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唐君毅先生之不可及
                   刘国强
  说来惭愧得很,作为学生,笔者在发扬唐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方面是很不合格的。难的也不是在写一两篇关于唐先生的论文,而是唐先生生命的精纯,是不可企及也。内在生命的学问道德修养不足,生命精纯不够,讲得多,便成了外在化、异化。所以庄子说“为善无近名”是甚有深意的。因此除了纪念文章或为唐先生的学问辨正外,笔者素来也甚少强调是唐先生的学生,一则是因为唐先生的学生很多,笔者是晚期的学生,敬陪末座,亲炙师严也是唐先生最后六、七年的日子,二则是自己的学问与修养未及精纯,自己的不足,也不想人家以为是唐先生的不足。个人认为唐先生的学问是应该有更多人去研究,唐先生的书也应该有更多人去读,笔者希望有一天国内的中学大学的课程也选读唐先生的一些篇章,所以香港中六的“中国语文及文化科”的文化篇章选取唐先生的文章是功在学子的。

  笔者对唐先生推崇,并非出于学生对老师的盲目推崇,笔者反对盲目推崇,推崇总要说出个推崇的理由。唐先生现在不在位不在世,只是笔者对唐先生的生命与学问日渐多了一点了解,更感到唐先生的不可企及。

  首先,笔者略能体验到的,是唐先生的生命是一个大心灵,这是平实的说。像牟宗三先生说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或直说唐先生为一伟大的心灵,也并非过誉。所以说唐先生是一个大心灵,一则是他常能以超越的心境看世事看问题,不像我们一般人,意识总是受时代与潮流所囿限,受个人的成败、意气、恩怨之所囿。当然,哲学家总多少有超越的心境的,但弄哲学的人以至有理想的人,也更容易产生理念执障,其蔽也可以是更深的。唐先生在他的著作与讲学中,(就算我们在义理细微处不能完全明白)不难看出他对追求通观的努力,他力图包涵更多不同的观点与义理。对理念之层位之不同与方向之不同作同情了解,尽力化解义理的矛盾与冲突,这样一方要目光四射,不能只执着一点意念便只顾自我发挥,执一废百,沾沾自满。唐先生这种时刻省察自己理念之可能限制以求多方吸纳,做到哲理宏摄,是很费心力的。二则是他的著作里都反映出他是在切实的想哲学问题、文化问题、国家时代问题(虽然不少自是由广博的阅读而来),不是为立论而立论。使人惊讶的,是他那里有这么多时间去想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深入地想,除非他心无旁鹜,分秒必争。三则是从他的德性修养之纯,胸襟之广,与理想之高而见其心灵之大。

  第二点不可及处,是办事与学问兼顾,既能成为儒学宗师大哲学家,著作等身,在文化教育的办事上的贡献亦非一般人可及。唐先生是自知自己不宜行政的,唐先生在1948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为人过于仁柔,处处苦口婆心,用之于教育则宜,用之于办事则太啰叱,他人不得要领,则无所适从也。”(《全集》,卷廿七,页5)虽然如此,在唐先生一生中,除了教学研究外,行政工作差不多从不间断,他32岁回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当时因战事中央大学已自南京暂迁往重庆),三年后当上系主任之职。1947年秋,好友程兆熊在江西铅山县北十五华里处的鹅湖旁办鹅湖书院,唐先生在鹅湖住了一暑期,为尚在校住宿的师生讲课,翌年秋,便分心为鹅湖书院筹划恢复鹅湖书院的讲学之风的行政工作。1949年6月7日与钱穆先生同来香港,翌年2月28日亚洲文商书院改组为新亚书院,自此时起,唐先生即一直任教务长,直至1961年才辞去此职,历时前后十二年。在此期间还一直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哲社系系主任之职责。(中大成立前,新亚书院并没有独立的哲学系,初为哲教系,后改为哲社系。)1963年中文大学成立,唐先生被委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新亚书院哲学系系主任之职。至1968年,谢幼伟先生才接任新亚哲学系系主任。

  在新亚书院早期,荜路蓝蒌,自1950至1954年,可以说是桂林街时代,真的“手空空、无一物”,人手有限,教务之计划,课程之安排,人事的处理,与钱先生分别四出邀友朋讲课,教务长工作的繁重,唐先生工作之辛劳,是可以想见。为了发扬中国的文化与教育,自1950至1954年间,每逢星期六黄昏,在当时新亚书院桂林街校址四楼举办公开的文化讲座,钱先生、唐先生与张丕介先生讲得最多外,也请了不少当时的知名学者讲演。这是在香港首创公开文化讲座。前后139次,唐先生一直都主其事(《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孙鼎宸编,钱穆先生序)。文化讲座停办后,即发起一月一次之“人学”讲会,两周一次之哲学会,达数年之久(《全集》,卷29,页177)。1962年,唐先生又与牟宗三、谢幼伟、程兆熊、王道诸先生,以及新亚书院和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成立东方人文学会,被推出任会长。钱穆先生为使优秀毕业生有深造机会,为中国文化培养高级人才,于1953年创立新亚研究所,钱穆先生任所长。钱先生1967年迁居台北,自1968年开始,研究所所长一职便一直由唐先生担任,直至他1978年逝世为止。1973秋年自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退休后,唐先生便一心为新亚研究所的事务操劳,为研究所筹募及撙节经费,在他逝世前竟能剩下四百万元的基金。可见其为研究所作长远打算的用心,使人感念。1973年,新亚书院自土瓜湾农圃道迁进沙田马料水,唐先生便与当时的新亚书院校董会的主席李祖法先生筹办新亚中学,新亚中学的创办,唐先生是贡献甚多的,新亚中学校歌歌词为唐先生所作。

