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敗之外與成敗之間
        ——憶君毅先生並談“中國文化”運動
            勞思光

一.
  唐君毅先生逝世,忽已半月。開吊時我曾作挽詩四律;那是追悼之作。現在新亞中國文化學會要編印專刊,邀我寫一篇短文。我因追悼之意已盡見於挽詩中,不想再說一遍;所以專就我憶及唐先生平生對中國文化運動的種種努力時的所思所感,寫出幾點來,供紀念專刊之用。由於只是“述感”,自然這堥癡S有一套明確理論。但我所述之“感”卻是真切的;附帶的解釋和議論,也都代表我的真意見,無世俗顧慮的限制,更沒有敷衍的意味,或許地對於想瞭解唐先生的同學們,可以有某一意義的幫助。

二、
  俗語說:“莫從成敗論英雄”。英雄原與事功不相離,照常理說,似乎不能完全超出“成敗”但英雄內在的品質,是不受外在成敗的決定。何況一個代表理想的哲人,原不受事功層面的限制;其價值自應在“成敗之外”來瞭解。唐先生以弘揚中國文化精神為理想,而一生挫折重重。這當然有一種悲劇性,人人可以感受到。但若從成敗之外來瞭解這位哲人,則挫折與悲劇,皆無損於他的精神方向與精神境界的光輝。真正應該正視的只是這種精神方向,這種精神境界的本身。

  唐先生從早年辦刊物,到晚年辦學校,目的始終是要建立一個文化方向上的大肯定;這個大肯定解說起來雖可以極繁,但宗旨只是以儒學為本的“人文主義”。“人文”與“神權”及“物化”互別,因此“人文主義”的精神方向,與依神的宗教精神不同,更與排拒人之自發主宰而視人為一“物”的任何思潮或主義直接對立。唐先生中年以後,著作甚富;但千言萬語,只是對這一個大肯定作種種理論上的鋪陳。學者如果真明白唐先生的“人文主義”的中心意義所在,則是否瞭解那理論內容,鋪陳細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唐先生這樣的“人文主義”的理想或精神方向,倘若只孤立地看,或許不容易顯出它的重要性。甚至於有人可以說,這樣主張十分寬泛,使人難以把握其確定意義,但我們若將這個大肯定納入當前文化問題(尤其是中國的文化問題)的大脈絡中,則它的重要性立即凸顯出來。它顯示出中國文化方向要擺脫外來種種壓力和迷誘的要救濟金,顯示出中國這個民族要衝破歷史的困局而卓立天地之間的要求;縮小一點說,更直接顯示中國知識份了擔承歷史文化的重擔的精神氣概。凡此種種,可以在許多層面上作許多不同角度的說明,約而言之,則是:人文主義代表一個真正的中國文化運動。唐先生本人就是這樣一個運動的倡導師者與推動者。這個運動就其實際發生的影響力講,不能說是已經很強大,但這近百餘年來中國歷史的背景中看來,它正如夜空中一星高懸,雖是孤明,卻正是照著歷史道路的確定方向。

  唐先生所會成為這樣一個運動的中心人物,自然以他內在的道德自覺、價值自覺與文化自覺為基礎動力,但內在的自覺外化為平生的言行,成為客觀化的實在後,又反射到唐先生自身的具體人格上;於是“人文主義的運動”與“人文主義宗師的人格”相依而立。牟宗三先生在致悼詞時說:“唐先生是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我以上這此話,可看作對牟宗三先生這一斷定的一些注釋。

三.
  作為人文精神的代表,作為巨人,作為宗師,唐先生的生命便越出“成敗”而定立其自身的價值。這正是“成敗以外”的層面上的事。若轉到成敗的層面上,問:為何有成?為何有敗?為何有如此的成敗,則就涉及我所謂的“成敗之間”的問題。

  這一組問題既在不同的層面上成立或出現,我們對這種問題的瞭解與檢討,自然是另外一種工作。關於唐先生從事中國文化運動的成敗方面,我本來不適宜於多說什麼,因為我與唐先生只可算是道義上、學術上的忘年之交,對於他的一切實際工作,大致說來,我只是一個局外的旁觀者。不過,我列在仍然打算就這種旁觀者的立場,談談我自己的瞭解或看法。所以要如此不嫌費辭,則有兩理由:

  第一:唐先生的價值,固然可以在“成敗以外”來肯定,但唐先生既然將生命獻給一個中國文化運動,他自然不能不有一種“實現”的要求。“成敗之間”的問題,仍屬於唐先生真心關注的問題。他生前所受的挫折,雖不影響他自身的價值,但作為他的運動所遇到的困難看,他必定希望後學青年們能夠克服這些困難,因之,也必定願意別人對這堜玼A的種種問題有較確切的瞭解。

  第二:文化學會的同學們,在邀我寫這篇短文時,原表示他們最關心的是今後的中國文化運動如何進行的問題;則今日瞭解或清理一下往事,正可作未來的參考。

  換言之,我深信唐先生必希望人們對他的運動所受到的挫折失敗能作一種檢討,也深信這種檢討對繼承唐先生遺志來推動中國文化運動的人們,多少會有一些正面的意義。雖然作這種檢討,不一定是我能夠做得好的,但既是應該做的事,就不妨由我這個旁觀者開始。

