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編者的話
                   沙慶強、黃麗章
  《論語》記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泰伯篇)朱子註曰︰「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四書集註》)作為一個讀書人,必有恢弘的胸襟、剛毅的心志,然後可以言擔負「任重而道遠」之文化使命。唐君毅先生正是這樣的一個讀書人,其一生成就便是最好的明證。

  唐先生幼承家學,少年時代已飽讀古籍,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抗戰初期,於極艱困的情況下,與周輔成合辦《理想與文化》雜誌,成名作《道德自我之建立》即發表其中,僅在而立之年,先生濃厚深切的文化意識與治學修身之人格風範,已儼然卓立。四九年違難來港,與錢穆、張丕介兩位先生合力創辦新亞書院,即求延續中國文化命脈於海外,新亞精神和理想感召無數後學,這與唐先生和新亞諸位老先生之辦學心意是不可分的。而辦學期間,校務雖然繁重,唐先生仍然不忘著書,且為新亞書院的學生刊物、《人生》、《中國學生周報》等雜誌撰寫一些談讀書和人生的短文章,為傳揚文化而焚膏繼晷、細大不捐,心志之切,叫人動容。晚年即使一目失明,仍盡瘁於新亞研究所。七六年九月更發現患上癌病,但當服藥後,只要精神稍好,即維持每周兩節的教學;寫成了兩大冊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後,自己雖然病臥榻上,仍親作最後一校;辭世前的一天,閱報得悉中國大陸恢復孔子的地位,又欣喜不已;凡此種種,均見唐先生對中國哲學文化之傳揚和教育念茲在茲,無時或忘,這是把文化事業放在個人生命之上的表現,沒有過人的毅力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是不能做到的,牟宗三先生稱唐先生為「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誠非虛言。

  唐先生的這種文化意識,可說是他一生志業的最大動力。新亞書院後來與聯合、崇基兩書院合併成中文大學,後因香港政府實行統一制,逼使各書院交出行政自主的權力,使新亞書院原初之辦學理想幾至不保。即使如此,唐先生在現實的困境中仍努力周旋,弄至心力交瘁,為的只是希望中國文化之根,在南方這片小土上,能開花結果。此即是文化意識。人間事業之成與否,固有命焉,面對現實問題不能解決時,聖人亦難免嘆息,但這嘆息其實表示他已盡了一切辦法,更表示他仍是不忍人間有憾、道德理性之被唾棄和遺忘,聖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無非要保住人間之一切價值。孟子說︰「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篇)聖人所求者,只是盡其在我的道德實踐,實踐總是內在的,總是人之性分之不容已。落入現實的處境,當然有無窮複雜和曲折,唐先生辦新亞書院,後期之艱難境況,新亞不能自己作主,便是命;但唐先生之文化理想,其於種種艱難中的奮鬥,即透顯出一深邃的道德意識、文化意識,便是先生作為一個人,盡其性分之表現。而此文化意識之落實,便成為先生終生要守住的道,此即支持中國文化於不倒。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篇)信焉。

  唐先生於七八年二月二日清晨謝世,倏忽之間,距今快十有九年了。《毅圃》的編輯組,自第五期為牟宗三先生之逝世一周年編製了一個紀念專輯後,便一直有意為唐先生做紀念特刊。期間,我們得到唐師母轉賜親朋的詩文,以及各方學者師友惠稿支持,編輯組在此再三致謝。文章中有懷念唐先生的,亦有談先生學問的,這堣ㄓ@一細述了,請讀者用心細看。這些文章是為唐先生之逝世十九周年有感而作,正好反映人心之不死,人們仍為偉大的心靈所感染。由於篇幅所限,部份來稿未能悉數採用,又或有所刪減,謹此致歉。

  以前的「毅社」、現在的「弘毅文化教育學會」、出版了年多的《毅圃》,都離不開一個「毅」字,一則代表了我們作為讀書人,自覺地對文化傳承的一份承擔;但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我們對唐君毅先生的懷念。人在有限的形軀生命中如何彰顯無限的價值,即是如何從具體到普遍。觀乎唐先生的生命歷程,亦可契之一二。唐先生的形驅生命已萎,但是其心靈生命已注入中國文化、人類文化之中,燃點未來之心靈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