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命垂范    

第三章 至情至性         刘国强

  在高呼打倒传统伦常道德的潮流中,在历史文化大变动的大时代里,要重建中华文教,若只逞口舌之争,理论概念之辩,恐怕还是不足够的。唐君毅先生一生的学问是发自生命心灵的不容已之情,他一生至情至性,始终不渝,他的生命直接显发他的学问与思想,在清末民初至新文化运动的近代人物里,能够做到像唐先生般内外合一,躬行实践,没有几个人。

(一)孝亲爱妹弟

  唐先生与父母妹弟感情甚笃。唐先生十分孝顺父母,常不愿拂逆父母之意,免父母难过。十五岁时,虽不愿与他人介绍的刘志觉女士配婚,但在父母再三劝说下,还是与刘订了婚。同样的,把自己过继与大伯母,唐先生极力反对,迪风公夫妇初也不允,但八叔公屡次去信加以责备,唐先生恐父母为难,便勉强应允。[1] 后来陈太夫人对勉强儿子这两件事,颇自引咎,然而唐先生始终没有怨言。[2]
  唐先生为了文化理想,栖栖皇皇,四处奔走,对父母是很想念的。在父母逝世时,唐先生感到如天崩地裂,嚎哭倒下,那种发自自然的真情,要控制也控制不了。1931年,唐先生二十三岁,正在南京读书,因奔过继的大伯母丧,回到宜宾,才知道父亲已去世(大概母亲妹弟怕唐先生受不了,待他回乡后才告知,以免途中出事),唐先生嚎啕大哭,未及走到灵堂,已瘫痪不能走动,哀恸之情,无以复加。[3]
  母亲逝世时,唐先生五十六岁。1964年二月二十七日,唐先生出席友人晚宴,忽接家中电话谓苏州来电报[4] ,唐先生当时即有不祥之预感。及回到家中,见牟宗三先生已在场,二妹至中自苏州来电报谓:“母逝,命勿归。”唐先生频呼,“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唐先生不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唐先生于沙田慈航净苑为母设灵位,居丧九日,与灵位相守。然“大孝终身慕父母,而祭祀之事,无时或已,则七七亦不能限之”[5] ,故居丧后,又于家中设母像位,晨昏定省,上香致祭。[6] 唐先生自己说:“吾每上香,见香气氤氲,顿觉宛然吾母之灵来格。”[7] 这种“祭如在”,与及,“人之精神不会死亡”、“身体之死亡不等于精神之死亡”、“身体是不断消毁中以显现精神”的信念[8] ,都是唐先生所信持的。五四运动以至现代的中国人,尚未吸取到西方的科学精神,但头脑却变得太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人死了,还有什么呢?你能证明给我看吗?这都使现代的中国人对祭祖的意义不甚了了,只以保守视之而可有可无。唐先生对逝去父母亲一方流露真挚不容已之情,一方也不忍见至亲之一往无余,一灭永灭。对唐先生而言,母亲陈太夫人对他的爱,对他的了解[9] ,与及对他的期望,都是至亲切至真实的体验,如何可以相信,母亲躯体一逝,使一灭永灭,所以任何哲学不能安顿人生的这种至情,都是不足的。信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人,会很容易便对唐先生这种态度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主观主义,客观的世界是如何,并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wishful thinking)而改变──“客观世界有客观世界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这对现代人是有很大说服力的,也因此现代人对人的“主观的”(更准确的说,应是“主体的”)情意或性情并不重视,不重视因为主观的都不够真实;不重视因此便不培养,不培养跟着便是人的真性情越不表现,越不表现更证明了不真实,这样便陷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而在所谓客观真实的世界,人又找不到价值的“客观事实”,于是在科学的、实证的、客观的世界里,人只找到了生命的迷失。
  唐先生常强调自己当下体验到的不忍见先人一逝无余或不忍见他人之痛苦的真实情感,也是宇宙间一个实事,我们又怎可以不去说明这个实事呢?唐先生并不是要去否定科学与实证主义所面对的客观世界,[10] 而是要超越主客,融摄主客,同时说明他生命中的自然流露的真实性情的这一实事,有永恒真实的基础,亦即说明一切人本真实性情而有之精神皆永恒不灭。
