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唐君毅《书简》系年的若干问题(节录)
             黎汉基
11.〈致徐复观 四十二〉(页122-123)
  此信《书简》系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所系月、日有误。

  此信主要内容是回应徐复观来信谴责胡适一事,徐信现不得见,但从唐信所载亦可推知一二∶“惠示谈胡适先生所说者已拜读,并转钱(穆)先生与(牟)润孙兄看了。彼是把学术文化当成私人事了。实则由五四至今,中国人之思想已翻进了许多层次,彼仍欲以其三十岁前之思想领导人,如何可以?彼实仍赖中国文化中之包涵一敬老之成份乃有今日。……然受此中国文化之惠者反骂中国文化,即不可恕也。唯彼未正式写文章,则亦不必管他,亦胡说而已。”到底,胡适是在什么时候骂中国文化而偏偏又没有正式写文章呢?

  其实,胡适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才由美国回台定居,整个十一月也没有下台中,亦没有公开发表讲演指责中国文化,所以此信不应该是在十一月写成。

  翻查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页2766-9),真正激起徐复观激烈反响者,是在此年十二月八日,胡适应台中农学院之邀,讲演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指责二千年来中国文化有许多路向错误的地方,例证包括实行了将近一千年的缠足、流毒四、五百年的鸦片、以及流传千余年的骈体对句和八股文。以徐复观与农学院的深厚关系、对胡适的极端重视,他极有可能是讲演会中的座上客,而讲话中挖苦中国文化的说法,确实刺痛了他。

  是日下午,胡适出席东海大学的欢迎茶会上,就与徐复观讨论有关孔子思想受君主专制影响而改变精神的问题。这场讨论的气氛如何,在《年谱长编》缺载,仅仅提及胡适只是关心其中枝节的考据问题,并做了札记。究其实,胡、徐二人是弄得不欢而散的,查《雷震日记》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记载∶“今日胡先生略说他在台中与徐复观争执之事,他说包小脚也是中国文化,而(徐)复观则不承认。”一月五日记载∶“晨至车站送徐复观,他对胡先生仍是大骂不止,我几乎不好答话。”由此可知,徐复观当时对

  胡适的不满,主要是来自胡适在十二月八日的讲演和事后的交谈。然则,徐复观致唐君毅的信,不可能早在十一月内就写出,而应是十二月内的事情。
胡适演讲事情在十二月激起香港学人的反响,还可从《人生》的负责人王道身上得到一个旁证∶东海大学图书馆“徐复观纪念室”藏有一封王道致徐复观信,所署时间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四日,提及王道从唐君毅处得读徐复观来信之后,作出回应支持,骂胡适的口吻,与唐君毅此信几乎相同∶“以胡先生之地位,竟无一句话像是出自学人之口,而登堂指名叫嚣,尤属无礼至极!推其所以至此,益如先生之信末所云,亦即凭其狠愎心理,一口咬定到底,求能始终不失为反派之领袖而已。道意对此狂谬‘学人’,要吗置之不理,要吗使用降魔杖,打使全现原现。”原拟在本期《人生》社论中加以批判,由于胡适之谈论“尚未公诸文章,故且稍待于异日耳。”如果说,唐君毅和王道同在十二月内收到徐复观报导胡适的消息,前后覆函支持,相信是比较近情理的事。

  至于此信写于十二月的证据还有一个,且看信中第二段云“钱先生下月来台,当请其略带礼物以为纪念。”钱穆实是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三日由港赴台,参加东亚学术研究计划会会议及作学术演讲,二月十九日返港(《新亚生活双周刊》1卷17期,页3)。钱穆此行应该是要向新亚校方请事假的,唐君毅能够在十二月预言他在下一月赴台,实是可以想像之事。

  不过,此信虽可断定是写于十二月,但似乎不一定就是十二月十四日,因为信中第二段云“弟此数日学校放假,得休闲十日,当可多至乡间一游。”其实,新亚书院在十二月十四日左右(十一月十四日亦然),根本没有连续放十天假期的记录,查《新亚生活双周刊》1卷16期(页3),新亚书院其实是在十二月廿六日开始年假,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年假终结,恢复上课。以香港法定的公众假期计算,每逢十二月廿五日圣诞假例必放假,而普遍学校在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亦多不上课。由十二月廿四日至一月二日,头尾刚好十日,所以唐君毅所指的假期实是指此。按照“弟此数日学校放假”的记载,可以推断此信写于假期开始后几日,故此信当是写于十二月廿七日左右,日子相当接近王道致徐复观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