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說唐君毅先生之不可及
                   劉國強
  說來慚愧得很,作為學生,筆者在發揚唐先生的學問與人格方面是很不合格的。難的也不是在寫一兩篇關於唐先生的論文,而是唐先生生命的精純,是不可企及也。內在生命的學問道德修養不足,生命精純不夠,講得多,便成了外在化、異化。所以莊子說「為善無近名」是甚有深意的。因此除了紀念文章或為唐先生的學問辨正外,筆者素來也甚少強調是唐先生的學生,一則是因為唐先生的學生很多,筆者是晚期的學生,敬陪末座,親炙師嚴也是唐先生最後六、七年的日子,二則是自己的學問與修養未及精純,自己的不足,也不想人家以為是唐先生的不足。個人認為唐先生的學問是應該有更多人去研究,唐先生的書也應該有更多人去讀,筆者希望有一天國內的中學大學的課程也選讀唐先生的一些篇章,所以香港中六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文化篇章選取唐先生的文章是功在學子的。

  筆者對唐先生推崇,並非出於學生對老師的盲目推崇,筆者反對盲目推崇,推崇總要說出個推崇的理由。唐先生現在不在位不在世,只是筆者對唐先生的生命與學問日漸多了一點了解,更感到唐先生的不可企及。

  首先,筆者略能體驗到的,是唐先生的生命是一個大心靈,這是平實的說。像牟宗三先生說唐先生是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或直說唐先生為一偉大的心靈,也並非過譽。所以說唐先生是一個大心靈,一則是他常能以超越的心境看世事看問題,不像我們一般人,意識總是受時代與潮流所囿限,受個人的成敗、意氣、恩怨之所囿。當然,哲學家總多少有超越的心境的,但弄哲學的人以至有理想的人,也更容易產生理念執障,其蔽也可以是更深的。唐先生在他的著作與講學中,(就算我們在義理細微處不能完全明白)不難看出他對追求通觀的努力,他力圖包涵更多不同的觀點與義理。對理念之層位之不同與方向之不同作同情了解,盡力化解義理的矛盾與衝突,這樣一方要目光四射,不能只執著一點意念便只顧自我發揮,執一廢百,沾沾自滿。唐先生這種時刻省察自己理念之可能限制以求多方吸納,做到哲理宏攝,是很費心力的。二則是他的著作堻ㄓ洉M出他是在切實的想哲學問題、文化問題、國家時代問題(雖然不少自是由廣博的閱讀而來),不是為立論而立論。使人驚訝的,是他那埵陶o麼多時間去想這麼多的問題,而且深入地想,除非他心無旁鶩,分秒必爭。三則是從他的德性修養之純,胸襟之廣,與理想之高而見其心靈之大。

  第二點不可及處,是辦事與學問兼顧,既能成為儒學宗師大哲學家,著作等身,在文化教育的辦事上的貢獻亦非一般人可及。唐先生是自知自己不宜行政的,唐先生在1948年6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我為人過於仁柔,處處苦口婆心,用之於教育則宜,用之於辦事則太囉叱,他人不得要領,則無所適從也。」(《全集》,卷廿七,頁5)雖然如此,在唐先生一生中,除了教學研究外,行政工作差不多從不間斷,他32歲回中央大學哲學系任教(當時因戰事中央大學已自南京暫遷往重慶),三年後當上系主任之職。1947年秋,好友程兆熊在江西鉛山縣北十五華里處的鵝湖旁辦鵝湖書院,唐先生在鵝湖住了一暑期,為尚在校住宿的師生講課,翌年秋,便分心為鵝湖書院籌劃恢復鵝湖書院的講學之風的行政工作。1949年6月7日與錢穆先生同來香港,翌年2月28日亞洲文商書院改組為新亞書院,自此時起,唐先生即一直任教務長,直至1961年才辭去此職,歷時前後十二年。在此期間還一直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哲社系系主任之職責。(中大成立前,新亞書院並沒有獨立的哲學系,初為哲教系,後改為哲社系。)1963年中文大學成立,唐先生被委任為第一任文學院院長,並兼任哲學系系務會主席,新亞書院哲學系系主任之職。至1968年,謝幼偉先生才接任新亞哲學系系主任。