  父母之丧,使唐先生之对中国传统性情之教的深义有更多的感悟。并于慈航净苑中加设父亲及岳父母之灵位,以便于拜祭。唐先生平素对弟妹甚爱护,母亲逝世,更增骨肉之情,更多关念弟妹之子女,以弟妹之子女亦是源于母亲的骨血,故思在余生多有所裨益于弟妹及其子女,以安母亲在天之灵。[11] 如前所述(页5),迪风公逝世后,唐先生便要以二十三岁之龄负起全家之责任,越二年,在南京大学初任助教,便把八十元的月薪的四分之三汇返母亲与妹弟。事实上,在母亲死前,数十年来,所得薪资,除自养家眷之外,都尽量供养母亲及弟妹,就是在新亚桂林街时代,月薪微薄也不例外。[12] 后收入较丰,亦屡望申请母亲来港,以便奉养及医治其病,惟经两次申请,皆未获准。[13] 母亲逝世后,仍汇钱与妹弟,二妹至中去信要求勿再汇款。唐先生的答覆是:“我已无母可养,只希望我妹弟不要太辛苦。”[14]
  唐先生在与刘志觉女士解除婚约后,几年间,对人介绍女友皆婉谢,并常向人说:“我如早婚,势必影响我妹弟之深造,我妹弟都可成材,岂可任之失学。”[15] 1940年10月到重庆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唐先生常常希望与母亲同住,又希望为二妹至中及六妹宁孺提供较好的读书环境,因而舍去坚固漂亮,且地势高敞而有地板的单人宿舍,却登记中大柏树村宿舍(大概是家庭宿舍)。柏树村宿舍地势低而潮湿,是没有铺地板的简陋平房,唐先生则为母亲及至中二妹的房子聘请木工铺地板,又屡次亲自去磁器店添制各种用品,自己的房子却仍然十分潮湿。[16] 在陈太夫人逝世前四年,唐先生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九龙尖沙咀重庆大厦E2之单位,以备他日迎母亲侍养,盖以母亲久居重庆,E2与母亲呼自己为“毅儿”同音,想母亲一定喜欢,此可见唐先生的孝心。[17]
  唐君毅先生在父亲过世后,除尽父职负起母亲及弟妹之经济,亦时常紧张弟妹的教育,有空时则对弟妹多加指导。[18] 大概是由于对弟妹之深心爱护,以致过份担心,遇上弟妹要走较崎岖遥远的路途,便生怕弟妹发生意外,连梦中也生惊恐。[19]

(二)敬长尊贤

  唐先生至情至性,不独对父母妹弟深情,对其他长辈、朋友、学生,以致陌生人,也出于一片诚挚,和唐先生交往过的人,绝大部份都会感念不已,都会被唐先生的真诚所感动。
  对于父执及年长辈的,唐先生都礼敬有加,以下略说数例。
  1949年移居香港后,凡遇节日,唐先生即祭祀祖先;过年时,除同事往还外,对于长辈如钱穆先生、李璜先生、吴俊升先生等,无论如何忙,也一定往拜年。在酬酢场合中,有年长或父执在,总谦辞上座。李璜先生即记述,“在应酬场中,君毅与我同席时不少。每有我在,君毅辄辞上座,称,幼椿先生系其父执,不能逾越。”[20] 1976年,新亚书院以图书馆命名为钱穆图书馆,唐先生事后获悉,认为不用钱先生之号而用其名,有欠恭敬,乃将此意通知当时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21] 唐先生十三岁在重庆联合中学念中一时,父执辈刘泗英先生为讲时事,唐先生一方少年气盛,一方凡事好问,常起立问难,使为之语塞。迪风公知道了,加以训斥;但刘泗英先生并不以为忤,且嘉许其少年有思致。[22] 居港时,刘泗英先生每次自台来港,唐先生必招待尽礼,并喜听刘泗英先生讲述当年乃父与其共事时各种情况。[23] 方东美先生是唐先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唐先生每次到台,都加以探访。到了唐先生学术有成,誉满学林时,书信往来间,乃称方东美先生为师,以“生”自称。[24] 1977年唐先生第二次赴台治疗癌病,入医院检查,知道方东美先生亦因癌疾入住同一医院,唐先生随即往问候,并送上白药与抗癌灵。不幸方先生先病逝,唐先生作挽吊唁曰:“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为何弃我先沉。”[25] 唐先生虽与方先生学术方向不一样,观点也有异[26] ,然此挽辞可见唐先生对方先生推崇备至,而自居谦下。及后唐先生又写一文有关方先生之著述,以对一些不合事实之纪念文字,加以澄清。[27] 熊十力先生在致唐先生的信函中亦时常要唐先生办这事办那事,唐先生从没有烦厌之言,熊先生逝世后,唐先生积极敦促学生书局印行亡师多本遗著,连熊先生的“与友人论六经”及“与友人论张江陵”也影印给学生参阅。[28] 东方人文学会假新亚书院礼堂,先后追悼熊十力先生及张君劢先生。
