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高山仰止新亞門人瞻母範 細水長流泛川弟子沐師恩"
去年唐師母逝世後，我擬了以上一副輓聯以表對她的悼念。安仁姐要我在喪禮上講話和獻奏古琴，我想能在最後的機會把我追隨師母二十幾年的感受講出來，再獻上一曲普庵咒，以慰師母在天之靈，也是我對師母最崇高的致敬，所以義不容辭。但是到了臨場，由於情緒悲傷激動，我恐怕到時不單講不出話來，激動的情緒更會影響到獻琴，所以我臨時請琴社和書社兩位同學代我發言，事後我對於不能在師母靈前一番表白一直耿耿於懷，心想以後一定要寫一篇紀念師母的文章，以補我的缺失，轉眼師母逝世快一周年了，在這個日子將心中要講的講出來，算是對師母的追思與致敬。
唐君毅夫人謝方回女士由於唐先生的關係，所以大家都稱呼她?唐師母，其實唐師母是我真真正正的老師，但是習慣上我還是稱她?唐師母。
我跟唐師母的認識開始於古琴。一九七五年我進新亞研究所，當時研究所琴社古琴組活動很盛，人才濟濟，我想學彈琴，但導師胡菊人先生已經有三個學生，張世彬先生又不收男學生，可以教我的學長劉楚華赴法留學在即，我初學小輩又不敢高攀蔡德允老師門牆，所以由學長黃繼昌先指導我入門曲。劉楚華告訴我還有一位跟蔡老師學琴最久的同門，就是當時研究所所長唐君毅先生的夫人，但是她從來沒有教過人彈琴，劉楚華會代我去問她肯不肯教我。過了不久，她告訴我唐師母答應教我彈琴，但要過一些時間準備一下。到了七六年初，唐師母就安排我到她家裏開始上課。
原來唐師母學琴是她學書畫之外另一種修身的興趣，從來沒有想要教人，知道我要學琴，又沒有人可以教，所以她特地到蔡老師家裏，把情況告訴她，問老師她可不可以教人彈琴，蔡老師說?甚?不可以呢。唐師母?了教琴，特地訂做了一張適合對彈的琴桌，所以她要花這?一些時間準備。在開始時就自謙的跟我說，她還不能教人彈琴，我算是跟蔡老師學，她是幫蔡老師指導我的。所以以後的日子，唐師母時常帶我到蔡老師家複習，蔡老師每提起"你的學生"，唐師母就說："他不是我的學生，我們是同學。"蔡老師就會問："他不是你的學生，他的琴是誰教的？"唐師母就說："我沒有教他，我只是幫忙指導而已。"蔡老師就說："他不是你教，難道是他教你？你是他的學生了。"她們之間多年的交情，就時常在交往之間互相幽默表露無遺。
唐師母以這樣態度教我彈琴，並不是口頭說說而已，她在《憶先夫唐君毅先生》一文記到：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四日你（唐先生）照常去學校處理所務，並向致華同學作各種交代。又清理你辦公室的書物和信件。我亦感到事情未作完心中不安，跑到國樂室，找到黃樹志同學，把普庵咒最後兩段的彈法告訴他，才算告一段落。"（載《唐君毅全集》卷三十）
在她的回憶文章中，不說教我彈琴，而是說"把彈法告訴他"，可知她是心口如一。多年後看到這篇文章，令我又感動，又慚愧。其實當時的三天之前（八月十一日），醫生剛診斷出唐先生患了肺癌，唐師母聽到醫生的診斷後：
"這真是晴天霹靂，駭得我幾乎站不住，不由自主的接過介紹信．．．那時正是下班時候無法叫到的士，我跑去巴士站，坐上巴士，恍恍惚惚，只覺得天地一片黑暗，車子到了總站，?甚?地方那樣陌生，不像是我們家的附近，用力清醒一下，原來搭錯了車，乘客已全下車了，我亦只有下車，但若迷途羔羊，辨不出我家在何處。"（同上文）
當時她心亂如麻，不知所措，既要安排唐先生赴台治療的事情，又要趕緊幫唐先生處理很多公私事情，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她不單止沒有向人透露唐先生的病情，還為我彈琴事操心，我不但不可以?她分憂，還增加了她的負擔。在這裏也可以看出唐師母雖然抱著謙卑的心教琴，但她的認真和負責是絕對的。
