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憶唐師母
李杜

日前劉國強兄帶了唐師母未出版的文稿來,謂已徵得新亞書院梁秉中院長同意資助出版,要我為其附篇寫一紀念性的文章。我答應了。隨即決定寫此小文:〈憶唐師母〉。
我是新亞桂林街時期的同學,於一九五三年入學。入學後不久,即見到了唐師母。當時師母與唐先生及安仁一起住於新亞校舍中。由那時始至師母於去(二○○○)年去世時止,前後四十七年多。其間除了我不在香港到美國留學的那幾年之外,每年皆在不同的情景之下,多次見到師母,所見到的師母皆是溫文和悅、微笑不語。起初偶然地見到,如於唐先生舉行的朝會中(在桂林街時期,唐先生每周日都舉行朝會,同學自由參加,我每次都參加)、唐先生主持的中國文化演講會中(在桂林街時期,唐先生每月都主持一次中國文化演講會,請香港和路經香港的海外中國學者來擔任演講,我亦常參加)、和學校內,是如此;每年為唐先生和師母拜年,和受邀到其家中過年、吃年飯時亦是如此。唐先生的話甚多:有說不完的人生體驗、哲學義理、歷史文化精神,師母則不多說話,她的話除表現於她文雅的態度中之外,唐先生所說的,似即是她要說的。依我記憶所及,第一次與師母談話是一九六三年夏我由美國返來去看唐先生和師母時,她與唐先生一起和我說美國的社會生活情形。自那次始,後來即時有與唐先生和師母一起敘談的事。我於一九六四年結婚後過年時,常與內子馮希瑩一起去為唐先生、師母拜年,因拜年的人多,唐先生與同學、先生敘談,希瑩則與其他女士和師母在一起。師母每年過年時都要金媽(其傭人)煲茶葉蛋招待拜年的朋友和同學,所煲的茶葉蛋很好吃,我與希瑩都喜歡吃。希瑩想自己亦煲茶葉蛋,乃請教於師母,師母教識了希瑩。自此後,我們每逢過年,亦如法煲茶葉蛋招待親戚、朋友和同學。家鄉每過年時都貼上春聯。我對此習俗很懷念。唐先生、師母過年時,門前與廳內都貼上春聯,由師母書寫。師母的書法很好,剛健中帶柔和。我結婚後,亦如唐先生、師母一樣,過年時亦貼春聯。希瑩的字是一種童體字,寫的不差,但她不想寫,乃由我寫。希瑩性情平和,易與人交往,故能與師母交談,而甚敬重師母。
唐先生在世時,師母常伴隨唐先生在一起,師母與我們所談的多是家常話。唐先生逝世後,師母與我們則不僅閒話家常了,而另表達了事務性的規劃,和意向性的指導;例如有關唐先生安葬於台灣台北市郊觀音山之南的墓地,和如何準備出版《唐君毅全集》所表示的。由此所見到的師母則不僅是溫文、和悅、微笑不語,而同時亦是思慮周密、策劃得當、了解周到、意志堅定、按計劃而行的前後二者而為一的師母了。
唐先生在世時,我只寫了一篇有關唐先生於一九七四年由中大退休的紀念性文章〈唐君毅教授學術述略〉,事前並沒有和唐先生說,文稿亦沒有給他看,於《新亞學術年刊》第十六期出版後才給唐先生看。唐先生看後說:「寫的很扼要」,師母則問我有關唐先生來港前的資料是怎樣知道的。唐先生逝世後,我寫了一本有關唐先生生平與學術的書:《唐君毅先生的哲學》(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二年出版);傳文一篇:〈唐君毅傳〉(應台灣中華民國史館的邀請而寫,刊登於由國史館出版的《國史擬傳》和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的《華岡學報》第十九期,民國八十二年);論文多篇:〈由牟宗三先生的「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而評及其道德的形而上學〉(此文主要是為回答與糾正牟先生對唐先生的一再公開批評而作,刊於一九九二年我由台灣藍燈文化公司出版的《中國古代天道論》的附篇中);〈唐君毅先生與台灣儒學〉(此是應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舉辦的「第一屆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特別邀約而作;此文除於會議中擇要宣讀外,並刊載於《哲學與文化》第二十四卷第八期和研討會出版的論文集中);〈唐君毅〉(此是應《中國歷代思想家》的主編者,台灣師範大學王壽南教授的邀約而寫,刊於該書集「二十五」);"Tang Chun-I-A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此是應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主編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教授Antonio S. Cua的邀請,於五年前用英文寫的有關唐先生哲學思想的文章,現正在排印出版)。所說的書文皆贈送師母。師母告訴我謂她都細細看過;但自謙地說她自己對唐先生的哲學思想了解不夠,不能說甚麼,要我們做學生的多多去發揚,並謂我很用力;又關心地問那篇用英文寫的為甚麼仍未出版。
唐先生在世而我不在香港時,常寫信給唐先生,於信中問候師母。唐先生逝世後,於一九九○年中期,我在台灣文化大學教書時得知師母患了與我於一九八○年中期同類的病,我即寫信給師母,除問候外,並將我的治療經過,和治療後在心理上和生活上如何調養的詳細情形告訴了師母。她不久即回信給我,於信中細說她如何調養、並說於寧靜調養中想到慈祥的釋迦佛像時內心很愉悅。與師母通了兩次信之後,我與希瑩即由台返港過年,返港後看到的師母健康已大致好轉,心情亦寧靜。其後的寒暑假我們都由台返港,返港後即往看師母。所見到的師母病是好了,但身體則一次不如一次,我自己的聽覺亦一次差於一次,後來的兩年我再聽不清楚師母所講的話,師母似亦聽不清楚我所講的話。一九九七年夏我完全聾了。但安裝了電子耳機之後再能聽,且聽的比前較好,但師母已不能與人交談。見到我時只如過去多次說的一樣,謂我「是有福的人」!
師母逝世後安仁由美國趕回來,與我們大家--同學和唐先生、師母的親友,辦理安葬師母的事。舉行大殮公祭時,由我代表致「悼辭」。所致的「悼辭」應為我們對師母一扼要而真實的陳述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