  唐先生对于前辈梁漱溟、欧阳竟无、熊十力诸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对梁、欧阳二先生之人格及真诚,几十年来感念不已。[29] 唐先生十七岁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梁漱溟先生也在北大教书,以办文化事业需经费,作公开演讲五次,每次收费一元,没有钱的学生可以写信给他要票子,唐先生去了两次,因受激进学生的压力,第三次便不去听了,梁先生以为唐先生没有钱,便着人带五元大洋给他。唐先生自感是因受了激进的年轻朋友之威胁不敢去,觉得有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甚感念前辈对后辈关怀爱护之情。在逝世前一天还向夫人提起此事。[30] 欧阳竟无与熊十力二先生都曾向唐先生说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入室弟子,都为唐先生所拒。唐先生仍在国内时,在迪风公去世后,有空便常向这些前辈先生探望及问学,[31] 也不时到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等父执辈家里问候和请教。[32] 居港时,与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诸长辈亦时有书信往还。熊先生函中请唐先生办理各种事情,唐先生都尽力代为办妥。[33]
  唐先生不止对前辈敬重,对前辈之德之诚感念不已,对远方他国的圣哲贤智如甘地,如爱恩斯坦之逝世,亦悲痛万分。
  周辅成先生记述:“一次与唐先生在往支那内学院之路上,由想起欧阳竟无先生的逝世,便告诉唐先生报载印度的甘地去世了。唐先生听后,忽然脚步停下来,大叫一声‘呀!’脸上变色,用脚向地重重地击了几下,立刻双眼泪如雨下,口里不断叹‘他死了!他死了吗?……’”[34] 唐先生在〈论西方科学精神〉一文中,便谓当爱恩斯坦逝世时,他亦为之慨然者久之。[35]

(三)待人真挚重义

  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在东京追悼唐先生的会上发言时,说与唐先生见面或分别,总使他想起《易经》的“谦卦”。[36] 的确,唐先生是对人谦下的。大概一些对传统文化反感的人,视谦下的态度过于柔弱,可以欺负,有些则视为中国人的一种世故表现,谦虚一点,总不会得罪人,少些凌角,易于处世。安冈正笃对唐先生的称许,当然不含有这种贬意。确实不少中国人的谦虚是源于世故的,世故心是一种功利心。而不少日本人的谦虚则是过于表面和形式。唐先生的谦虚是真实的,也不是刻意的造作的,这是源自唐先生看人,总先看到他人的优点,总肯定他人之有所是,即不是先从人之不足处看人,故此唐先生对人,先没有一种内心排斥贬视的心理,这种心理往往使文人相轻,互相倾轧。而唐先生对自己,却时常看到自己的不足处;[37] 而且唐先生每见一善德都会深心感动,沛然莫之能御,故只要见他人有一善德有一功德,都会对表现此善德者敬之礼之。二妹唐至中回忆哥哥,说唐先生纵在成长以后,“在公众场合仍然常感腼腆”,陈太夫人以为是因为儿子自谦重视对方之故。[38] 知子莫若母,陈太夫人时刻把精神都灌注在儿子身上,母子感通无间。唐先生的谦厚是由真尊重他人,肯定他人之价值,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而来。但谈起学问理想与人生道理,又时常滔滔不绝,学问渊博通达,使人如沐春风,理想精神得到提撕,听过唐先生演讲谈话的人大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唐先生的真挚,使人不会感到唐先生高高在上的教训自己,或是在表现他的学识。
  唐先生待友真挚尽义,得到朋友信任,也可从一些事例中看出,以下略说一二。  
  唐先生少年的一个朋友游鸿如一生传奇,思想由左倾以至于求证道求佛法,年二十八岁便病逝,逝世前托其夫人致信唐先生,说唐先生最了解他,请唐先生在其死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唐先生接信后,除悲伤外,为亡友念《金刚经》半月。[39]
  周辅成先生与唐先生虽不是同学,但大家因共同的兴趣(都是念哲学的)和理想,在大学时代已通信认识。[40] 抗日战争时期,唐周二先生均在成都,二人生活贫困。一天,周辅成先生忽然接获一出版社以高稿费邀约写一本“哲学大纲”的书,周先生当然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是约唐先生写的,但唐先生却把贫困中赚钱的机会让给了周辅成先生。[41]
  唐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时,欲荐好友许思园与牟宗三二先生任教哲学系,因阻力大,恐不易通过,遂至数夜失眠。[42] 及后许、牟二先生与方东美先生相互不慊,唐先生欲化解双方之不满,都向一方称道另一方之长,然而最终不成功,牟、许二先生被中大辞退,唐先生亦请辞,与牟、许二先生应无锡太湖滨新创办之江南大学教授之聘。[43] 唐先生此举,是既要对好友支持,也是要对当时的哲学系负责,因牟、许二位是唐先生所推荐的。
