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与人文价值之肯定
      ──唐君毅以仁主智之论述要
                         刘国强

一.科学发展带来的困惑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人们生活上的急剧变化。科技引进了新的可能、新的产品,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使得人文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与宗教家们,在关心人类自身存在之价值与意义、善恶价值之分别,以及如何才是人类美好的生活与生存方式时,只感到应接不暇,手足无措与疲于奔命。越尖端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也离开我们直接经验越遥远,使一般人无法了解。

  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已就现代科技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产生之弊端提出批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分工精细,现代大都会兴起,人口集中,然而却使普遍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失落。人的自我与其工作疏离(alienated),因大部份人都在工厂的生产线上整天刻版地做着同一的工作程式。大部份人都生活在城市的石屎森林中,远离自然。在石屎墙一壁之隔的左邻右里,没有了鸡犬之声,却在新历声音响、电视机声浪相闻的情形下,做到老死不相往来了。上下班时街道上的人群,摩肩接踵,熙来攘往,可是咫尺天涯,都互为不存在的各自奔忙。科技文明使我们的人情淡薄,人文价值丧失。

  用不着太多的思考,一般人都可以感受到,尤其是在美苏冷战结束前的年代,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与及核子弹的毁灭性武器,使人类“战栗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唐君毅先生语);生化武器可以带来普遍的灾难性的痛苦与死亡。现代战争的启动,千千万万人的家园、生命,就可以在按键钮的刹那间,变得灰飞烟灭,人间顿成地狱。这种可能的情境已非科幻小说的恐怖情节,而是人类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的一种很真实的可能。

  可达致毁灭性的战争尚未出现,但毁灭性的真实可能性却使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忧虑无法挥去。而且科技发展也给我们眼前搁上不少问题。如生理学的发展,产生了试管婴儿、代母(代他人怀孕的妇女)、优生选种等技术,却带来了伦理价值道德是非相关之人文问题。遗传工程学的发展,已使各种果粮植物产生新品种;一九八一年瑞士学者成功把白老鼠复制,说明了理论上“复制人”的生产也不是遥不可及之事情,这将对人伦道德之人文世界构成怎样重大的影响呢?现代工业,尤其是化工业的发展,使化学废料、核能废料的处理,成为各国头痛的问题。我们现在破坏环境,虚耗地球资源,我们的子孙──未来的人类将面对一个如何的世界呢?未来的人类,既未存在尚未出现,科技文明的发展也使得我们更需要深思我们是否对尚未出现的未来人类有道德责任的问题。环境污染,新的化学合成物质之出现,我们日常之用品以至食品中也多了导致新疾病之原素,如致癌物质导致癌症增加。近十年间电子科技之发展,的确是一日千里,个人电脑之普及,电脑光碟及电脑网络带来的色情视像泛滥及罪恶意念之传播与难于控制,与及资讯盗窃与保密之问题,都与人文价值及道德相关。看来不出三数十年,电子科技之发展,可以使每个人足不出户,不止能知天下事,而且可以完成工作、购物、通讯、教学、与学习等人生活中的大部份事情,一切人与人的面对面的接触交往变得可有可无。电子科技的发展一方好像使人与人间的直接交往与关系变得不重要了,但一方却可使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所做的各种事对其他人(包括未来的人)产生千丝万缕之关系与影响,而每每会牵涉到人文与道德价值问题的。

二、科学与人文价值的基本冲突

  以上略举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较重大的人文与价值之问题与困惑。只要我们对科技之发展稍留意,是不难意识到上述的问题。提出以上的问题,也不是要刻意否定科学技术之价值。科学技术确实带来了不少实效利益,对于实效利益,人们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相信,所以在此无需赘述。

  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般人不大了解的,是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间的基本矛盾。技术既建基于科学,所以下文只就科学说便足够。科学与人文之矛盾,是在于科学无法说明人的精神现象,人的主观上的“意识”(consciousness)、“意志自由”(Freedom of will)与及“价值体验”(value)成为科学的“三大芒刺”,即科学无法说明此三者的独立意义的存在。科学所依赖的基本模式是客观观察。当你主观上在作出价值选择,或有着对神圣的信仰与高尚的情怀时,在科学的客观观察下,脑神经科学家会告诉你,你脑中有着怎样的物理化学变化,使你神经细胞中产生了脉冲的撞击。这种客观的从外观的物理化学变化,与主观意识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采取科学基本模式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观点,则唯物论与行为主义是应有的归结──只有物理化学之因果关系的变化,只能从外观察行为与及加强因果关系以控制行为。精神世界中的意识、自由、与价值体验都是假象,就像吸食了大麻,使人的脑神经中产生物理化学变化,出现幻觉一样。幻觉是不真实的,意识精神也不是真实的。

  可是历来伟大的科学家,却不安于这种科学的“无情”的结论,或则信仰宇宙最终有上帝,或则仍为人类的和平与前途奔走呼号。唐君毅先生生前,在闻爱因斯坦逝世后,曾慨然久之。唐先生所特别感到慨然的,是爱因斯坦发现了原子能,使人能制造原子弹,爱因斯坦却因此对原子能之用途,特别关心而生忧虑。如果从科学家的观点看世界,忧虑亦无必要,因无法发现忧虑的价值。生理学家纵争相解剖爱因斯坦的脑子,以期发现一个科学天才的脑子之结构是否有所不同。唐先生决不相信可以从爱因斯坦的脑髓之构造可以决定此忧虑之价值,与相对论及一切科学之价值。今天,唐先生去世十八年了,唐先生的思想之价值,固亦无法从唐先生生前死后之脑髓可以找得到。

