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者的话
                   沙庆强、黄丽章
  《论语》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篇)朱子注曰∶“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四书集注》)作为一个读书人,必有恢弘的胸襟、刚毅的心志,然后可以言担负“任重而道远”之文化使命。唐君毅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读书人,其一生成就便是最好的明证。

  唐先生幼承家学,少年时代已饱读古籍,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抗战初期,于极艰困的情况下,与周辅成合办《理想与文化》杂志,成名作《道德自我之建立》即发表其中,仅在而立之年,先生浓厚深切的文化意识与治学修身之人格风范,已俨然卓立。四九年违难来港,与钱穆、张丕介两位先生合力创办新亚书院,即求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海外,新亚精神和理想感召无数后学,这与唐先生和新亚诸位老先生之办学心意是不可分的。而办学期间,校务虽然繁重,唐先生仍然不忘著书,且为新亚书院的学生刊物、《人生》、《中国学生周报》等杂志撰写一些谈读书和人生的短文章,为传扬文化而焚膏继晷、细大不捐,心志之切,叫人动容。晚年即使一目失明,仍尽瘁于新亚研究所。七六年九月更发现患上癌病,但当服药后,只要精神稍好,即维持每周两节的教学;写成了两大册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自己虽然病卧榻上,仍亲作最后一校;辞世前的一天,阅报得悉中国大陆恢复孔子的地位,又欣喜不已;凡此种种,均见唐先生对中国哲学文化之传扬和教育念兹在兹,无时或忘,这是把文化事业放在个人生命之上的表现,没有过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不能做到的,牟宗三先生称唐先生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诚非虚言。

  唐先生的这种文化意识,可说是他一生志业的最大动力。新亚书院后来与联合、崇基两书院合并成中文大学,后因香港政府实行统一制,逼使各书院交出行政自主的权力,使新亚书院原初之办学理想几至不保。即使如此,唐先生在现实的困境中仍努力周旋,弄至心力交瘁,为的只是希望中国文化之根,在南方这片小土上,能开花结果。此即是文化意识。人间事业之成与否,固有命焉,面对现实问题不能解决时,圣人亦难免叹息,但这叹息其实表示他已尽了一切办法,更表示他仍是不忍人间有憾、道德理性之被唾弃和遗忘,圣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非要保住人间之一切价值。孟子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篇)圣人所求者,只是尽其在我的道德实践,实践总是内在的,总是人之性分之不容已。落入现实的处境,当然有无穷复杂和曲折,唐先生办新亚书院,后期之艰难境况,新亚不能自己作主,便是命;但唐先生之文化理想,其于种种艰难中的奋斗,即透显出一深邃的道德意识、文化意识,便是先生作为一个人,尽其性分之表现。而此文化意识之落实,便成为先生终生要守住的道,此即支持中国文化于不倒。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信焉。

  唐先生于七八年二月二日清晨谢世,倏忽之间,距今快十有九年了。《毅圃》的编辑组,自第五期为牟宗三先生之逝世一周年编制了一个纪念专辑后,便一直有意为唐先生做纪念特刊。期间,我们得到唐师母转赐亲朋的诗文,以及各方学者师友惠稿支持,编辑组在此再三致谢。文章中有怀念唐先生的,亦有谈先生学问的,这里不一一细述了,请读者用心细看。这些文章是为唐先生之逝世十九周年有感而作,正好反映人心之不死,人们仍为伟大的心灵所感染。由于篇幅所限,部份来稿未能悉数采用,又或有所删减,谨此致歉。

  以前的“毅社”、现在的“弘毅文化教育学会”、出版了年多的《毅圃》,都离不开一个“毅”字,一则代表了我们作为读书人,自觉地对文化传承的一份承担;但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我们对唐君毅先生的怀念。人在有限的形躯生命中如何彰显无限的价值,即是如何从具体到普遍。观乎唐先生的生命历程,亦可契之一二。唐先生的形驱生命已萎,但是其心灵生命已注入中国文化、人类文化之中,燃点未来之心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