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从生命里流出的哲理──唐君毅著述浅说
              单波
  唐君毅(1909-1978)是一位文化感受深沉的思想家。走进他的哲学世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仁心的亲切体证、智思的典雅弘通、精神上的超拔向上,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哲学世界成了各种矛盾冲突着的观念的战场,在这战场的中心,修筑了纵横交会的道路、桥梁,以接通世上所有的思想之光,化除各种矛盾冲突的概念,使之各还本位,和融贯通。

  这个哲学世界不仅仅是由宏富的著述构筑的,更主要的是贯注了唐君毅的全副生命智慧以及生命的自我律动,用他的弟子霍韬晦的话来说,便是“一千万言的著述,点点滴滴皆从唐先生的生命流出”。唐氏写书的方式不以分析客观问题为主,而是以疏解自我的生命为主,诚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他的“一切思想上之进步改变,都是一点一滴的与自己之信仰斗争而来”(见《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书中的〈我对于哲学与宗教之抉择〉一文),而唐氏哲学的一点一滴都使真实的生命存在,曲曲折折地通向生命的理想之境。所以,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观之,唐君毅的哲学世界又有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如九爪之神龙之游于九天,而气象万千”(见《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导论》)。

  神游于哲学世界的行程早在唐君毅的幼年时代即已开始,五岁便喜沉思冥想;八岁听其父讲世界末日故事即忧心忡忡于地球将毁,从而在内心去追问“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坏的东西”;十四岁见石没于水,曾作这样的思考∶这石头看不见时是否存在?十五岁思性善性恶的问题,遂着文五千余字,自证其说,并在这一年赋诗立志∶“孔子十五志于学,吾今忽忽年相若……圣贤可学在人为,何论天赋优还劣”。这种愤悱怛恻之情,在唐君毅看来,正代表了其生命之原始性情,是其三十岁以前的人生文本,三十岁以后的人生则只为其注脚。此愤悱怛恻之情,在唐氏以后的哲学思辩中,虽只偶然昭露,然已深潜于其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之中,形成仁心与智思的契合,成了他的哲学思想与一切对人性的看法的根源。

  如果说少年时代还不知何谓哲学的唐君毅,是被他的生命所真实感受到的问题牵引着,不自觉地走进了哲学领域,那么在后来的自觉的、精深的哲学运思中,他并没有抛弃生命的真实感受,而是使之融入其中,成为创发性思考的源泉。

  唐氏的哲学视角一开始便投注于人生本身。他最早的三本书《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原初即总名为“人生之路”,意在面对真实具体的生命存在,疏解人生的种种矛盾,拯救生命的种种痛苦,开启人生的理想之路。

  《人生之体验》(由中华书局于1944年出版),该书在对生命的真实感受的基础上,直陈人生理趣。这部著作保留了他早年所写的《柏溪随笔》(1934年发表在《文化通讯》上)的文学风格,用诗化的语言表述其人生哲学思想,追求的是他在《柏溪随笔》中所向往的“如轻云透月”的哲学境界。在涵化中西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唐氏纯粹根据他所感受的人生问题,他所体验到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境,诸如宁静、孤独、失望、烦恼、懊悔、悲哀、羡妒、留恋、冲突、宽恕、满足等,以一种“静观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对人生哲学的阐发,展示出“道德自我”或人的本心本性的不同面相,在这里,便是理境与生命体验的融合,即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上开天门,使理境下降;一方面俯瞰尘寰,对我自己与一切现实存在的人,时而不胜其同情恻悯,时而又不胜其虔敬礼赞”(《人生之体验.导言》)。唐氏称该着是“为己”之作,他说∶“所谓为己,也不是想整理自己的思想,将所接受融摄之思想,凝结之于此书。只是自己在生活上常有烦忧,极难有心安理得,天清地宁的景象。虽然自己时时都在激励自己,责备自己,但是犯了过失,总是再犯,过去的烦恼,总会再来。于是在自己对自己失去主宰力时,便把我由纯粹的思辨中,所了解的一些道理,与偶然所悟会到的一些意境,自灵台中拖出来,写成文字,为的使我再看时,它们可更沉入内在之自我,使我精神更能向上,自过失烦恼中解救。一部不能解救我,便写第二部。在写时,或以后再看时,我精神上总可感到一种愤发,便这样一部一部的写下去了”(《人生之体验.导言》)。我们在读过这部著作后,便可体会得到,其实这种由一己之人生体验所引发的哲思,更易推广到一切现实存在的人,因为这种哲思是由真实的生命里流出的。

