜访欧阳竟无先生。欧阳先生嘱唐先生到内学院跟他学佛,愿供给一切并给与其首座弟子吕澄先生同等待遇,着其不必再在大学教书。当下唐先生的回答是:“我不只要跟先生学佛,还要学更多学问。”欧阳先生顿感大怒,仍语带悲恻地说:“我七十年来,黄泉道上,独往独来,无非想多有几个同路人。”[32] 这个时候,唐先生虽然深心感动,俯身下拜,但未有改变初衷。1940年唐先生致恋人谢廷光女士的信中即自白说:“……但是我不愿专学他的学问……他〔欧阳竟无先生〕痛骂我一次,乃我平生所未受过之骂,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其他学问我一样的爱,我不能专爱他的学问。”[33]
  同样的,在抗战期间,一次唐先生拜访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对唐先生说:“我老了,我的学问尚无人继承,学生中惟你与宗三可以寄望,今后你不要再到大学教书,就跟我住在一起,钻研学问。”唐先生说:“我不但要跟先生,而且要学更多学问。”熊先生听后十分生气,唐先生乃默然退下。
  在这两件事中,唐先生都不顾二位先生的生气及难过,仍然硬着心肠不愿答应专跟他们的学问,这与唐先生之仁者心怀,常不愿伤人之情,不忍拂人之意,以至他的母亲陈太夫人在致幼女的信中批评唐先生的性格谓:“汝兄太不忍拂人之意,致优柔寡断。”[34]看似相矛盾,但实质是唐先生已对自家生命有十分清楚的目标,唐先生的悲心宏愿,是在那西潮汹涌的大时代里,要认识了解各种思想,要博采众家,要纳百川而归于海,要重新为天地立心,为生立命。


 

注:

[1] 唐先生在《怀乡记》中说“这是写实。”笔者于95年8月到成都参加“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大会安排了与会学者参观唐先生在周坝的故居。
[2] 〈怀乡记〉,《全集》,卷八,页446。
[3] 此见于唐先生《人生之体验》书中之第一部“生活之肯定”。《人生之体验》是唐先生于1939至1943年写成(《人生之体验》重版自序)。唐先生于1940年三十一岁时在《学灯》上发表“生活的肯定”、“心灵的发展”,(见《年谱》,《全集》,卷廿九,页45)故可以推想是唐先生三十岁前后所写。
[4] 谭贤伟,〈唐君毅学术思想与宜宾故土文化〉,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论文。
[5] 在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上,笔者与当地与会学者的文章及谈话感受到。
[6] 〈自序〉,《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全集》,卷七,页6。
[7] 〈怀乡记〉,《全集》,卷八,页453。
[8] 同上,页448。
[9]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36。
[10] 转引自黄济《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传统概述》,刘国强、李瑞全编《道德与公民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1996,页113,114。
[11] 同上,页114。
[12] 唐君毅,《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52。
[13] 同注[20],页236。观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2。
[14] 同注[19],页233-234。
[15]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36-237。
[按:原文“哥哥也不知自己天资聪颖,而有一点骄气。”第二句应为“而没有一点骄气”之误。]及唐至中之另一文〈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3-654。
[16] 唐至中,〈我的哥哥〉。
[17] 唐先生自己说:“他〔迪风公〕对我幼年时的教育,即常是到这些地方去游览时,即为我讲杜甫诸葛亮等人物的事。有时与我解释解释对联及碑碣上的文字。这些教育,细回想起来,其对我之一生之影响实是最大的。我所以对中国文化尚有尊崇之心实植根于此。”(唐君毅,〈中国之祠庙与节日及其教育意义〉,《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卷,《全集》卷 ,页 。)又可参见〈怀乡记〉。
[18] 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全集》,卷廿九之三,页16。
[19] 见〈后序〉,《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全集》卷廿四,页466。唐先生为何如此感动,下文再及。
[20] 如不上坟,无祖宗观念,以家谱为可笑,祭祀不跪拜,视男女平等,不愿过继与无子仍有女的大伯母等等。(见〈怀乡记〉)
[21] 唐先生自己也说:“吾稍知学问,初皆由 吾父母之教。”(〈编后记〉,《先人著述》,《全集》,卷二十九,页224。)又谓:“故吾幼年读书,皆母所教。”《母丧杂记》,《全集》卷廿九,页66。
[22] 唐先生于《怀乡记》中自谓“后来学哲学,亦许正源于此。”
[23]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3.
[24]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15。
[25]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有四段,笔者认为唐先生感动涕泣者,当为此段,其他段看来不应引起如此感动。
[26] 唐端正撰,《年谱》《唐君毅全集》,卷廿九,页11。
[27] 同上,页11。
[28] 据周辅成先生所述,二十年代初他在重庆巴县中学上学,有空常到附近川东师范学校一位朋友陈先元处谈学问,发现他的寝室内堆着全套的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新青年》、《向导》、《创造周报》等期刊。后陈先元告诉他,这些都是联中同学唐毅伯(即唐君毅,毅伯是早年学名)去北京时留存在他那里的。(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页78。)
[29]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0。
[30] 同上,页20。
[31] 二十岁时,一日因烦恼无法自解,去信父母,禀告与刘志觉女士分手事,并述及自己之病况,有不欲久居人世之语。又附十九岁生日照片一张,题诗有云:“遍体伤痕忍自看”。(《年谱》,《全集》卷十九,页22)
[32] 同上,页41;又刘雨涛,〈怀念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先生二、三事〉,《全集》卷三十,页205-206。
[33] 《致廷光书》“第五信”,《全集》卷廿五,页73。
[34]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