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唐君毅先生,
        弔唁新亞精神並告新亞研究所師友同仁書

               陳文山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但願桃李諸花,落實更生千萬樹。天道好運,人文永在;寄語中華兒女,   應知天未喪斯文!”

  時直清明,而唐君毅先生逝世亦已逾兩月,謹獻心香一炷,以祭唐先生在天之靈。
  二十多年前,錢穆先生挾一如後來子魯在頒贈其博士學位時所推頌的:“將中國文化帶出錢幕”的精神,要為中國文化保存一線學派,與唐君毅、張丕介、趙冰等諸先生創立了新亞書院。並將其教育理想,凝成為一個“新亞精神”。此新亞精神之中心主旨,即講求“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之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之中國人。”此一邏輯式之展述,到今日更可簡括的掃結為一句話,即“請求中華傳統文化精神之現代化”。新亞書院就在此新亞精神的總持中與時俱進,日滋長大。何期自新亞之並入中文大學,在一種新形勢新因素的支配之下,首先有創辦人錢穆先生之被迫引退,繼有張丕介、趙冰等諸先生之相繼凋謝,其後更有董事會各主要成員之總辭。至此,一切抱有新亞精神之新亞師生在中大之處境,已一如當年希伯萊民族之在埃及。於是,碩果僅存之唐君毅先生乃毅然再以摩西之精神,藉新亞研究所將新亞精神帶出中大獨立。正文連學脈,對唐先生之寄命方殷,孰意順天不憫,不遺一老;刀圭樂誤,逐雨溘然。泰山其崩、哲人其萎,一代宗師之唐君毅先生竟從此絕書矣!新亞研究所固是中流失楫;而晚進後學,更後何訴何承。吾書未至此,已不禁泫然而泣,我不獨為痛失唐先生而泣,我更為文化生命之迭遭挫折,我民族生命之花果飄零而泣;為國魂文命之因失去一深情宗子與偉大道師而蓋增無依無寄而泣。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獨愴然而涕下”。語雲:長歌當哭,故謹獻上聊,為海內外國人,共伸沈痛。

  然而痛定之餘,仍須面對現實。面對當前由於唐先生之逐逝而使新亞研究所陷於中流失楫之處境,有一個為全文化界所普遍關注的問題:就是新亞研究所今後之命運。研究所可以繼續招生,同人等可以繼續治學或各奔前程,而自有安身立命之地,這不是並注的焦點。但新亞精神放於何處?新亞創辦諸賢對中國文化之理想宏願所凝成之時代使命感,究將如何安置及交待?是開啟出一新機運以發揚光大,抑或一如當年“人生難志”之隨王實之先生逝世而人亡政息?這才是大家真正關心之所在。

  我並不是新亞一份子,但我是中國文化一份子,因此我對新亞有極為深切的認同感;故曾就此問題反復思維,不能自己。當想到生於複患難與共的新亞,在其二十多年來的奮鬥過程中,會顯現出兩個不同的畫時代皆段,其一就是初創期中的由錢穆先生之“半中國文化帶出錢幕”;其二便是晚近期中的由唐君毅先生之“將新亞精神帶出中大”。今再直唐先生撒手之變,重心遺失,在此新的變局之前,當局又將如何處變應變,以挽狂澗於既倒,化變局為轉機?我們試從前面兩個陛段的發展來推看,將不難發現當前的第三陛段,會應該是:“將新亞精神帶入社會”。