  与《人生之体验》同年出版的还有《道德自我之建立》。撰写此书时,正值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华,唐君毅和当时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拿出几乎全部的精神顾念整个民族的灾难,试图用理论来证明中华民族与其文化,已经过几千年的考验,但愈遇困难,愈能发扬光大,进而说明中国文化精神终必战胜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同其他学者略有不同的是,唐君毅更想从哲学本身来贯彻这一思想,试图在人类精神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上去阐明中国文化的特点,从中西哲学、文艺的比较研究中,适当地安排中西文化各自应有的地位,寻找中国精神的支点。这一致思方向早在抗战前便确立了,为此,他发愤遍读西方哲学著作,精心苦力地深想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于1943年出版了他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这部由1934至1941年间发表的十三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内容包括中国哲学、中国艺术、中国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宗教道德与文学等,全书颇具实在论色彩,反映了唐氏在吸纳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思想行程。与此同时,《道德自我之建立》写成了,并分章在1940年12月创刊的《理想与文化》杂志上发表,这时,唐君毅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由论文集所表现的纯由分辨比较上去了解问题、以自然的天道观为中心观念去比较中西思想的不同,转而把哲学的思辨与生活上的体认相贯通,肯定了道德自我或人的仁心本性为讨论中西思想的依据所在。于是,在自我思想的“战争”中,他很快否定了前说,而朝着《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所确立的思想方向向前推进,并从此不再有方向上的改变,而只有深度与广度上的展开。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根本性转变呢?这固然与他在深研西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会通于康德以后的唯心论有关,但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生命中的原始性情或他生命中所固有的“真诚恻怛之仁体”,在中华民族沦于浩劫之时的昭露,即面对人性与兽性的决战、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面对人的生命精神的浮靡,他必然要从纯粹智的思辨中走出来,体验人的生命存在,昭露生命中所固有的仁体以救世。这样,唐君毅一面顺应时代的呼号,把他的悲情扩散到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之上,表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悲愿,通过一些应时的理论文章重新贞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展示中国人的人性光辉,以帮助人们挺立民族自信心;一面又在他的悲情的牵引下,沉入对道德自我或道德理性的思辨与体认之中,阐明人的仁心本性、道德自我的尊严性、现实自我的超越性,用思想去照亮具体的人生存在,这便是《道德自我之建立》的写作。这部独语式的著作,不仅有系统的思想内容,更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唐君毅个人的具体生命与人格,引发人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对重塑民族精神极具意义,并且对人的精神发展也有普遍意义。而对唐君毅来说,生命中的原始性情或固有仁体被唤发出来后,使他于人生道德问题有所用心,“对‘人生之精神活动,恒自向上超越’一义,及‘道德生活纯为自觉的依理而行’一义,有较真切之会悟。遂知人之有其内在而复超越的心之本体或道德自我。”(《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于是,他便明晰了他的思想方向,即在学问上归宗于德行,而德行的本源即在人的“道德自我”或仁心本性上。从此,他那在二十岁以前一再昭露的生命中的原始性情或固有仁体,终于“定格”在他的学问之中,这使得他的哲学充满仁智合一的现实感,充满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向上精神,也即使他的哲学中有生命,生命中有哲学。

