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新儒家对五四运动的反省
              杨祖汉
  对于五四运动之为一爱国之运动,五四时代青年人表现了纯粹真挚的爱国热情,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民族争一个在世界上应有的合理之存在地位,不要有任何的委屈,这价值谁也不能反对,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亦复如是。对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对西方文化之引介,希望使中国能充分现代化,即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开出民主与科学,这点用心及其贡献,新儒家亦是相当肯定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作为一启蒙运动来看,亦是很成功的。但吸收西方文化,要开出民主与科学,是否由对西方文化一往情深,致无限之倾慕,千百般的歌颂宣传,便可得到?又接受、吸收西方文化,是否便要抛弃铲除传统文化,然后可奏效?对于西方文化及传统文化之理解和态度,新儒家则有异于五四运动的主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及文学家鲁迅等)的想法。对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反传统的趋势之愈演愈烈,使中华民族之精神一步步的离其自己,使所谓中国之性格、中国精神,只能寄托在日常的生活习惯上(如饮食),或对古代器物之玩赏,及一些特殊的技艺(如国术、气功、中医)上,此外便没有了。使中国人在意识上要彻底洋化,(信仰基督教固是洋化,信仰马列主义亦是洋化也)而潜意识上又极愿作一中国人,这里面有极大的冲突、矛盾,精神上有无限之痛苦。使当代的中国人精神并不能顺适条畅,而惶惶不可终日。对于这现象之造成,新儒家是痛心疾首的。

  据唐君毅先生的看法,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意识态度,常是出于一种欲望的动机,对西方文化显出一种卑屈羡慕的态度,即主要都从功利的动机出发。由这种心态来了解西方文化,并不能真正肯定、真正了解西方科学、民主、宗教本身的价值。西方之科学研究之精神是一种纯粹求知的精神,是超乎一般的现实求功利的心情的。又近世科学家皆由自觉地求了解一“上帝之所知”之自然秘密而生之伟大要求所鼓舞。近代作民主自由运动之思想家,亦依于天赋人权,个人权利之独立性、与个人人格之绝对肯定。即西方人对科学、民主之肯定与追求,其背后是有一段真精神在推动的。这背后的真精神,是有其深远的传统的。对于这点,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不能了解。他们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如罗素、杜威之哲学,实不足以代表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大本大原。而且当时人对罗素、杜威的了解,亦很有限,对西方传统的文化、哲学不能入,则对于所谓现代化,科学与民主,便不能有真正的契会。这便可使人理解何以宣传了几十年的科学与民主,而科学却终未能生根,民主政治亦未能真正实现之故。知识分子大抵都宣传科学,但都不能沉潜于学术的领域,以贡献其一生精力于研究为职志,而多半途出仕做官,如是如何能使科学生根?人多崇尚自由民主,但却只在生活习惯上讲自由,如为人子女的反对父母的权威,或在男女婚姻上不负责任。使父母不能教训其子女,老师不能教训其学生,而毁坏传统的伦常。科学的研究,民主自由的精神,必须是以对学术的真诚,及尊重理性作基础的,没有这精神作基础,则所谓争自由争民主,只会成为一场大的浪漫的冲动,毫无成果之可言。

  由上所言,可知科学与民主背后是有其深远的传统的,是有对学术的真诚,及道德、宗教的敬虔、宽容,肯定个体的尊严,即是一理性之精神作支持的。吾人可说,是因为有超越乎现实的精神在支持,人才能作持久的努力,而在现实上有一步步的成果。这超越于现世的,不求功利的精神是西方学术文化的“体”,必有体然后有用。而中国文化亦自有其体。传统的儒道佛三教的思想,亦是使中国人的精神能不黏着于现实,不受限于感性之生理本能,而随时理性化其自己,使民族群体的生命,能生生不已的根据。三教都是表现了高度理性的教训,有着高度的智慧。儒家的仁教,要人显发本有的不安不忍的仁心,由亲亲仁民而爱物,于伦常实践中体验印证具无限意义的神圣实在。道家教人化去成心,不要有为造作,使生命能冲虚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生活如行云流水般。佛教言缘起性空,教人观空破执。又对人生的习气无明,烦恼的根源,有至为深刻的体会,由是而开出详密的修证工夫。见无明烦恼之根极其深细,而要彻底解脱,又悯众生皆没在无明中,而兴度尽众生之大悲。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高度表现,都是真理。由此而使群体的生命及个人的生命能不陷堕于欲望气性,不限于现实利害的关心计算中,而能不断涌现理想,以开拓其心灵,广大其胸襟。这是中华民族能长久立足于世界之根据,是所谓中国文化之“体”。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对传统文化,并不是从这些地方看的,他们只看到了一时的腐败的现实政治,只看到了一些民族的生活沉淀、渣滓,如裹小脚、抽大烟、懒散的习气等。他们看不到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本大原,不懂孔孟的仁教,魏晋的玄理,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宋明的理学。只知肆意批评,而不肯虚心体会受教。这样又怎可以使个人的生命与传统的文化生命相通?又怎能知道中华民族凭什么可以长久存在,什么是将来民族生命,个人生命的道路?如是人便无所依归,生命不能安顿。这样人又怎能理性化,客观化其自己,以纯净其生命,开显其智慧?这样子的人之存在,又怎能成就大学问,大事业?我们不能说保守着传统文化一定可以使中国现代化;传统文化固有其不足够的地方,但要使中国现代化,并不必要,甚至是不可以抛却自家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营造了一个人可以在其中合理地生存的环境、氛围,这氛围对于中国人,如牟先生所说,如水之于鱼。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了道,便是鱼没有了水。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人类生活于道术中。道术对于人,是最为根本的。没有它,一切都不能谈。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却主张要连根拔起传统文化,以为它是和民主、科学不相容的,这实在是浅陋不学之过。

  如果能够保存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人的生活便有了道,于是自然会随时调整,革故生新。若自觉到有所不足,便会朝合理的目标而改进。了解到民主与科学是现时代必须开出来的,便会努力从事于此。一个健康而有生命力的民族,是自然会如此的。而传统的道术,便是使民族生命能维持健康正常之道。民族生命能正常健康,便不会像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般,一味的要求古人、责怪古人,好像古人没有留给我们更好的遗产,便是古人的大罪过。只知怨怼祖先,不肯反求诸己。于是非理性的情绪到处发泄,以打倒、破坏传统来发泄现在感到事事不如人的愤恨。这种心情,又怎能使民族步上坦途?使国家、社会真正现代化?破坏、打倒并不即是建设。要有民主、科学,须长期沉潜的努力。五四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乃至一般老百姓,常犯了这“以破为立”的谬误。

  附记∶此文是作者参加由“淡江大学”及“北京大学”合办的“海峡两岸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北京)的发言稿。刘国强兄为《毅圃》“唐君毅先生纪念专号”约稿,谨以此文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