唐先生重义轻财,初出道在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时,月薪八十元,如前所述,四分之三已汇作母亲及弟妹家用,余下四分之一,除自己生活所资外,还招待堂叔子和表弟在自己处居住食用半年以上,宁可把自己仅有之皮袍典当作补贴。[44] 唐先生平日所余下的薪金,到农历年底必以分赠有困难的亲友及其后辈,唐先生从不告人,人不知而不愠。据李璜先生所述,某年近农历年除夕,一老友之子有远行而乏路费,当时李璜先生任教珠海书院,钟点费的入息微薄,于是挈友之子往找唐先生,唐先生惜他来迟,因所余的钱已分配亲友,并请夫人取出万余港币之分配名单,尚仅余五百元赠友人之子,并留午饭,且对其远行奖励一番,嘱其问候乃父,唐先生仁者之心怀,使李璜先生深心佩服。[45]
殷海光先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所批评。唐先生于1956年首次访台,与殷海光先生亦见过面。1967年10月,唐先生正患眼疾,殷海光因病入医院动手术,唐先生虽书写困难,乃致书关切问候。[46]
梁漱溟先生弟子周绍贤先生,在台讲学,1972年唐先生到台讲学,与他见面,一见如故,唐先生知周绍贤先生关心梁先生,日后每接梁先生函,必以告知。[47]
唐先生个人藏书甚丰,有十柜以上[48] ,其中有些附庸风雅的,或胡扯之文章,多是著者所赠送的,在搬家时有同学建议把它丢了,免得占地方。唐先生正色说,“一篇文章总是别人的心血,何况他送给我,我就该保存,还是暂时将它摆好,将来我会看的。”[49]
在港时,唐先生家中雇有佣人金妈,金妈为唐先生工作,一做便二十多年,像家人一样。金妈信佛,想拜一位观音菩萨。一次在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唐先生便为金妈向晓云法师要一尊观音像,离去时,晓云法师大概忘了将观音像给唐先生带回。到下次晓云法师与唐先生见面,唐先生便很珍重的再提起为金妈要观音像之事。[50] 可见唐先生并不因为是佣人的事而轻慢。新亚研究所一位职员因患肝炎休养在家,唐先生知道后,便着人将当时香港已绝市的肝炎特效药片送赠服用。[51] 又香港有一位老教授,与唐先生素未谋面,便托人送去这位老教授一笔现金,并且谦避老教授的致谢。[52]
对于学生,唐先生是爱护备至,多方扶掖鼓励的。
新亚书院早年的学生,多是1949年后自大陆流亡来港的青年,大部份都是孤身在外,唐先生在节日,尤其是每年农历除夕,便邀请他们到家中吃团年饭,使他们在节日也多少有家的温暖。新亚书院的学生增多后,便只好轮番每年邀请不同系的学生。[53] 对于外来的留学生如日本留学生[54] ,唐先生每年总有一、两次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日本留学生高木桂藏在东京悼念唐先生时,说出自己的感受谓:“唐先生为人非常温厚,予我真正的照料。”[55] 唐先生对出外留学的学生,每年都会寄予贺年咭,并加以策励。在唐先生逝世前,接近农历新年,唐先生寄出的策励是:‘努力崇明德,时时爱景光’。唐先生对他人的来信,总有信必覆;对学生,对仰慕他的青年读者的来信,也不例外,且必加以鼓励。能够帮助学生的,唐先生都会尽力协助帮助。例如新亚学生雷金好和邹慧玲,因所住新亚临时女生宿舍喧闹嘈吵,便兴起到郊外隐静的慈航净苑暂住读书的念头,请唐先生帮忙,结果唐先生不单止帮了忙,而且还一家人连同程兆熊、李国钧二位先生一起送他们到慈航净苑,并逗留至黄昏才离去,两位同学整个暑期亦得以在宁静的环境中看书、诵诗渡过。[56] 在文革时曾当红卫兵的翟志成,七三年领了新亚研究所的奖学金在所中攻读,到了七四年,由于香港的物价飞涨,仅够吃饭的奖学金已变得不足够了。当时徐复观先生提出唐先生亲自决定批准免去了他74/75年度的全年学费,而那时候,正是因中文大学改制,新亚研究所退出中文大学,研究所经济最困难的时候。[57]
学生毕业后,只要能力许可,唐先生都尽力支持协助学生取得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学生在生活上得以安顿,能专心做学问和教学。比如学生李武功,毕业后闲赋在家,那时中文大学初成立,唐先生是首任哲学讲座教授,大学要派一位文员保管文书和打字,唐先生却不要文员,要求校方准聘李同学替此职位,并为他抄写文稿。[58] 另一学生林秉权,因由英文系转哲社系,只两年便考毕业试,唐先生恐他程度不够,会成绩不好,也影响了新亚参加中文大学第一届学位试哲学考生的水准,所以请他不要急于考毕业试,在校多留一两年,以进修学问。林当时以为唐先生只顾学校声誉而牺牲了他毕业的利益,出言不逊,也着实使唐先生生气。后他还是考了试毕了业,一天遇到唐先生,唐先生仍是对他毕业后的打算垂询甚详。林同学当时告知唐先生准备在出洋留学前找工作,赚点生活费和路费。当时唐先生便会同唐师母,随即陪他到当时设在弥敦道恒生银行大厦的中文大学办事处,见当时的中大教务长,为他觅得一份在新亚哲社系办公的文职。[59]