唐先生去世後，她跟女兒安仁到美國靜養了一段時間，回港之後，唐師母從極度悲傷之中振作起來，用她的餘生，全心全意的繼續完成唐先生的事業，並努力地以自己所學再延續和實踐她和唐先生的理想。
她首先著手編輯唐先生的全集，這方面雖然有很多學生朋友等幫忙，但師母投入的精力最大，師母數十年來與唐先生形影不離，唐先生一切生活起居、講學開會以至文書往來她都一應安排照顧，所以掌握唐先生的資料最多，她還盡力找遍國內外能找到的唐先生的片紙隻字著作。唐先生的日記也經她親筆重鈔，前後近十年功夫，可知她花盡心力，唐先生的學問能完整保存，照耀後世，唐師母可以說居功至大。唐先生全集出版後，唐師母曾經對我說，她最大的心願已經完成了，以後再也沒有甚麼需要顧慮的事情了。可知她的整個生命都放在唐先生的學術事業上。
另一件她要完成唐先生未完成的心願，就是整理出版了婚前唐先生給她的通信，這些信是他們整個戀愛的過程，雙方從認識、誤解、體諒、瞭解到結合，完全毫無保留的內心剖白，從中可以看到唐先生年輕時的抱負、人格，唐師母奉獻幫助唐先生實現她的理想的過程。唐先生認為"我們是道義的情侶，我們要在未來世中共同實現我們人生的理想，我們的愛是幫助對方完成人格的愛。"所以他認為他們的婚姻是一個值得別人學習的典範，當時他就在信上告訴唐師母：
"我現在想如果我對我自己的估量是不錯，我的學問上的成就必可名聞於後世，我晚年的自傳上一定要把我們的事如實公佈出來，作為後人的婚姻模範之一。"（《致廷光書、第十一信》）
唐先生沒有完成他寫自傳的心願，但唐師母還是把他們戀愛的事實公佈出來，以完成唐先生要公佈她們戀愛經過的心願，她在唐先生逝世三週年時出版了這些書信，就是《致廷光書》。
另一方面唐師母從此用心在琴社教授古琴，同時也在書社教授書法。這是她以自己所學再延續和實踐她和唐先生的理想。她的書畫琴藝也是在唐先生的鼓勵之下學習的。徐復觀先生在紀念唐先生的文章中記到：
"先生之婚姻生活，異常美滿，起居飲食，雖全賴師母照顧，但對師母亦體貼愛護，希望師母在精神生活方面多些修養，常鼓勵師母彈琴、寫字、繪畫，讀文學、藝術、以及哲學的書。"（見唐先生《年譜》）
唐師母告訴我，由於新亞書院有藝術系，她的書畫都是在照顧唐先生之餘，在學校跟不同先生所學的。她的古琴是在新亞書院成立國樂會就開始學的，最初有九個人一起跟蔡老師學，不久剩下了潘重規先生、張世彬和她三人，後來張世彬到日本留學，潘先生也停學了，就只剩下她一人學下去。蔡老師在《新亞生活》有一篇文章《新亞古琴組參加演奏小言》就記了唐師母和潘重規先生學習與演出的情況：
"自一九六四年秋，新亞國樂會復興以來，彈古琴者皆能不厭精祥，潛心學習。尤以唐君毅夫人及潘重規教授等為最。余粗解操縵，愧乏心得，迺蒙唐夫人、潘教授等不恥下問，共同切磋，常深自惕勵，唯恐不逮。夫彈琴者首重性情，人有好性情，方可彈到琴之真性情，肅儀容、澂心志，久而習之，自能得心應手。傳神於抑揚頓挫，道湮鬱而寫幽思，平心靜性，善莫大焉。余知潘、唐兩君性情純和，修養深至，必能有得於琴者，非以靡麗和俗者可比也，是以年來頗得以友二君為樂。此次國樂演奏會，古琴亦被邀參加，乃商諸二君及馮生禮和齊彈《普安咒》，請王純先生以其胡琴合奏，以增聲色，並願此次合作，猶屬初試，造次之際，實未能臻於至善，深望知音者有以諒之，而不吝垂教焉。"