  除此之外,唐先生在抗战时期曾与李源澄先生同办《重光月刊》,其后又曾与周辅成先生同办《理想与文化》杂志。所以,可见唐先生一生办事也不少,主要在教育与文化之事业,其贡献也甚多。
人是有相当限制的,办事多了不一定能静下心来造学问,能造学问的,不一定能办事愿办事。唐先生既著作等身又为文教理想办事不辍,不要以为容易。

  办事自有难处,亦自有学问。人有一点成就,都容易矜功。尤其是理想事业、文化事业,一人矜功,人心便易生溃散,稍有才智的人都会离开。唐先生真能忘我无私,是不可及也。只要想一想唐先生在主理新亚研究所作所长的时期,把牟宗三、徐复观、李璜这些先生都聚合到研究所,是不容易的。不是纯因为这些人有大名,而是牟徐李诸先生都是性情中人,而且性格特别强烈,对不喜欢的人与事都从不假以颜色,但都对唐先生十分敬重,推诚无间。

  唐先生的性格其实不喜欢行政工作,不喜开会与应酬。唐先生二妹唐至中在回忆兄长时谓唐先生纵使在成长以后,“在公众合仍然常感腼腆”。而知子莫若母,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认为是因为儿子自谦重视对方之故。(《全集》,卷30,页667)唐先生逝世,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在东京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言时,怀念唐先生,说与唐先生见面或分别,总使他想起《易经》的“谦卦”。唐先生的谦厚是由真尊重他人,肯定他人的价值,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而来。唐先生在新亚虽然默默的实干,对新亚贡献很大,却从不邀功。在新亚书院数学系多年的朱明纶教授,在1978年悼念唐先生的文章中写道:
先生务实,凡事只求有益于学校社会,不计个人名位得失,如创办数学系,延聘君璞师主持,皆先生全力达成,从不矜功。(《全集》,卷27,页91)

  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实辞。若够细心看看唐先生在50年代时期学校里活动的照片,四十多岁的人,样子可比年龄老多了,可想见唐先生的辛劳。1955年一次唐先生致徐复观的信中说:

弟近来之生活实在要不得,上一星期即有五次之开会及酬应等,每次费三时以上。(同上,卷26,页93)

早年唐先生曾多次向钱先生请辞新亚教务长之职,却没有结果。但唐先生心系中国文化与教育,不觉间便勉力负上了新亚书院十二年教务长之责。

  我们学生从没听过唐先生说半句自己怎样为新亚、为他人,或者自己有什么成就,总是听他说这个人不错,那个人不错,总推崇人家的优点、人家的功劳。唐先生真要对人批评,也总是在事上作批评。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崇基、联合成为三基础成员书院。1964年,钱先生辞新亚书院校长职,1967年离港定居台湾。张丕介先生则于1970年4月辞世。中文大学筹办成立之时,钱夫子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文化与教育之存亡继绝,与殖民地官僚周璇,居功至大。中文大学成立后,钱先生辞校长职,自有功成身退,显示非为个人谋之大公无私之心胸。无论如何说,在三位主要创办人的其中两位离去后,对新亚书院的校政,可以说唐君毅先生是支撑其间,费心力最多,直至1976年止,唐先生在大力反对中文大学改制破坏成立时之联邦制无效,立法局通过“一九七六年中文大学改制法案”,唐先生与新亚书院董事会其他八位董事一起辞职以示抗议。

  1976年,新亚书院以图书馆命名为钱穆图书馆,唐先生是时已退休,获悉后,认为不用钱先生之号而用其名,有欠恭敬,并将此意告知当时的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可见唐先生没有半点矜功争功之念。

  在晚年,唐先生对学生不止一次说过,“在做一个圣贤的工夫上,我给自己打不合格”(同上,卷29,页212),笔者也不止一次听唐先生说过,“我的一生是有用的,总没有白费时间”(其中一次是唐先生在中大哲学系作退休讲演时说,笔者印象深刻,因为笔者当时想为什么就只是“没有白费时间”这么简单而已,为什么不是说自己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有重大贡献,重大发明。)一次大概是谈学问间唐先生对笔者说,“你们的时代较我们的时代将更艰难。”笔者的理解,唐先生自是从人之成德及成德之教上说。事实上唐先生这种时常都能超越自己的成就,从人家的设身处地想问题,亦包涵有你们的成就可以比我更大的意思,可见其心胸广大之不可及。孔子也说过“若圣与仁,吾岂敢”,可见圣贤人物,都有真生命真工夫,都努力在作自我要求,自我完满。笔者也越来越体验到年青人有理想,易;到年老体衰,仍充满理想希望,热诚如故,难。

  另一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唐先生于1966年因眼睛视网膜脱离,经治疗及到日本动手术,最后只能保存一只眼的视力,所以自此以后的读书与写作,几本大部头的《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重要著作,是靠一只眼睛来完成。唐先生之不可及,是他的学问与生命合一、知行合一。

  唐君毅先生另一不可及处,一方是因为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哲理宏摄,综合的气魄大;另一方面他不像黑格尔,说自己的哲学是最高阶段最后的哲学,而是以自己的哲学像桥梁像道路,让人通过。唐先生认为一切哲学不应成为堡垒山岳以成封闭系统互相阻隔,而应都是桥梁道路,哲学目的是所以成教,人走过桥梁道路到达目的地,桥梁道路亦可以隐没而似归于无。以至自谓自己晚年的钜着《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仍为一可读可不读之书。(“序言”)所以唐先生教学并无刻意要培养自己的学生,要学生专做自己的门徒弟子,发扬自己的哲学,以建立门。而是要学子为学与做人宜目光四射,不要蔽于一端,执一而废百,作往而不返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