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論戰爭與和平
        ——君毅先生的民族與社會思想
            吳自甦

  在南京中大上唐先生的課,轉瞬已是卅年前的事。當時國事蜩螗,士人心無主,對戰爭與和平更是無所適從。儘管國人需要和平,可是共產黨要戰,胡適之先生在北平對世局的看法,又認為“和比戰難”;報章雜誌論和、戰的文章連篇累牘,多從政治、軍事、經濟的表層立論,惟有君毅先生是從歷史、社會與文化的哲學觀點撰文,使學生得以堅持對民主和自由的抉擇。三十年來唐先生的學術論著受益何止筆者一人,而在民族國家危疑震撼之秋,唐先生論戰爭與和平的遠見,尤值得我人感念和深思!

  人類如以理性支配其生活,本可無戰爭。人類不幸而有戰爭,戰後應有和平,而一國家在對外戰爭時,藉對付敵人的共同意志,本可使一個國家內部更團結,而促成實現統一的國家,則中國在對日戰後,理宜走上統一和平建設的道路,不幸的是和平竟然勢不可能,唐先生在當時的推斷“戰爭將長期化”,已為事實證明不假,但是他相信此次戰爭必然將中國逼上一條正確的大道。

  由於論究此次戰爭的歷史原因與社會文化思想,唐先生認為根本的內在關鍵是對社會意識的肯定。因為一個人或一集團或一政黨之所以能左右國是,在社會上佔有巨大的勢力,均由有社會意識為之支援,而社會意識之所以給予支援,則全由其被認為或假定為能實行某一種客觀的公共理想或願望。至少也是被認為或被假定為,與客觀公共理想或願望不相違悖。否則此個人或該集團政黨,經不能存在而保持勢力。唐先生從歷史上認定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始終是中華民族所自發的,有中國歷史文化的淵源,而且始終以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救與建國為中心的目標,這與共黨之以中國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環,將中國問題隸屬於世界問題,而且主義與政策均明顯是自外移值而來,顯然地不合國情和人民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凡濡染在中國歷史文化學術氣氛中的讀書人,以至老百姓,無不希望國民政府變好;由此希望所生的中國社會各分子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及寶愛中國歷史文化學術的意識,集合起來就是支援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和一切反共勢力的社會意識。唐先生在危城中議論,縱使共黨僥倖“獲勝”,只要中國人的國家民族要求真正獨立的意識不泯滅,中國反共的戰爭仍將持續不已。

  反之就共黨而言,其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由批判、誹謗、曲解、抹殺;其革命手段亦民陶冶在中國文化的民族心理相違,均系真正的中國人所難忍受。而共党之尚能存在亦另有其社會決識——即數十年來一切反對國內外資本主義的社會思潮,所形成一般知識青年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唐先生特予辨正:共產主義雖然是一種社會主義,然共產主義以外的社會主義者,皆無有如共黨具有實際勢力,由之,一切有社會主義意識者,有意無意中將“希望”寄託於共黨。在此唐先生曾鄭重的指陳,除非中國人的社會主義意識另有所托,國民黨或國民政府能真正實現均富的經濟制度,則共黨仍有繼續盜名欺世存在的可能。唐先生此處所指的社會主義,自亦即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申論之,即有民生主義就無需外人的社會主義,更不必要共黨的共產主義。再如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竭力推行民生主義,而不縱容買辦階級和資本家;在對日抗戰強調民族主義的同時,實施土地改革,以實現民生主義為號召,並且將國家意識不限於民族自救和“以党建國”,那麼共黨亦無任何判亂的藉口。所以,唐先生對中國民族求獨立建國的運動,與社會經濟改造運動若能合流;除非求國家統一的社會意識與求平均財富的社會意識,凝合為一;除非中國人能以國家政治力量,一面重建中國文化,一面改革社會經濟。否則,戰爭和和平仍將是中國的難題之難題,乃致中華民族還要繼續受苦受難。

  三十年前唐先生對苦難的中國亦有其絕對樂觀的看法,因為從整個中國文化與歷史而言,中國自來的文化理想是可以同時肯定國家至民生經濟的。孔子和整個儒家文化傳統,就是即講春秋大義,又要謀均財富的。換言之,社會——民生主義的意識與民族國家的意識,必將亦本應合流,而共黨定要否定國家民族,截斷歷史文化,乃自取敗亡。何況社會主義是一經濟制度,大可接上不同的哲學體系,接上不同的文化傳統。在理論上中國民族之求獨立和建國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即民生主義之實現,原本是必可融合統一的。

  因此國民政府必須著手經濟改革,不施行經濟改革,不能使政治安定、國家統一。唐先生曾語重心長的論及當年在上海由蔣經國先生主持的經濟改革,無論成敗,其經濟措施在裁抑奸商與豪門,終是劃時代的大事。縱然失敗於一時,但社會意識所趨,亦必向成功之路邁進。

  唐先生本諸他的戰爭與和平哲學——即在懷抱不同的理想的人,如果智慧不足認識對方的真理時,只有互相衝突,才可以使雙方的真理互相投注而互相認識。因此他對戰爭之所以不能止,乃因不同的政治理想要求統一的被認識,即尚未統一的被認識,所以也惟有通過戰爭來使雙方各去求認識對方的真理,而同走向以獨立的中華民族,去建立國家政治,而行均財富的經濟制度的一條大路。唐先生於是預言,誰先認識、先實踐此一條大路,誰就勝利。如一方不認識而只專恃武力,則縱然此方在軍事上一時勝利,其自身亦將再分裂,而最後勝利者仍然只是在此大路上邁進的人。更何況共黨之“理想”——所持之共產主義並非真正的科學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凡是由迷惑而憬悟的反共的思想家和共党黨員,莫不強調共黨之理想用一虛妄的幻想,於是由“追求”而“幻滅”。因此,我人反共所堅持之真理,亦必將曆百劫而永勝的。

  自從神州陸沈,政府播遷臺灣,總統蔣公堅持民族大義,繼續推行民主憲政,斷然實施土地改革,於是民生主義的社會理想,終於在復興基地開花結果;在蔣院長主持行政期間,一再強調反共的基本國策不變,關係國家經濟的十大建設即將完成,蔣院長最近在立法院說明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則,要是縮短貧富距離,造成均富社會;甚至寧願經濟緩慢發展,以免形成若干社會問題,這是有遠見,及富社會意識的政治家,負責任的言論,有利於國家的主張。反覆二十多年來共黨在大陸倒行逆施,先是一面倒向蘇俄,繼之三反、五反、土改勞改,再實行“人民公社”暴政,接著就做斬斷歷史的“文化大革命”,其所行為即違反人性,又否定社會;儘管共黨表面上反對“蘇修”,但實質上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國人。印證唐先生三十年前的預言,中國政治的前途,最後勝利者必為我屬,這也就是“暴政必亡、漢奸必敗”的歷史定論。

附記:
  為悼念唐君毅師,拙稿曾以筆名發表於六十七年五月臺北一月刊,今承黃振華學長   選入唐師紀念文集,複承謝永年先生提示訂正,謹此一併志感。(六十七年七月於台  中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