  在新亞書院早期,蓽路藍蔞,自1950至1954年,可以說是桂林街時代,真的「手空空、無一物」,人手有限,教務之計劃,課程之安排,人事的處理,與錢先生分別四出邀友朋講課,教務長工作的繁重,唐先生工作之辛勞,是可以想見。為了發揚中國的文化與教育,自1950至1954年間,每逢星期六黃昏,在當時新亞書院桂林街校址四樓舉辦公開的文化講座,錢先生、唐先生與張丕介先生講得最多外,也請了不少當時的知名學者講演。這是在香港首創公開文化講座。前後139次,唐先生一直都主其事(《新亞書院文化講座錄》,孫鼎宸編,錢穆先生序)。文化講座停辦後,即發起一月一次之「人學」講會,兩周一次之哲學會,達數年之久(《全集》,卷29,頁177)。1962年,唐先生又與牟宗三、謝幼偉、程兆熊、王道諸先生,以及新亞書院和香港大學的一些學生,成立東方人文學會,被推出任會長。錢穆先生為使優秀畢業生有深造機會,為中國文化培養高級人才,於1953年創立新亞研究所,錢穆先生任所長。錢先生1967年遷居台北,自1968年開始,研究所所長一職便一直由唐先生擔任,直至他1978年逝世為止。1973秋年自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退休後,唐先生便一心為新亞研究所的事務操勞,為研究所籌募及撙節經費,在他逝世前竟能剩下四百萬元的基金。可見其為研究所作長遠打算的用心,使人感念。1973年,新亞書院自土瓜灣農圃道遷進沙田馬料水,唐先生便與當時的新亞書院校董會的主席李祖法先生籌辦新亞中學,新亞中學的創辦,唐先生是貢獻甚多的,新亞中學校歌歌詞為唐先生所作。

  除此之外,唐先生在抗戰時期曾與李源澄先生同辦《重光月刊》,其後又曾與周輔成先生同辦《理想與文化》雜誌。所以,可見唐先生一生辦事也不少,主要在教育與文化之事業,其貢獻也甚多。
人是有相當限制的,辦事多了不一定能靜下心來造學問,能造學問的,不一定能辦事願辦事。唐先生既著作等身又為文教理想辦事不輟,不要以為容易。

  辦事自有難處,亦自有學問。人有一點成就,都容易矜功。尤其是理想事業、文化事業,一人矜功,人心便易生潰散,稍有才智的人都會離開。唐先生真能忘我無私,是不可及也。只要想一想唐先生在主理新亞研究所作所長的時期,把牟宗三、徐復觀、李璜這些先生都聚合到研究所,是不容易的。不是純因為這些人有大名,而是牟徐李諸先生都是性情中人,而且性格特別強烈,對不喜歡的人與事都從不假以顏色,但都對唐先生十分敬重,推誠無間。

  唐先生的性格其實不喜歡行政工作,不喜開會與應酬。唐先生二妹唐至中在回憶兄長時謂唐先生縱使在成長以後,「在公眾合仍然常感靦腆」。而知子莫若母,唐先生母親陳太夫人認為是因為兒子自謙重視對方之故。(《全集》,卷30,頁667)唐先生逝世,日本漢學家安岡正篤在東京舉行的追悼會上發言時,懷念唐先生,說與唐先生見面或分別,總使他想起《易經》的「謙卦」。唐先生的謙厚是由真尊重他人,肯定他人的價值,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來。唐先生在新亞雖然默默的實幹,對新亞貢獻很大,卻從不邀功。在新亞書院數學系多年的朱明綸教授,在1978年悼念唐先生的文章中寫道:
先生務實,凡事只求有益於學校社會,不計個人名位得失,如創辦數學系,延聘君璞師主持,皆先生全力達成,從不矜功。(《全集》,卷27,頁91)