  就每顆新亞種子來說,他們固可以個別的將新亞精神帶入社會。但個別既是個別,在此不容置論。我們所最要關心的是整體。首先一方面,為維複新亞精神而獨立之新亞研究所必須力保其繼續存在,以象徵新亞精神之仍然屹立。在另一方面,新亞之受挫經驗已在事實上教訓我們,單憑學院講學方式,在這急劇的時代中,實不能及時實澈整個文化理想的時代使命。因為這與直接發生影響之社會隔了一層。並且由於與社會脫節而產生一種隔膜,導致得不到社會的有力聲援,以致連本身的獨立亦幾於不保。事實也啟示我們,一個抱有時代使命感與偉大文化理想的教育,必不應謹以院校的教育方式為已足;更應有一面向社會面向全民的社會意識教育,與全民思想教育相輔而行,才是圓滿的全面性與具體性的教育之展開。故新亞研究所今天除了繼續其學院方式以造就個別人材之外,更應著重以校外課程方式,推廣公開講學以面向社會,創辦全面思想教育性之刊物以面向全民,這正是真正的“有教無類”,也就是“將新亞精神帶入社會”的基本意義。亦是今天要將文化生命接上民族生命的基本實踐。

  唐先生畢生在教育上著作上努力,其中心精神即在請求中國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之接得上。亦常強調“橫通天下之志,從實百世之心”文化生命固可由師生之講授傳承,以密傅心族生命則必須在現實上奮鬥以求存,在奮鬥求存中,它不能沒有文化生命居中以為指導,故如文化教育若祗限於面對院校內之學生,而不面向全民,不介入社會,不介入民族生命在現實上之奮鬥而應機指導,則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便如隔了一層玻璃板—看得到卻接不上。接不上,則文化生命便要受屈,民族生命便要受辱。中國的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今日就正是掙扎於這種屈震的狀熊之中。

  唐先生更每常以“聖賢襟抱,豪傑精神”相昭示。豪傑精神者即王陽明之“狂者胸次”,亦即“仁之時者也”。在今日人類失卻重心,民族迷失自我的時代,整個大局所急先需要的,是菲希特“告德意志國民書”的血性情懷,以喚醒整個文化生命自發之國魂。是邱吉爾一連串載時演辭所發揮出無比語言力量,以激勵整個民族生命自拔的^志。是索辛屁津冒死犯難以仗義執言的抗暴精神,以振奮全球人類的正義良知。是孫中山的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鼓吹動力,以“喚起民族,及聊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凡此諸賢之時世雖不同,其背景亦不同,而其均是憑筆舌之力量,以從事全民之教育、精神之戲鬥,用是振起既死之人心、超蘇將書之國魂者則一也。唐先生在其“孔子與人格世界一一文內對豪傑精神更有一段傳神之論列,說到“豪傑者之行徑,常見其出於不安不忍之心,而祗是一獨行其是。……在晦盲否塞之時代,天地閉而賢人隱,獨突破屯艱而與起,是豪傑之精神。責暴淫威之下、刀鋸鼎鑊之前,而不屈不撓,是豪傑之精神。學絕道喪、大地陸沈、抱守先待後之志,縣孤心於天壤,是豪傑之精神。學術文化之風氣已弊,而責重難返,乃獨排常時之所宗尚,以湯條一世之心胸,是豪傑之精神,豪傑者,乃個人無待於外,自作主宰之精神,以一人百折不已之心,使千萬人為辟易,為天地正氣之所寄,斯真堪尊尚已”。此一段話,直是氣奮鬥牛,沛然莫稟,讀之凜然如與唐先生同在。實為唐先生全副真性情真肝詹之自然流露,滿心而發,無所假借。而此夫子自道之一段文字,其足以表運唐先生生平之氣象與行狀者,實勝過他人千萬首挽詞。唐先生在事業上之表現,容或有不如前述諸賢之壯快,然其沈潛剛克、忍辱負重,正其處艱難之地而真能自作主宰的獨到之處。唐先生已備當忍辱負重之辛酸,而終於將新亞精神帶出中大獨立,並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留下的是繼承當局之同仁應如何無負此一獨立,以不死唐先生。不負海內外愛護中國文化人士對新亞之期望,不使創辦人之華策華力,將新亞研究所發展成為“使中國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相契接的精神堡壘”,“尉新亞精神帶入社會”,以為文化立心,為民族持志。此正是新亞當局之化變局為轉機,以開啟一新生機連之轉捩點。
                         (明報月刊第十三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