  談到唐先生從事文化運動的種種挫折,自然有記憶體與外在兩種因素可談。外在因素可算是“勢”的問題,內在因素則涉及“理”的問題,一切成敗自有成敗之“理”我現在即注目在這一方面,因此,下面我只談“內在因素”。

  我覺得這可以分為兩點說:
第一:就基本觀念說,我常常覺得一個能成功的另文化運動,必從以克服傳統文化的缺點為基本觀念之一,以配合弘揚傳統文化優點的觀念。倘若不重視克服缺點一義,則振興中國文化要求,在當前歷史階段無法落實。

  這堛犒D理其實甚為明顯。在當前的歷史階段,中國文化原是正在衰落,這種衰落,也正是中國文化運動的歷史契機。以唐先生本人而論,若非對這種衰落有一種警惕憂懼之意,也不會自覺地挺身擔承這個大運動。然則現階段的中國文化,既以衰落為特徵,要在這個階段中使中國文化由衰轉盛,第一個關鍵顯然在於“如何瞭解衰落的原因”。必須在此處有確定瞭解,然後方能扭轉衰落現勢。衰落的原因即是我所謂的“缺點”。中國文化如全無缺點,則無理由會衰落;要扭轉衰落現勢,即必須克服這些缺點。

  當然,唐先生本人並非不留意這個問題,但就唐先生所主持的運動說,我總覺得唐先生的言論以及他所培養的風氣,常只偏於宣揚中國文化的優勝性一面。這樣,中國文化運動原是要扭轉衰落現勢,結果卻似乎避開衰落問題。這樣運動的要求便與當前歷史問題有一種不相應的意味。這種“不相應”對於運動的成長便生出極大的阻力。

  第二:就是具體行動層面說,這堣S有另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是:中國文化運動如何在行動上不失理想的普遍性及客觀性的問題。這種問題如果與上面所談的觀念問題對照起來看,則也不難說明白。觀念理想本來是普遍的,因此只患其不能落實,成為虛懸;而行動與一切實際的作法,則本來是具體的,因此便患其不能透顯普遍客觀的意義,而成為自拘自限。以唐先生之倡導中國文化運動而論,唐先生原有普遍性的客觀理想,是不會有人懷疑的;唐先生本人在道德境界上原能立大公心,原具仁者的悲憫情懷,更是十分明顯的。若不是如此,唐先生亦不能畢生致力於這樣一個大運動。但是普遍理想,以及個人的仁德公心,都不能直接保謀取下這個運動的具體行動能不蹈自拘自限之泥濘。因為人原有氣質上的偏向,原有情感上的糾纏;在建立理想或從事內在的心性工夫時,舍事百求理,當然不難擺脫這些因素的影響。而一旦落在具體行動上,則此時要在事中顯理,便不是僅僅依靠自覺心的直接發用為充足保證了。這堹A及行動層面上建立客觀普遍規範的問題。這種規範不能只在內心中顯現,而要客觀化為外在的規法,外在的客觀尺度;否則事中的特殊性,即將反過來作主,使理想的普遍性在行動中顯現不出來;於是愛憎之情,親疏之隔等等排拒普遍性的因素都會發揮作用,終會使一個運動在行動層面上自限為一個小圈子。許多運動都有此大病。就中國文化運動而言,似亦未能獨免。

  唐先生以救世的苦心,倡導師一個中國文化運動;在意向上,凡能公平瞭解唐先生的人,都不會對唐先生的公心有所疑議。但二三十年來,唐先生在具體行動上的作法,總使人覺得缺乏普遍性及客觀性。一個運動被人懷疑為受主觀及特殊因素支配時,即與天下對立;與天下對立者何能轉移天下風氣?這塈畯怮K看見中國文化運動的悲劇性了。

  如前面所說,我自覺對唐先生的中國文化運動而言,只能算是一個旁觀者;但我對唐先生從事運動的苦心,以及所持理想所代表的精神方向,都有相當充足的體會,而對於以上所說兩點或兩層有關連運動的“成敗”的問題,我也覺得自己有相當明確的瞭解。唐先生生前,我也會經向他談過這些問題,但是未能深說;今日唐先生已逝,回憶唐先生從事文化運動的種種往事,雖是一個旁觀者,也覺得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悲愴之意。以上對於運動成敗的看法,只是直述所感所思;不拘俗禮亦不涉私見。但願對於繼承唐先生遺志的人們,能多少有點“提供參考”的意義,則這篇短文就不算是多脫廢話了。

    附勞思光先生挽聯詩四首

  赤手爭文運,堅誠啟士林。離明傷入地,震泥感重陰。
  直論求全切,前期負望深。塵箱檢遺劄,汗背涕沾襟。
  逼眼玄黃血,人間患作師。曹隋甯自書,杜斷舊相知。
  儒效非朝夕,才難況亂離。平生弘道志,成敗莫輕疑。
  深密宣三性,華嚴演十玄。憚讕k役使,孤詣攝能圓。
  堅白觀兒戲,雌黃付世緣。江河終不廢,百卷視遺編。
  五百推名世,天心未易求。誰難人藐藐,窮變事悠悠。
  司馬無私語,春秋重復仇。騎箕償回首,遺憾望神州。

                      (原載“人文”紀念特刊三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