  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實辭。若夠細心看看唐先生在50年代時期學校堿※坁熒茪龤A四十多歲的人,樣子可比年齡老多了,可想見唐先生的辛勞。1955年一次唐先生致徐復觀的信中說:

弟近來之生活實在要不得,上一星期即有五次之開會及酬應等,每次費三時以上。(同上,卷26,頁93)

早年唐先生曾多次向錢先生請辭新亞教務長之職,卻沒有結果。但唐先生心繫中國文化與教育,不覺間便勉力負上了新亞書院十二年教務長之責。

  我們學生從沒聽過唐先生說半句自己怎樣為新亞、為他人,或者自己有甚麼成就,總是聽他說這個人不錯,那個人不錯,總推崇人家的優點、人家的功勞。唐先生真要對人批評,也總是在事上作批評。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崇基、聯合成為三基礎成員書院。1964年,錢先生辭新亞書院校長職,1967年離港定居台灣。張丕介先生則於1970年4月辭世。中文大學籌辦成立之時,錢夫子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文化與教育之存亡繼絕,與殖民地官僚周璇,居功至大。中文大學成立後,錢先生辭校長職,自有功成身退,顯示非為個人謀之大公無私之心胸。無論如何說,在三位主要創辦人的其中兩位離去後,對新亞書院的校政,可以說唐君毅先生是支撐其間,費心力最多,直至1976年止,唐先生在大力反對中文大學改制破壞成立時之聯邦制無效,立法局通過「一九七六年中文大學改制法案」,唐先生與新亞書院董事會其他八位董事一起辭職以示抗議。

  1976年,新亞書院以圖書館命名為錢穆圖書館,唐先生是時已退休,獲悉後,認為不用錢先生之號而用其名,有欠恭敬,並將此意告知當時的新亞書院校長全漢昇,可見唐先生沒有半點矜功爭功之念。

  在晚年,唐先生對學生不止一次說過,「在做一個聖賢的工夫上,我給自己打不合格」(同上,卷29,頁212),筆者也不止一次聽唐先生說過,「我的一生是有用的,總沒有白費時間」(其中一次是唐先生在中大哲學系作退休講演時說,筆者印象深刻,因為筆者當時想為甚麼就只是「沒有白費時間」這麼簡單而已,為甚麼不是說自己在這方面或那方面有重大貢獻,重大發明。)一次大概是談學問間唐先生對筆者說,「你們的時代較我們的時代將更艱難。」筆者的理解,唐先生自是從人之成德及成德之教上說。事實上唐先生這種時常都能超越自己的成就,從人家的設身處地想問題,亦包涵有你們的成就可以比我更大的意思,可見其心胸廣大之不可及。孔子也說過「若聖與仁,吾豈敢」,可見聖賢人物,都有真生命真工夫,都努力在作自我要求,自我完滿。筆者也越來越體驗到年青人有理想,易;到年老體衰,仍充滿理想希望,熱誠如故,難。

  另一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唐先生於1966年因眼睛視網膜脫離,經治療及到日本動手術,最後只能保存一隻眼的視力,所以自此以後的讀書與寫作,幾本大部頭的《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的重要著作,m是靠一隻眼睛來完成。唐先生之不可及,是他的學問與生命合一、知行合一。

  唐君毅先生另一不可及處,一方是因為他的哲學可以說是哲理宏攝,綜合的氣魄大;另一方面他不像黑格爾,說自己的哲學是最高階段最後的哲學,而是以自己的哲學像橋樑像道路,讓人通過。唐先生認為一切哲學不應成為堡壘山嶽以成封閉系統互相阻隔,而應都是橋樑道路,哲學目的是所以成教,人走過橋樑道路到達目的地,橋樑道路亦可以隱沒而似歸於無。以至自謂自己晚年的鉅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仍為一可讀可不讀之書。(「序言」)所以唐先生教學並無刻意要培養自己的學生,要學生專做自己的門徒弟子,發揚自己的哲學,以建立門。而是要學子為學與做人宜目光四射,不要蔽於一端,執一而廢百,作往而不返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