事实上,如果要细数新亚毕业生能到外地留学,与及能在新亚、中大或其他专上学院任职的,其中多少有唐先生出过力支持或协助的,也会不少。还记得笔者毕业那年,一次,唐先生对笔者说:早年新亚较多位置,现在要推蔫你们也很困难,现在没有位置。就好像因为对一位尚算用功的学生未能提供到帮助而感到歉意,他的语调神情使人感念。
但也是因为这些现实上的蔫举,现实上的位置与利害,唐先生显然无法都满足所有的要求,而且人总往往都看到自己的优点,却容易对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无明,于是觉得唐先生为什么蔫举他人不蔫举自己,便觉得唐先生主观和偏私了。于是仁者之怀也无法避免一些他人的怨气。事实上,唐先生对于学生的心怀,是有机会可以帮助的他都尽力帮助,总希望提供条件让学生上进。
在这种人事的纠葛中,唐先生既不会耍手段,也不议论他人或背后说是非,所以委屈在所难免。在桂林街时期,有一位居住于难民营之青年,常向唐先生请教,还时常向唐先生借钱借书,他是唐先生的同乡,当时也实在是艰难,而且也好学,所以唐先生都不加以拒绝。然而,这位青年因后来对唐先生诸多要求,不得要领,恼羞成怒,一次写信给唐先生,说唐先生在中文大学填报的年龄是假的,如果不帮助他进入中文大学教书,便要加以告发云云。唐先生对其他同学说,“天地可毁,唐君毅的年龄是不可以假的。”在公祭时,唐先生灵前放着一个敬辞跪拜的牌子,这位同乡却跪倒唐先生灵前,大概他是感到悔意的,相信唐先生在天之灵,还是会原谅他的。[60]
  又一次,事缘哲学系聘请讲师,遴选名单中,以黄耀炯君资历最高,黄君为新亚哲学系毕业后,考取雅礼奖学金而在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星加坡大学执教多年。唐先生亦乐观其成。当时唐先生已经退休,哲学系的系主任某君,以黄君之一私人书函,偶说及其来港或仍有困难,使解释为黄君不能来港,将黄君屏诸候选人之外。事为黄君所知,便去函当时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先生,说明他若被聘任,必回校服务,并去函该系主任,谓其私人函件,并无不能来港之意,并以副本送中文大学文学院和唐君毅先生处。唐先生得到黄君副本后,认为是次遴选,确欠公平,唐先生此时虽已退休,对黄君亦不能不作道义上的支持,故曾以私人资格,本息事宁人之心,函该系主任,建议视此事作一时疏忽,谋求协调补救办法,不料该系主任全不接受,反唇相稽,不惜公开表示与唐先生决裂。此事对唐先生的情感伤害很大,因该系主任为唐先生所聘,且推蔫其继任中大哲学系系主任。为此,唐先生曾写一公开信与哲学系执事先生,表达其意见。信末云:“今更有所感者,以天地之大,观此事之小,实不必多费笔墨,然事有大小,理无大小,个人可屈,理不可屈。尝见今之若干为哲学者,平日高谈阔论,一落到与自己有利害关系处,则不论是非,诬人自诬,敷衍情面,习为乡愿,则何贵乎哲学?”可见唐先生感慨之深。[61]

(四)更多的信任与尊敬

  虽然如此,唐先生受到更多的是:长者的尊重、朋友的信任,学生的敬仰。
  母亲陈太夫人逝世时,于慈航净苑设灵堂致祭,当时新亚书院赵冰,钱宾四,沈燕谋,赵鹤琴诸老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唐先生谊属后辈,各老先生致挽联花圈,惟以同事之雅,竟以伯母称陈太夫人,视唐先生如兄弟同辈,此称呼之微,足以显四海之内,皆兄弟也[62] ,亦足见唐先生之德高,受各人尊重而显扬父母。
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Mr.T.De Bary)教授把一次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nrned Societies)所资助的国际宋明儒学会议的论文集献给唐先生[63] ,当时参加是次会议的还有日本崎闇斋学派的传人冈田武彦,日本汉学界元老吉川幸次郎,唐先生还是大家心目中众望所归的长者。1973年,唐先生曾到瑞士苏黎世(Zurich)与欧洲当代存在主义大师、年届八十的马塞尔(G.Marcel)对谈,当时差不多可说是日本学界祭酒、代表京都哲学的西谷启治也参加了交谈,唐先生是被推崇为中土硕儒。西谷启治曾亲自向杜维明教授推崇唐先生的学养和洞识是当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64]