  抗战胜利后,唐君毅又在内战的炮火中,顺着这一思想方向去思考人的文化活动问题,四处辗转,历经五载,最后在香港完成了《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的书稿。(后由友联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虽遭逢世变,安居无地,然而唐氏始终带着时代的悲情与民族文化的使命,专注于其文化哲学体系的构筑,阐明其中心思想∶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是植根于道德自我而来;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开出一切文化活动的根据,而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由道德自我下贯于现实世界的分殊领域而成就的理想性行为。如果说在《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立》这两部著作里,唐君毅用他所冥悟的道德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生存在,那么,在这部新的著述里,他则把道德理性之光投向人的诸多文化活动领域,使人们看清楚道德生活内在于一切文化生活中,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真正灵魂。虽然这部著作文义艰涩,没有了前两部著作中那种诗意的论说及内心的独白,但他融通中西哲人的文化智慧,把人类文化生活跨时空地通费起来,构成一整体的文化生命,于其深邃的义理中,人们能体会到文化生命的感通与理性思辨的气韵,也能体会到其学术生命接通着中西哲学的生命,正如其所说,“本书乃扩充孟子之性善论,以成文化本原的性善论,扩充康德之人之道德生活之自决论,以成文化生活中之自决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而为了接引现代人去感受文化生活中的道德理性之光,他采用了"由用识体"、"由末返本"的逆思方式,即把社会文化作为一客观存在的对象,层层剥离,以反溯其所以形成之根据,这样,他所表达的思想,就有了一种潜在的生命气象∶自泥土沙砾的压抑中,蜿蜒生长,永不停息。

  从大陆到香港时,唐君毅正好步入不惑之年,然而,他在情志上的不安不忍反而愈来愈强列,除了颠沛流离、远离故土上的原因外,主要缘于他所深切感受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民族文化的危机、人文精神的下坠等问题。他急于在他的哲学世界里消融这些问题,尽管到港之初,居住环境恶劣,手头又无资料,不得从容思考,但情志上的不安不忍难以自抑,迫使他以高度自觉的哲学心灵沉潜于这些问题之中,在两年内完成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这样一部反省、疏论中国文化的著作。紧接着,他连续在《民主评论》与《人生》两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反省与疏论整个人类文化问题的文章,于1955年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人文精神之重建》;又三年,唐氏集合一系列反省与疏论中国传统上的人文精神的发展情形以及中国人的文化理想的文章,出版了《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一书。唐君毅以这三部书向人们展示了一本×乎道德自我或仁心人性的文化系统及中西文化比较观,同时也一次次从心灵的激荡走向心灵的平衡,但心灵的平衡对他来说是暂时的,现实的人文关怀和从事文化运动的种种挫折,总使他感受到一种四面八方狂风暴雨的冲击,心中充满无限的悲情与苦痛,这就迫使他转而漫天盖地、四面八方地论种种文化大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跨越美欧亚,四处漫游、八方演讲,以仁心说中华人文精神对当今世界之意义。这时,相对于他那些新颖深刻的论说,他那活生生的文化悲情与生命的奋进便被彰显出来,更具永恒的魅力!1975年出版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便展示了这种魅力。该书所收的三十三篇文章分为发乎情之部、止乎义之部、感乎时运时势之部及附录之部,无一不表现了他生命中的文化悲情。置于篇首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可谓情怀悱恻、荡气回肠。在对中华民族子孙飘流异地的艰难困苦与在精神上失去信守的现状深致感叹之后,唐君毅这样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

“……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

 

  唐君毅认为,这样下去,不仅使中国人不成中国人,也使中国人不能真成一个人,更不配成为立于当今世界的一分子,而将使中华民族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在他看来,人只有对其生命所依所根的历史及本源所在,有一强度而兼深度的自觉,才能使其生命存在之意义和价值,与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古今圣贤相融通,而取得悠久与博厚的意义,这样的中国人才称得上一纵贯古今、顶天立地之大人、真我。实际上,在“花果飘零”的悲凉中,隐含着生命的奋进,所以,两年后,尽管唐君毅由“花果飘零”的感觉已进至中国文化本根将斩、更逼近于绝望之境的悲痛,但他还是写下了第二文《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1964年发表于《祖国》周刊),“言建立信心之道”(《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自序),他对信心的产生作了这样的诠释∶当人沦于绝望之境时,由于对绝望痛苦的感受,反而会反省自觉,由此反省自觉而直接涌出希望与信心,由此信心而生出愿力,从而使人从痛苦绝望之境中超拔出来。他认为,在绝望痛苦中的反省与自觉,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生死关键。人在此时若不能反省自觉,则会沉于现实的黑暗中,而厌恶其理想,堕落为一苟安现实者,失去自信自守;由失去自信自守,进而求信守于他人,由是在精神上沦为他人的奴隶。反之,人若能反省自觉其原有理想的存在,则不论人从事何种职业,作何种具体的事,都可以由其反省自觉的自信自守处,自植灵根。世上的一切人、一切民族,只要能自作主宰、自信自守,不论飘零何处,皆能自植灵根。