唐師母性格比較嚴肅內向，我相信她對早年並不著意於書畫琴藝等藝術修養，唐先生在書信中就曾鼓勵她要練習寫字："此外你的毛筆字太壞…….我望你有閒時把字鈔鈔。"（《致廷光書、第十九信》）但是她後來的書法卻能自成一格，無論篆、隸、真、草都有所成。她的隸書古拙中帶著天真，真書純樸中蘊含著秀氣，令人看了趣味盎然，充分表現出她的個性。她的畫，無論山水、松竹、羅漢、魚蟲都各有師承，我僅記得她的跟蕭立聲先生畫羅漢，從丁衍傭先生畫八大風格的蘭竹蟲魚等，從她的書畫可知這些都不是隨便學學，一年半載之功可達到，可知她學習之認真，用功之深。她開始學琴已在四十歲以外，但是蔡老師要求學習的曲目她基本都彈了，《瀟湘水雲》般大曲指法之複雜，也不是三兩年功夫可以掌握的。唐師母自己也承認曾經下過功夫的："為了不辜負先夫的愛護，和教我學書、畫、琴的老師，我還是用過心，下過功夫，亦留下一些字稿和畫稿。"（《毅光集、卷前語》）
一九八八年，法住學院主辦了一個"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以紀念唐先生逝世十週年。唐師母把唐先生的一些毛筆手稿、題字墨蹟和自己的字稿畫稿合印了一冊《毅光集》，分送與會學者作為紀念，另外還組織了一場由新亞琴社負責演出的琴會以享與會學者。琴會上師母更親自上臺和我齊奏一曲《平沙落雁》，據後來安仁姐告訴我，唐師母一向有精神緊張的毛病，為了上臺，對她精神影響很久，我對此懵然不知，也沒有察覺出來，又一次看到唐師母為人含蓄和她對唐先生的敬愛和情深。
新亞的教育理想是要培養出學生完整的人格，所以課餘鼓勵學生組織興趣團體，新亞書院有國樂會之成立，研究所與書院分家後，學生設立琴、棋、書、畫四社，這都是實踐新亞教育理想的一部分。錢穆先生就有《禮樂人生》、《課程學術化生活藝術化》之說（見《新亞生活》），唐先生對於禮樂人生就有很透徹的簡述，他認為知識智慧、藝術文學、宗教道德都應該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表現出來，就是禮樂的文化生活。所以他認為："人之文化生活、禮樂生活不是拿來競賽逞強的，而只是拿來享用受用，以自求心安理得。"（見《東方人之禮樂的文化生活對世界人類之意義》）研究所這些團體的成立就讓學生實踐這種禮樂生活，在課餘畫畫寫字、下下棋、彈彈琴，這些都是傳統文人的娛樂與修養，使人生活得以充實、精神得以調劑。每個星期六，師母來到研究所，與書法組與古琴組同學上課，一起寫字彈琴，就像雅集一樣，也像一個家庭一樣，她有教無類，同學沒有感覺到一點壓力，大家在一個充滿學術藝術氣氛的環境裡，和諧相處，這不就是禮樂生活的表現嗎？
研究所琴、棋、書、畫四社只有琴社較有規模，也有組織章程，基本上都是研究所同學自發參加學習的，也有個別校外有興趣來學習的學員。由於一般同學留校只有兩年，所以流動性很大，學員時多時少，八十年代中學員最多時，唐師母要我也教一些學生，我覺得我還不能教人，所以也跟她當初教我一樣講法，她是導師，我就幫她忙指導同學，所以一直以來，我和琴社學員都以同學相稱。有一段學員最少的時候，我向她表示憂心，她對我說："不要緊，這是文化事業，總不能轟轟烈烈，只要細水長流，綿延不斷，我們的文化就可以延續下去了。"她這番話對我可謂刻骨銘心，影響至大。以後我都以此為信念，堅持以繼承文化事業的精神於自己對古琴的愛好。
八十年代初，師母就鼓勵我到國內尋師訪友，或參加古琴活動。當我跟北京琴家吳景略先生學了一曲《憶故人》後，由於在曲意和指法的處理都與她原來所學的有不同，她很喜歡我所彈的版本，所以就說要跟我學我的《憶故人》，於是她就很認真的跟我彈，以後她凡彈《憶故人》就說是跟我學的。八十年代末她更鼓勵我直接去跟蔡老師學琴，使我的琴藝不斷得到提升。多年以來，除了每個星期六到琴社上課彈琴外，我幾乎沒有間斷過在星期四上午都到她家裡和她彈琴，吃了午飯才離開，他知道我很忙，所以時常提醒我："你要來就不用打電話，要是有事不能來就記得打電話告訴給我。"這已經成了習慣，直到我九五年底移居加拿大為止。