唐君毅先生至情至性,对朋友重义,也因此甚得友朋之信任,不少视唐先生为知己。在少年时代,重庆的几个少年朋友,人生的遭遇发展与思想变化,各人不同,也有政治观点的相异,却保持了珍贵之友情,都十分信任唐先生,有烦恼困难都与唐先生诉说。如陈先元青年早逝,病危不久人世前给唐先生二信,说在人世间觉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对于唐先生的友情,却连说“难舍难舍”。如曾参加共产党青年团的游鸿如,既把本欲寄给某小姐的二千字情信也寄了给唐先生看;复于武汉清党时,由武汉逃至南京,住在唐先生处,他也在年青得病早逝,在逝前去信唐先生,请唐先生于他死后念《金刚经》半月。如上文所述,唐先生也照友人所嘱,为念《金刚经》半月。[65]
1940年,唐先生得友人李长之先生的引介,初访牟宗三先生,二人神交已久,自此便常相往还,论学不辍,彼此成莫逆之交。牟先生曾说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66] 李长之先生后与柯柏薰女士结婚,新婚后由于夫妻性情不同,时有龄龉,也分别向唐先生倾诉,唐先生屡次为调停劝解,不时直指双方错误,致二人终于和好如初。[67] 可见二人对唐先生的信任。
熊十力先生另一学生韩裕文先生,熊先生也寄望甚高,尝谓唐先生与牟先生皆自有一套,非能承其学而寄望于韩。[68] 1949年,韩先生在美读书,孑然一身,1955年底因癌疾病逝美国。在友人中,他对唐先生最为信赖,与唐先生常有书信往来,直言对时局之感受,对时人之臧否。[69]
胡兰成先生,曾是汪精卫幕僚,故被指为汉奸,尝被逮捕下狱,其人文才甚佳,从其文章及致唐先生的信看,此人生命之体验亦甚深,悟会亦非一般人可及,不会是出卖国家的人,唐先生谓其对具体人生有亲切体验,唐先生与他交往无间。[70] 他视唐先生为知己,从日本写信与唐先生论学论时,多至每星期三封者。[71]
读哲学的人,头脑时常在观念中打转,也最易生观念执障,唐先生似完全没有这些执障,与人交往,总是生命与生命的照面。因此尊敬唐先生,与唐先生亲切往还的不止是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欧美人;不止是儒学者,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唐先生逝世,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大殓,吊祭者有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团数十。[72] 后归葬台湾,教育部主持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追悼会,出席悼念的有五百多位学术文化界人士,当时台湾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先生亲临吊唁,并赠“痛怀硕学”之挽额。钱宾四先生与唐师母及唐先生女儿安仁小姐相见时,不禁洒泪。[73]

 

注:

[1]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4。
[2] 同上,页657。
[3] 唐端正,《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8;唐慈幼,〈对我哥哥的一些回忆〉,《全集》,卷三十,页673。
[4] 时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居于苏州二女儿唐至中家中。
[5] 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全集》卷三之四,页76。
[6] 唐先生说,“吾母逝世,设神位于沙田慈航净苑,吾每周去进香二次,又设像位于家,以便朝夕供饭礼拜。”(同上,页72)
[7] 同上,页75。
[8] 可见于唐先生《心、物与人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体验续编》之〈死生之际与幽明之说〉中的讨论。
[9] 1949年元月,时局危急,唐先生乃促两妹及夫人奉母亲自南京回乡,临别向母亲说:“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任何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今世乱方亟,以后行无定所,今有妹等侍养,望勿以儿为念。”当时陈太夫人答:“汝必欲与中华文教共存亡,则亦任汝之所之矣。”(《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七○)不说其他,只此一例,已足见陈太夫人对儿子之了解。