  在这部论文集里,还有一篇震动世界的文章──《中国文化与世界》(1958年元月发表于《民主评论》及《再生》杂志)。这是一篇由唐君毅起草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函商后联名发表的文化宣言。宣言针对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偏见以及认为中国文化已死的否定性意见,郑重向世界宣告∶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宣言要求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尽管中国文化正在“生病”,但仍具有活的生命;中国过去之历史文化本身,是无数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页一页写成的,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客观表现,即使在今日,也还有真实存在于历史文化大流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它产生同情与敬意,而同情与敬意是引导我们智慧的光辉去照察了解其他生命心灵内部的引线。

  这篇始于忧患的文化宣言,以一种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中国文化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在情理合一的表述中,展现的是生命的感通,而这生命的感通正缘于生命的奋进。在唐君毅的生命精神世界里,他的文化悲情本身就是对一己之生命存在的超拔,同时他又不断超越文化悲情,在如实观、如实知及真实行中,用整个生命去拥抱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由此而达于生命的奋进,进而推进生命的感通,进入情理交融的境界。

  唐君毅在青年时代着《人生之体验》一书时,在清新活泼的行文中所表露的人生之感叹,唯基于对人生的向上性的肯定,与这种青年时的心境相比较,他在步入不惑之年后,对人生的艰难、罪恶、悲剧方面体验较深,凝重与忧患取代了原先的朝阳之气,以前对人生理想的正面开辟的思考,这时转化为对人生的艰难苦罪的真切体会与真实承担,于是,便有了1961年出版的《人生之体验续篇》,其行文的情趣也随心境的变化而变化,一扫前书中那种诗意的感叹,而变得沉郁凝重,如秋来风雨,其论述皆意在转化人生的负面因素,以归于人生之正道,如果说前书是“为己”而写的(《人生之体验》导言),是唐君毅的精神升华之作,那么,这本书则是为人而写的,“既以自励,亦兼励人”(《人生之体验续篇》自序),是唐君毅的精神导引之作。该书七篇文章,其宗趣不外乎要人们超拔于流俗,直面罪恶,认清罪恶之源,以使人生存在成为居正位的真实存在,同时提醒人们,人生的向上行程处处与一向下而沉坠之机相伴随,并使人处于似是而非的幻惑之中,所以人生必须保持警觉,以虔敬的心情来负担,才能通过种种考验而向上超升。这种贯通于七篇文章中的思想秩序并不是唐君毅着意安排的,事实上,从1954年到1961年的七年里,他只不过每隔一年花上三数日时间写一篇,未求思维连贯,等到将这七篇论题各异的文章编为一集后,他这才发现了这种存于其中的思想秩序,对此,他自觉不可思议,感叹其心灵底层有一种思想潜流,“虽重岩叠石,未尝阻其自循其道,以默移而前运”(《人生之体验续篇》自序)。其实,这种思想的潜流发源于他生命中所原有的超越的性情,因为他的超越性情总是面对人生的苦痛苦苦决斗,以彰显其人的个性与神性,而在个性与神性的彰显过程中,思想之流奔涌向前,久而久之,便在心灵底层冲刷成一道思想潜流。

  按唐君毅所言,他属于那种特殊的、人而有神性的人,永远在矛盾冲突中过日子,因而永远是苦痛的(参见《致廷光书.第二信》)。在旅居香港后的最初十余年里,经过了困厄、经过了艰辛、经过了忧患的唐君毅,愈来愈真切地体会人生的苦痛,愈来愈唤发起生命中的超越性情与人生的苦痛决斗,因而也愈来愈彰显其人的个性与神性,这不仅内在地加深了他的文化悲情,使其文化哲学思想如大河奔流,同时也在其心灵底层形成了精诚恳切、透辟深入的人生哲学思想的潜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人生的苦痛滋养了他的哲学思想。