我雖然深愛中國文化，也以此為我的學習與研究目標，但因為客觀原因，要負起家庭重擔，不能專心從事我自己興趣的事業，只能以古琴使我保持與中國文化藝術的聯繫，這些年來，雖然不能專心專意的做研究，但在唐師母的鼓勵和鞭策之下，從未間斷，所以保持不斷收集琴學資料，以待他日條件許可，可以從新繼續自己未完的心願。由於師母的關係，雖然新亞琴社只是一個校內的小團體，自己覺得對於琴社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感，所以二十年來沒有離開過琴社。有人認為琴社學琴的人流動性大，不能認真與專心學習，在此教琴簡直是浪費精力。但如果知道研究所的學生都是工餘到來唸書，目的在於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而且還有興趣來學彈琴，這種求學精神已經難能可貴了，加上新亞的教學精神，與老師同學們相處之時，你就會感受到禮樂生活的存在，就如錢先生所說："只要禮樂人生存在，則鐘鼓玉帛自然會隨時而起"（見《禮樂人生》）。創立新亞的諸位先生在中國文化陷入最低潮時候，對中國文化仍然保持信心和樂觀，為了繼承和發楊傳統文化而成立了新亞書院。我們就是希望在新亞感受到禮樂人生，也聽
到鐘鼓玉帛。曾經有國內琴人來到了琴社，很感慨的說："來到你們這裡，就像來到一片淨土，俗氣盡消。"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
師母為人低調含蓄，一切大小事情都會澹然處之，曾經有人對她做了一件很不禮貌的事情，我雖然替她深深不忿，但她看了也不發一言，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學生都對她非常敬重，有事都會主動幫忙，但她都以不擾人為原則，可以自己解決的事情不會隨便打擾別人，平常出外要人幫忙接送的話，也會分別找不同的人，盡量減少對別人騷擾。九十年代後因年事漸高，也漸少到琴社了。後來她得了病，也很少人知道，我是在她動了手術後才知道消息，趕到醫院看她，她反而在安慰我們。她得病後，安仁姐放棄了美國一切事業回來照顧她，除了要繼續治療外，她還要看眼疾，所以常常需要人陪她到醫院，我告訴她我的時間比較自由，隨時都可以陪她，但她還是盡量安排不同人接送她，減少太麻煩同一個人。病後她很努力恢復健康，每天到露臺運動，也恢復彈琴，我還是每個星期一天到她家陪她彈琴，希望她能多彈琴可以鍛鍊身體，恢復健康。她最初以為以後再也不能彈較長的曲了，最多只能記憶如《耕莘釣渭》、《關山月》等小曲。後來她連整曲《普庵咒》也能彈了。可見彈琴是佔她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香港的生活迫人，我的工作沒完沒了，如果長此下去，我相信自己再也不能恢復自己的埋在心底志願與興趣，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只有舉家離開香港，才可以改變現狀，才有機會從新投入我自已興趣的研究。這個決定，在我是巨大的改變，我雖然不惜放棄一切，但是也有些是我難以捨離的，其中之一就是唐師母。這麼多年來，我每個星期到她家裡彈琴，與他相處幾個小時，與她閒話家常，他知道我的處境，時常關心我的家庭和孩子，我時時為她做些小事情，或買些東西，她平常在家裡，見人不多，與人談話也不多，她為人厚道，很少評論別人，間中也會與我討論一些人，但都是點到即止，所以我可以說是她主要的談話對象之一，這一切已經成為習慣。我怕我一旦離開了，她一定會很不慣，因此影響她的精神和健康，這是我最內疚的。當我向她提起此事時，我感覺到她內心很不高興，但她還是沒有一言半語的表現出來，只是關心我以後的生活處境。