[10] 这个世界在唐先生心灵九境的哲学中有其一定层位的存在性,主要在前三境的客观境界中的存在。
[11] 〈母丧杂记续记〉,《全集》卷三之四,页81。
[12] 《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169,及页83。
[13] 〈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8。
[14]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8。
[15] 同上,页660。
[16] 同上,《全集》,卷三十,页661。
[17] 《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155;〈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9。
[18]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2;唐慈幼,〈对我哥哥的一些回忆〉,《全集》卷三十,页673-674,675。又如1940年10月19日致爱人谢廷光女士信中谓:“但是经我不断的努力,我弟妹们的学业快要完成,明年四妹毕业,五弟也将在专科毕业,我打算以后再使五弟读二年书,因为在抗战期读不了多少书,明年毕业后让他作二年事,只六妹尚在中学。我家中和我私人的债已还完了。”(《致廷光书》,《全集》卷廿五,页160)
[19] 同上,页662,676。
[20] 李璜,〈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其家教与其信行〉,《全集》,卷三十,页16。
[21]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361,卷三十,页381。
[22]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9。
[23] 《全集》,卷三十,页16。
[24] 《书简》,《全集》页29-33。
[25]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18。
[26] 方东美先生喜新实在论,唐先生大学时虽受其影响,但很快便转向唯心论。方先生称道尼采,唐先生不喜尼采,对尼采批评不少。(见〈有关方东美先生之著述二三事〉,《全集》卷十,页674。)
[27] 同上,页218;《全集》,卷十,页673-675。
[28] 王煜,〈唐君毅先生对香港大学与我的影响〉,《全集》卷三十,页429。
[29] 〈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习哲学的经过〉,《全集》卷九,页381。
[30] 〈忆先夫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三十,页604-605;又见〈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经过〉,《全集》,卷九,页381-382。
[31] 可参考《全集》,卷三十,页659,卷廿九,页42,卷三十,页205。
[32] 刘雨涛,〈怀念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先生二、三事〉,《全集》卷三十,页206-207。
[33] 熊先生致唐先生的二十多封信件,唐师母仍保存良好。《全集》卷廿六,《书简》中未有录唐先生致熊先生之信函,大概是因熊先生过世后,唐先生致他的信函未能保存下来。
[34] 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页83。
[35] 《全集》,卷六,页87。
[36] 〈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全集》,卷三十,页93。
[37] 唐先生常常反省而见自己之不足,如:
“吾年来亦日益感吾平日之为文论学,不能如吾父之直心而发,而喜繁辞广说;正多不免随顺世俗所尚之乡愿之习。”(〈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全集》卷廿九,《先人著述》,页20)
“顾吾为学,偏尚知解。”(〈编后记〉,同上,页224)
“彼〔按:指胡兰成〕在港时所向弟言,颇使弟自反平日太向抽象处用心之偏。”(《全集》卷廿六,《书简》,页69)
