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唐君毅《書簡》繫年的若干問題(節錄)
             黎漢基
11.〈致徐復觀 四十二〉(頁122-123)
  此信《書簡》繫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所繫月、日有誤。

  此信主要內容是回應徐復觀來信譴責胡適一事,徐信現不得見,但從唐信所載亦可推知一二︰「惠示談胡適先生所說者已拜讀,並轉錢(穆)先生與(牟)潤孫兄看了。彼是把學術文化當成私人事了。實則由五四至今,中國人之思想已翻進了許多層次,彼仍欲以其三十歲前之思想領導人,如何可以?彼實仍賴中國文化中之包涵一敬老之成份乃有今日。……然受此中國文化之惠者反罵中國文化,即不可恕也。唯彼未正式寫文章,則亦不必管他,亦胡說而已。」到底,胡適是在甚麼時候罵中國文化而偏偏又沒有正式寫文章呢?

  其實,胡適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才由美國回台定居,整個十一月也沒有下台中,亦沒有公開發表講演指責中國文化,所以此信不應該是在十一月寫成。

  翻查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八冊,頁2766-9),真正激起徐復觀激烈反響者,是在此年十二月八日,胡適應台中農學院之邀,講演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指責二千年來中國文化有許多路向錯誤的地方,例證包括實行了將近一千年的纏足、流毒四、五百年的鴉片、以及流傳千餘年的駢體對句和八股文。以徐復觀與農學院的深厚關係、對胡適的極端重視,他極有可能是講演會中的座上客,而講話中挖苦中國文化的說法,確實刺痛了他。

  是日下午,胡適出席東海大學的歡迎茶會上,就與徐復觀討論有關孔子思想受君主專制影響而改變精神的問題。這場討論的氣氛如何,在《年譜長編》缺載,僅僅提及胡適只是關心其中枝節的考據問題,並做了札記。究其實,胡、徐二人是弄得不歡而散的,查《雷震日記》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記載︰「今日胡先生略說他在台中與徐復觀爭執之事,他說包小腳也是中國文化,而(徐)復觀則不承認。」一月五日記載︰「晨至車站送徐復觀,他對胡先生仍是大罵不止,我幾乎不好答話。」由此可知,徐復觀當時對

  胡適的不滿,主要是來自胡適在十二月八日的講演和事後的交談。然則,徐復觀致唐君毅的信,不可能早在十一月內就寫出,而應是十二月內的事情。
胡適演講事情在十二月激起香港學人的反響,還可從《人生》的負責人王道身上得到一個旁證︰東海大學圖書館「徐復觀紀念室」藏有一封王道致徐復觀信,所署時間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四日,提及王道從唐君毅處得讀徐復觀來信之後,作出回應支持,罵胡適的口吻,與唐君毅此信幾乎相同︰「以胡先生之地位,竟無一句話像是出自學人之口,而登堂指名叫囂,尤屬無禮至極﹗推其所以至此,益如先生之信末所云,亦即憑其狠愎心理,一口咬定到底,求能始終不失為反派之領袖而已。道意對此狂謬『學人』,要嗎置之不理,要嗎使用降魔杖,打使全現原現。」原擬在本期《人生》社論中加以批判,由於胡適之談論「尚未公諸文章,故且稍待於異日耳。」如果說,唐君毅和王道同在十二月內收到徐復觀報導胡適的消息,前後覆函支持,相信是比較近情理的事。

  至於此信寫於十二月的證據還有一個,且看信中第二段云「錢先生下月來台,當請其略帶禮物以為紀念。」錢穆實是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三日由港赴台,參加東亞學術研究計劃會會議及作學術演講,二月十九日返港(《新亞生活雙周刊》1卷17期,頁3)。錢穆此行應該是要向新亞校方請事假的,唐君毅能夠在十二月預言他在下一月赴台,實是可以想像之事。

  不過,此信雖可斷定是寫於十二月,但似乎不一定就是十二月十四日,因為信中第二段云「弟此數日學校放假,得休閒十日,當可多至鄉間一遊。」其實,新亞書院在十二月十四日左右(十一月十四日亦然),根本沒有連續放十天假期的記錄,查《新亞生活雙周刊》1卷16期(頁3),新亞書院其實是在十二月廿六日開始年假,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年假終結,恢復上課。以香港法定的公眾假期計算,每逢十二月廿五日聖誕假例必放假,而普遍學校在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亦多不上課。由十二月廿四日至一月二日,頭尾剛好十日,所以唐君毅所指的假期實是指此。按照「弟此數日學校放假」的記載,可以推斷此信寫於假期開始後幾日,故此信當是寫於十二月廿七日左右,日子相當接近王道致徐復觀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