我只能安慰她，香港還有事情要辦，我以後還要時常回來，回來就可以看她了。我也把情況告訴琴社的同學，希望他們以後能多些來看師母，多陪她彈琴。我沒有甚麼報答她多年來的教誨和鼓勵，只有將我學做的一張古琴送給她，以表我對她的一點敬意。這張琴雖然沒有全部完工，但基本都做好可以彈了。我每次回港有時間就向她借回來彈，也把它進一步加工完成，她總對我說："你回來要用就把它拿回去彈，但彈完記得拿回來啊！"可知她對這琴也很珍惜的。我每次回港打電話給她，她總是高高興興說："你有空就過來彈琴，吃了飯再走。"我也盡量抽時間到她家，跟以前一樣，和她彈琴，閒話家常，然後吃過飯再離開。
移居加拿大後，經過幾年安排與適應，我漸漸可以多抽空在古琴的研究上，九九年我有機會到蘇州與做古琴絃的師傅合作從新研究改良絲絃的質量。去年初新絃出產後，我回到香港打電話給師母，準備告訴她這個消息，誰知她卻叫我不用來了，有事會打電話給我，我心裡感到不妙，到我要回加拿大前她還沒有來電，我再打電話給她，說要來向她辭行，她才叫我去，到了她家，傭人Louisa從房間把她參扶出來，她走得很慢，顯得很虛弱，Louisa告訴我她近來很少活動，時常在房間裡睡覺，我覺得心如刀割，難過非常。問候過她，送了一副新絃給她，告訴她我做絃的事，她都明白，我不敢久留，要Louisa扶她回房間休息，我就走了。到了六月，我應邀到台灣作一個古琴演講，之後和內子梁麗雲順道回港，打電話到師母家，Louisa說師母聽電話很難分辨是誰，我就告訴Louisa，我要到師母家看她，如果她沒有精神或者睡了我就不打擾她。到了她家，Louisa問過師母可以見我們，麗雲就和她一起參扶師母出來，她情況明顯比年初差，神志更模糊了，但她還是與我們交談幾句，還問起我們孩子，我們不敢久留，匆匆就離開了，當時我們夫婦心裡都很難過，想不到這次竟然是我們與師母的訣別。
今年五月十九日，台北市國樂團邀我主持了一場"絲桐傳千古"音樂會，在台北國家演奏廳演出，我選彈了一曲《憶故人》，節目單印上了"謹以此曲紀念謝方回老師"。
在台上我穿上了唐先生的長衫。一九七七年新亞琴社第一次舉辦音樂會，我與師母齊奏了一曲《陽關三疊》，由二胡導師王純先生二胡伴奏，當時師母把唐先生的一件長衫借給我穿，我的身材跟唐先生差不多，所以很合穿。唐先生去世後，師母把這件長衫送了給我，又送了一件唐先生做好沒有穿過的長衫給我，這件衣服料子名貴，手工精細，麗雲幫我珍而貴之的藏在衣箱裡，二十年了，這是第一次正式穿上。
我用唐師母的藏琴"鳴鸞"彈奏，這張明朝琴音色沉厚純和，唐師母對它很珍愛，平常很少出門。去年我回港奔喪時，安仁姐對著唐冬明兄向我說："「鳴鸞」琴送給你做紀念。"我說："我已經有琴用了，這張琴應該給冬明兄。"冬明兄說："「鳴鳳」給我，你琴彈得好，「鳴鸞」應該歸你。"我說："我絕對不能接受這張琴。"安人姐說："媽媽雖然沒有遺言，我這樣做，相信她一定贊成的。"我說："我真的不能接受它，這對我太沉重了。"安仁姐含著淚說："媽媽不在了，我們現在就三個人，我向來稱他哥哥，現在我就叫你弟弟，你就安心收下吧。"我唯有說："那麼這琴暫時由我保管，以後再算吧。"安仁姐說："給你就是你的，不要再多講了。"這時候我們三人都激動得再也講不出話來了。我心裡還是說："這張琴唯有由我保管了。"
由於這場琴會是為了推廣絲絃古琴的，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琴絃答問》刊在節
目單上，文章最後寫到："歷來琴人以彈琴作為興趣的多，用以謀生的少，所以很多有心人都會在能力範圍下，不計較利益得失地在琴學各個範疇中，盡心盡力去貢獻自己所長，古琴這種小眾藝術文化才會細水長流，涓涓不斷，發揮出強韌的生命力而千百年不墜。除了以上種種原因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提高國人的文化素質，令這樣可貴的精緻文化，能有更多人懂得欣賞，以追求更高層次的藝術文化，絲絃琴的生命力就會歷久不衰了。"