  进入暮年后的唐君毅又多了一份生理上的痛苦,他开始不断遭受病痛的折磨,然而,对这份痛苦,他也紧紧抓住,细细品味。1967年,他到日本东京治疗眼疾,手术后发高热,并感肠胃不适,颇觉痛苦,但他坦然接受病中的痛苦,在病榻中对疾病痛苦随处加以体验,以一己之痛苦推及苍生之痛苦,追寻痛苦的存在意义,这样,接连在晨光曦微中写了十六日,成就了《病里乾坤》一书。书中对宗教、气质、天命、死生、忧患、道德、习气等与痛苦相关联的问题进行了反省,从而立起了一个病中的精神世界。在《痛苦之究极的价值意义》这一节中,唐君毅这样表述他对痛苦的体验∶

“吾此病中所体验者,是疾病之苦,乃源于吾人生命自身之分裂,而此分裂更为吾人之所实感。此生命自身之分裂,即生命自身各部份组织之存在,与其各种机能活动自身之各各求孤立化,而绝对化。而吾人之感其分裂之感,则初为整个之统一感。此统一感,一面感此分裂,一面即又欲化除其分裂,而愿融和之,又不能实融和之,于是有痛苦之感生。”

 

  顺此“实感”,他摆脱原罪与善恶报应之说,对痛苦的形而上的价值意义作了这样一番演绎∶我们生命自身的分裂,“乃在一融和统一之生命全体中分裂。而此分裂亦同时正为内在的开拓此生命之全体,而此生命在感此分裂,而实有其痛苦时,亦同时收获此开拓之果实,而自超越此全体本身之限制,而趋向于无此‘限’。于此处,吾人即可见痛苦之感,所具之价值意义,即在此对生命之内在开拓也”;“在一切痛苦之感中,同有一分裂之感受,亦同有使生命有此内在的开拓之效,而使人由其狭小自私之心,超拔而出”。

  这种对痛苦的神秘体验,似乎为唐君毅著述中所常常表露的悲情、苦痛以及承担痛苦、超拔向上的情趣,作了原始的注解∶内具于心的生命的开拓,使他先对世界的种种分裂──人性的分裂、人伦的分裂、人格的分裂、人文精神的分裂乃至国家的分裂等,能自开其生命心灵之门,以分别加以认识、体验,而更感受其分裂,由此产生巨大的悲情与苦痛,此悲情与苦痛对他来说,自然有更开拓其生命的效用,从而使他能承担痛苦、超拔向上。

  在完成《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书后,唐君毅即想沿着他所确立的中西人文精神返本开新的道路,回到“更切实的学术工作”(《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以求在更进一步的学术文化创造中承续中国文化的生命。这样,到1961年,他根据二十年来的讲稿整理出版了两卷本的《哲学概论》,在通贯中西印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自创溶知识论、天道论、形而上学、人道论、价值论于一炉的哲学体系。尔后,从1966年到1975年,出版了由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构成的《中国哲学原论》,以名辞和问题为中心,贯论中国哲学,其用力之勤与解析之精,令人赞叹。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理智的了解与客观的分析中,他仍能以其生命活动贯注其中,以“即哲学史以为哲学”(或“本哲学以言哲学史”)这一独标新意的态度考论中国传统哲学,对此,他曾作如下说明∶

“吾今之所谓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要在兼本吾人之仁义礼智之心,以论述昔贤之学。古人往矣,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及其义理,更为之说,以示后人,仁也。必考其遗言,求其诂训,循其本义而评论之,不可无据而忘臆,智也。古人之言,非仅一端,而各有所当,今果能就其所当之义,为之分疏条列,以使之各及其位,义也。义理自在天壤,唯贤者能识其大,尊贤崇圣,不改以慢易之心,低视其言,礼也。吾人今果能本此仁义礼智之心,以观古人之言,而论述之,则情志与理智俱到,而悟解自别。”(《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自序》)

 

  唐君毅在此所说的仁义礼智之心,是一种自觉的、开放的哲学心灵,他正是依此哲学心灵,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考论,成就了他自己的通过不断超越的历程、消融一切义理上的矛盾冲突的开放哲学,在方法论上,仍然没有偏离《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所开启的情理交融的理路,他把生活世界的生命体验转移到了学术世界,“体验”中国传统哲学活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上契于古先圣贤的生命,通于中国哲学的无限的生命过程之中。