  我们固然要肯定科学的价值,然而吊诡的是∶这种价值肯定的意义之人文现象,却在科学的严格的分析考察下成了不存在,至多只能是受脑中物质变化而衍生的派生现象(Epiphenomenon)。由科学带来的这种吊诡,使科学与人文间产生了基本的冲突。而这一冲突,是由于科学本身有其限制而产生,但一般人不容易意识到这一点。

三、科学精神之限制与仁心作主宰

  对科学与人文之矛盾冲突,我们应如何自处或解决呢?唐君毅先生对此问题提供了一答案,值得供我们参考。唐先生明白的说曾困心衡虑的思索这些问题,不作随便的折衷之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页121)

  唐先生认为科学的精神是理智分析的精神,而“一切理智的分析,在开始点,都是剖开破分对象。”(同上,页118)由此被理智分析的对象可以被分裂,被片面的了解而丧失其整全性;被理智分析的对象,即被视为剖开分别的东西来被处理。一个人对自己作科学分析,整全的人可以没有了,只有物质的原子电子的组织,只有一串系的感觉知觉观念之集合,只是一堆感觉与料(sensedata)。科学理智分析态度的极端发展,“即落入一绝对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心境,而决无法逃。”(同上,页130)因理智分析的心,要无限地去分析事物,去问“为什么”,而无法停止。我们永可作“为什么”之问。以理智分析的态度去看上帝,我们再追问是否有上帝,为什么有上帝。但上帝的存在不可以再有“为什么”,上帝是自因的,没有“为什么”。但这是信仰的态度,是宗教的态度,信仰使人心可以有所栖止。科学的态度仍可追问为什么上帝是自因的;科学的态度也可以问∶我们为什么要祭祖?逝去的祖先是否真的仍存在?他能否知你在祭他?这些问题在科学理智分析下都不能有明确答案的。而科学理智分析的心,可以滑过当下祭祖敬祖的心,而从历史社会的外在条件,说明祀祖的起源之外在的历史社会等等因素或条件。所以一切人文现象如道德、宗教、艺术等人文价值,都可被科学理智分析之心超越与凌驾于其上,而从外作对象之了解分析:这是科学的厉害。(同上,页127)

  唐先生指出,我们须知道科学的精神是有其限制的。科学精神之外,尚有宗教精神、艺术文学精神、道德精神等。“科学的精神态度,与其他人文活动的精神态度不同,便可确定科学精神态度之原始限制。”(同上,页122)科学理智分析的精神,是运用抽象的作用,只对事物或世界之某一面,有所取,然亦有所舍;有所舍,即包含一原始之无明,对所舍者有所掩盖。(同上,页122-123)所以,科学精神之限制即在其未能对直接经验世界,当下作一全幅之肯定。这是科学精神之先天限制。

  但崇拜科学的人,以科学所求得之真理为唯一的真理,便把科学的理智分析态度,以超临于一切其他人文精神而加以研究,同时亦取消了其他人文精神,如宗教道德等之精神之真实性。正如前文所及,此科学精神一往发展便落入绝对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窠臼中。甚至于科学自身之价值亦无法确定,则科学理智分析之活动或科学的研究本身亦变成无所谓价值,而可有可无;即应否有科学活动,科学活动是否有价值也不能决定。

  因此,唐先生指出,科学理智分析的精神,亦必须有一个东西为其作主,这只有有人类的仁心。(同上,页132)唐先生以下一段话给我们很好的总结∶

  人之精神态度,亦可有各种不同之价值,因而人可有不同之价值意识。但依人之仁心,皆欲在原则上要求其不互相冲突,而相容以俱存。由此,而仁心即人之最广大的价值意识。人在不同时空之价值意识,可能只偏于某一方面,而蔽于另一方面。而人之仁心则要求补其所偏,而彰其所蔽。因而仁心亦即为能判断一切价值意识之高下偏全之良知,或良心,与人之一切价值意识,得不断生长扩大,而完满成就的根源,因而他(仁心)可以为人生在世之行为活动之至高主宰。(同上,页133)

  总括言之,科学或科学精神态度之有价值,亦必须仁心之加以对其肯定护持。要打破科学与人文之冲突,人必须于此能有一更高的超越反省,能自学科学理智心之真实存在与限制,并肯定其应有之价值,以与其他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并行不悖,达到互补而和谐之境。

注释
(8) 按、牟先生《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五章,即正式就这一系之思路作评述,言之极为精辟深透。又,本节凡引述牟先生之说,皆见该书此章。
(9) 同上,页414,415。
(10)同上,页421-426。
(11)据《明儒学案》(卷二十)(塘南论学书)与(语录),并参阅同(9),页426-447。
(12)牟先生盛称罗近溪语录《盱坛直诠》(台北∶广文书局),以为由该书最能见近溪讲学之风格路数。有关他对近溪学之综述,参阅《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三章第二节之(2),页282-298。
(13)按∶就立纲维而言,“致良知”三字即足以概括。但从真实体现上说,则不能靠口诀以尽其蕴。
(14)见《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近溪本传。“套括”意犹平常所谓“八股”,是表示庸俗。但这不是说理学家(如程朱陆王)亦肤浅庸俗。程朱陆王之贡献在建立义理纲维。义理纲维不是“套括”,但人若墨守固滞之,便渐形成套括而庸俗矣。而近溪则在工夫作用上破斥光景,以当下受用,故能洗脱肤浅庸俗之酸腐固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