"細水長流"一辭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我的文章出現了，唐師母這種精神不但影響了我，也影響到跟她學習的人，到現在，新亞琴社還照常活動，舊人走了，新同學又來了，我每次回港有空，就一定到琴社和同學們一起彈琴，享受這種禮樂生活。唐先生對師母說的"我們的愛是幫助對方完成人格的愛"，唐師母把這種愛從她身上發揮出來，影響到和她接觸的人，不單她的學生，甚至她的傭人，以前從國內一直跟隨她們到港的金媽到了退休還不捨得離開她們，後來的菲籍傭人Louisa，在師母家超過十年，伺候師母如伺候母親一樣細心，她的兒女都成長了，但她因為師母有病在身，一直不肯離開，要伺候師母終老，師母去世後，她還為師母扶靈。如果師母不是以女兒般對待她，她又如何會如此對師母呢。
五月二十日，演出的第二天，我們夫婦一早便到了台北淡水觀音山唐先生和唐師母的墳前拜祭。唐先生去世後，唐師母就準備好這口雙穴，與唐先生"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我們默默祝禱，願他們能如所願："在無量的未來世界中，仍是恩愛的情侶"。
平日與唐師母相處，你會覺得她是一個很平凡到女性，她為人隨和，不蘊不火，她照顧唐先生日常起居，照顧家庭，是一位賢妻良母，她對學生循循善誘，是一位良師，但你要知道她背後與唐先生之間相互犧牲和敬愛的精神。她一生為唐先生學問事業而作的犧牲與貢獻，就知道她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唐先生能以整個生命投入哲學思想，為中國文化從新疏解，建立起自己一套哲學體系，完全是師母在背後默默支持與配合。
"我對你的愛中添增了無限的敬意，覺得你實在值得我配合，我佩服你有崇高的理想，佩服你有無私的感情，和你對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我當下生起了一種強烈的責任心，我覺得我對你的責任很大，我要好好培養自己，希望多少有點能力，能夠幫助你，與你共同實現你一部分的理想。"
（《致廷光書，後序》）
她知道唐先生的抱負在於民族文化，能助唐先生完成理想，也是貢獻於民族，貢獻於文化。所以她身體力行，無論在唐先生生前或死後，她都把整個生命與精力投入協助完成唐先生的文化學術事業。
中國傳統上女性在史冊上的記載比例上都不及男性，很多影響歷史至大的女性在史冊上也沒有獨立篇章的記載，都是在歷史偉人史傳中提起及而已，這可以看出傳統中國女性的德性，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去配合男性完成偉大的事業，並不計較自己的名與利，錢穆先生對此有所簡述（見《人生十論》十二章《中國人生哲學第三講》）。如此看來，唐師母可說是一個傳統中國女性的典範。但唐師母並不止如傳統女性般犧牲個人去成全唐先生的學問。她和唐與先生的愛是幫助對方完成人格的愛，她是與唐先生在精神上交往中直接影響和提升唐先生的思想和學問，在唐先生去世後又能以自己所學去教導影響自己的學生，這又比傳統女性的德性更高一層次。藉師母逝世周年之際，將我個人對師母的認識和感受表達出來，以示對師母的敬意和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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