[38] 《全集》,卷三十,页667。
[39] 〈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全集》卷八,页462-467。
[40] 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页78-81。

[41] 同上,页82。
[42] 赖高翔,〈忆唐君毅教授〉,《全集》,卷三十,页121。
[43]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64;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5。
[44] 《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7-658。
[45] 李璜,〈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其家教与其信行〉,《全集》,卷三十,页15-16。
[46] 殷海光先生1967年10月23 日致唐君毅先生函,函中殷先生谢唐先生教函关问候,该函为唐师母所保存。
[47] 〈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全集》,卷三十,页115-116。
[48] 唐先生过世后一两年,笔者与岑咏芳在暑期的一段时间,曾应唐师母之请,为唐先生的书编码。
[49] 李武功,〈在爱和希望中的安息〉,《全集》,卷三十,页474。
[50] 释晓云,〈一代哲人,已成终古--敬掉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三十,页132。
[51]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34;卷三十,页493-494。
[52] 同上。洪锷,〈永远怀念唐故所长〉,《全集》,卷三十,页493。
[53] 《全集》,卷二十九,页109;卷三十,页471。
[54] 新亚研究所的留学生,最多是来自日本。其他国籍甚少。
[55] 《全集》,卷三十,页101。
[56] 雷金好,〈悼唐君毅老师〉,《全集》,卷三十,页455-456。
[57] 翟志成,〈恩重如山,粉身难报----哭君毅师〉,《全集》,卷三十,页509。
[58] 《全集》,卷三十,页471。
[59] 《全集》,卷三十,页463-465。
[60] 唐端正,〈永恒的悼念----敬悼君毅师〉,《全集》,卷三十,页319-320。
[61] 《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208-209。
[62]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153-154;卷三之四,页
[63] De.Bary Edit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iy Press, 1975。原文是,"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ANG CHUN-I in recognition of a lifetime devoted to Neo-Confucian studies and in appreciation of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mind and spirit which he brought to our collaborative work.";杜维明,〈一阳来复的儒学----为纪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全集》,卷三十,页297。
[64] 同上,页295-297。
[65] 〈记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66] 牟宗三,《五十自述》,页100。
[67]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56。
[68] 同上,页42。
[69] 唐师母尚存有韩裕文致唐先生函二十四封。
[70] 《全集》,卷二十六,页69。
[71] 唐师母也保留了胡兰成写给唐先生的信几十封。
[72] 《全集》,卷二十九,页235。
[73] 同上,页240;《全集》,卷三十,页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