  唐君毅哲学思维的行程是从对世界可能毁灭的忧虑中开始的,而且他一生都念念不忘这一从八岁时就产生的忧虑,在《人文精神之重建》的后序里,他这样写道∶“为什么人会想到世界的毁灭?这中间即包含人性之神秘,人性之尊严,与其异于禽兽之所在。……我如何能想世界之毁灭,而能忍受此一之存在于我心中呢?后来我有确定的了解。即人是一具超越物质世界性的的存在。”一直到六十五岁时,他在一次演讲中仍这样自问自答道∶“世界会毁灭,我个人也会毁灭。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灭的东西?照我个人的哲学来讲,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会毁灭的东西的”(《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正是对世界可能毁灭的忧虑,促使唐君毅反省人的生命存在,从心灵的发现进入对整个世界的肯认,展现心灵本具的普遍亲和性,又依此亲和性,对世界范围内的一切知识存在与价值,同样加以肯定,从而关联贯通中西印各种学问,消除其中的矛盾,同时贯通理想界与现实界以立人极。这一过程最终在其晚年绝唱──《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年出版)中完成了。

  这的确是一首晚年绝唱,它是唐君毅用生命写成的。起初,在患眼疾、有失明之虑的情况下,他却一任思如泉涌,以四月之期写成初稿,致使眼疾加剧,被迫住进医院。病榻之上仍念及初稿应改进之处甚多,眼疾刚有好转,旋以五月之期将全书重写,后又用七八年时间陆续删改、增补,遂成巨著。而到此书出版时,他又身患肺癌,生命之灯将熄,在奋力与死神的搏斗中,他终于完成了此书的初校、二校与三校,为他的漫长的哲学探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部被他称之为“一生之思想学问之本源所在,志业所存”的著作里,他构筑了一个三向九境的哲学体系。三向即生命(或生命存在)先朝向客观境界,次朝向主观境界,最后朝向超主客观境界,九境即在客观境界中所见或所表现的个体界(万物散殊)、类界(依类成化)、因果界(功能序运),主观境界中所见或所表现的身心关系与时空界(感觉互摄)、意义界(观照凌虚)、德行界(道德实践),超主客境界中所见或所表现的神界(归向一神)、一真法界(我法二空)、性命界(天德流行,尽性立命)。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唐君毅依心灵感通的方式去判分人类一切的行为、知识、哲学、宗教所属之境,同时,人类的行为、知识、哲学、宗教,也依心灵的感通方式一一关联起来,于是,这个体系内为东西哲学修成了一座座“桥梁”、一条条“道路”,接通了一缕缕思想的光辉,化除了各种矛盾冲突的观念,使之各还本位,和融贯通。但这并不是唐君毅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要对构成现实世界的一切作如是观、如是知,划定现实世界的界线,以彰显理想世界中当前应当实现的价值,再作如实行以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此等价值,从而使现实界与理想界得以贯通。

  三向九境的哲学体系是以儒家的天德流行境界为归趣的,在这里,确实存在着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与融通印中西的多元开放性的纠结,而且这种纠结伴随了唐氏一生。如何理解这种纠结?唐君毅早年在《柏溪随笔》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解读此纠结的一个重要文本∶“人的生活,应该如明月一样,须得是多方面的。好比明月映在千万江湖中一样。人的生活应该如明月虽是多方面的然而并不因此扰乱内心的统一与安静。好比明月虽然留影在千万江湖中,她的本身仍高高地悬在天空!”理解了这句话,就理解了唐氏的一生,也就理解了唐氏的哲学。

  唐君毅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所开创的是一兼含道德学与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还内含着一宗教的信仰,他认为,在依理性而与现实的感通中,必有理性的好恶之情,“依此情而有理想,信理想之当实现,必实现,而有信心。充量之理想,为一切人皆成圣,一切有情生命无不普渡,使世界得救。充量之信心,为信此理想之必实现”(《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第1184页)。至此,儿时对世界可能毁灭的忧虑,在其晚年的理想主义绝唱中得到了终极的回应。

  唐君毅一生著述宏富,但其宗趣并非只在成就一知识系统或哲学系统,对人他要以言说成教,对己他则求生活的充实、人格的完成。总之,他的著述里有生命在流行,并推动着生命的成长。所以,读唐君毅的书,人们或许会对其哲学思想提出各方面的异议,但人们不得不为其人格、精神、智慧所感动,而深深地记住他的著作,记住他基于真实生命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