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新儒家對五四運動的反省
              楊祖漢
  對於五四運動之為一愛國之運動,五四時代青年人表現了純粹真摯的愛國熱情,而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民族爭一個在世界上應有的合理之存在地位,不要有任何的委屈,這價值誰也不能反對,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先生)亦復如是。對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對西方文化之引介,希望使中國能充分現代化,即吸收西方文化之長,以開出民主與科學,這點用心及其貢獻,新儒家亦是相當肯定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作為一啟蒙運動來看,亦是很成功的。但吸收西方文化,要開出民主與科學,是否由對西方文化一往情深,致無限之傾慕,千百般的歌頌宣傳,便可得到?又接受、吸收西方文化,是否便要拋棄剷除傳統文化,然後可奏效?對於西方文化及傳統文化之理解和態度,新儒家則有異於五四運動的主要人物(胡適、陳獨秀及文學家魯迅等)的想法。對於五四及新文化運動所造成的反傳統的趨勢之愈演愈烈,使中華民族之精神一步步的離其自己,使所謂中國之性格、中國精神,只能寄託在日常的生活習慣上(如飲食),或對古代器物之玩賞,及一些特殊的技藝(如國術、氣功、中醫)上,此外便沒有了。使中國人在意識上要徹底洋化,(信仰基督教固是洋化,信仰馬列主義亦是洋化也)而潛意識上又極願作一中國人,這堶惘雪奶j的衝突、矛盾,精神上有無限之痛苦。使當代的中國人精神並不能順適條暢,而惶惶不可終日。對於這現象之造成,新儒家是痛心疾首的。

  據唐君毅先生的看法,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意識態度,常是出於一種慾望的動機,對西方文化顯出一種卑屈羨慕的態度,即主要都從功利的動機出發。由這種心態來瞭解西方文化,並不能真正肯定、真正瞭解西方科學、民主、宗教本身的價值。西方之科學研究之精神是一種純粹求知的精神,是超乎一般的現實求功利的心情的。又近世科學家皆由自覺地求瞭解一「上帝之所知」之自然祕密而生之偉大要求所鼓舞。近代作民主自由運動之思想家,亦依於天賦人權,個人權利之獨立性、與個人人格之絕對肯定。即西方人對科學、民主之肯定與追求,其背後是有一段真精神在推動的。這背後的真精神,是有其深遠的傳統的。對於這點,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大都不能瞭解。他們所介紹的西方文化,如羅素、杜威之哲學,實不足以代表西方文化及哲學的大本大原。而且當時人對羅素、杜威的瞭解,亦很有限,對西方傳統的文化、哲學不能入,則對於所謂現代化,科學與民主,便不能有真正的契會。這便可使人理解何以宣傳了幾十年的科學與民主,而科學卻終未能生根,民主政治亦未能真正實現之故。知識分子大抵都宣傳科學,但都不能沉潛於學術的領域,以貢獻其一生精力於研究為職志,而多半途出仕做官,如是如何能使科學生根?人多崇尚自由民主,但卻只在生活習慣上講自由,如為人子女的反對父母的權威,或在男女婚姻上不負責任。使父母不能教訓其子女,老師不能教訓其學生,而毀壞傳統的倫常。科學的研究,民主自由的精神,必須是以對學術的真誠,及尊重理性作基礎的,沒有這精神作基礎,則所謂爭自由爭民主,只會成為一場大的浪漫的衝動,毫無成果之可言。

  由上所言,可知科學與民主背後是有其深遠的傳統的,是有對學術的真誠,及道德、宗教的敬虔、寬容,肯定個體的尊嚴,即是一理性之精神作支持的。吾人可說,是因為有超越乎現實的精神在支持,人才能作持久的努力,而在現實上有一步步的成果。這超越於現世的,不求功利的精神是西方學術文化的「體」,必有體然後有用。而中國文化亦自有其體。傳統的儒道佛三教的思想,亦是使中國人的精神能不黏著於現實,不受限於感性之生理本能,而隨時理性化其自己,使民族群體的生命,能生生不已的根據。三教都是表現了高度理性的教訓,有著高度的智慧。儒家的仁教,要人顯發本有的不安不忍的仁心,由親親仁民而愛物,於倫常實踐中體驗印證具無限意義的神聖實在。道家教人化去成心,不要有為造作,使生命能沖虛自然,無為而無不為、生活如行雲流水般。佛教言緣起性空,教人觀空破執。又對人生的習氣無明,煩惱的根源,有至為深刻的體會,由是而開出詳密的修證工夫。見無明煩惱之根極其深細,而要徹底解脫,又憫眾生皆沒在無明中,而興度盡眾生之大悲。這些都是人類智慧的高度表現,都是真理。由此而使群體的生命及個人的生命能不陷墮於慾望氣性,不限於現實利害的關心計算中,而能不斷湧現理想,以開拓其心靈,廣大其胸襟。這是中華民族能長久立足於世界之根據,是所謂中國文化之「體」。

  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對傳統文化,並不是從這些地方看的,他們只看到了一時的腐敗的現實政治,只看到了一些民族的生活沉澱、渣滓,如裹小腳、抽大煙、懶散的習氣等。他們看不到中國學術文化的大本大原,不懂孔孟的仁教,魏晉的玄理,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宋明的理學。只知肆意批評,而不肯虛心體會受教。這樣又怎可以使個人的生命與傳統的文化生命相通?又怎能知道中華民族憑甚麼可以長久存在,甚麼是將來民族生命,個人生命的道路?如是人便無所依歸,生命不能安頓。這樣人又怎能理性化,客觀化其自己,以純淨其生命,開顯其智慧?這樣子的人之存在,又怎能成就大學問,大事業?我們不能說保守著傳統文化一定可以使中國現代化;傳統文化固有其不足夠的地方,但要使中國現代化,並不必要,甚至是不可以拋卻自家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營造了一個人可以在其中合理地生存的環境、氛圍,這氛圍對於中國人,如牟先生所說,如水之於魚。人的生活如果沒有了道,便是魚沒有了水。莊子說︰「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人類生活於道術中。道術對於人,是最為根本的。沒有它,一切都不能談。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卻主張要連根拔起傳統文化,以為它是和民主、科學不相容的,這實在是淺陋不學之過。

  如果能夠保存傳統文化的真精神,人的生活便有了道,於是自然會隨時調整,革故生新。若自覺到有所不足,便會朝合理的目標而改進。瞭解到民主與科學是現時代必須開出來的,便會努力從事於此。一個健康而有生命力的民族,是自然會如此的。而傳統的道術,便是使民族生命能維持健康正常之道。民族生命能正常健康,便不會像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般,一味的要求古人、責怪古人,好像古人沒有留給我們更好的遺產,便是古人的大罪過。只知怨懟祖先,不肯反求諸己。於是非理性的情緒到處發洩,以打倒、破壞傳統來發洩現在感到事事不如人的憤恨。這種心情,又怎能使民族步上坦途?使國家、社會真正現代化?破壞、打倒並不即是建設。要有民主、科學,須長期沉潛的努力。五四以來的許多知識分子,乃至一般老百姓,常犯了這「以破為立」的謬誤。

  附記︰此文是作者參加由「淡江大學」及「北京大學」合辦的「海峽兩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北京)的發言稿。劉國強兄為《毅圃》「唐君毅先生紀念專號」約稿,謹以此文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