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
        ——敬悼唐君毅先生
           王邦雄


  唐君毅先生病逝香港,國內僅由中央社向各報發佈了寥寥數位的簡短新聞,此後即聲息俱杳,未見有任何記者專訪的特稿登出,或文教新聞的追蹤報導。似乎一代宗師的遽爾辭世,僅屬人間世的偶發事件,並沒有激起國人的注目哀思與學術界應有的追念懷想。

  個人非屬唐門弟子。第一次與唐先生見面,是六四年五月間的事,那個時候,唐先生應教育部敦聘回國講學。筆者陪同先師謝幼偉先生,往訪其銅山街寓所。時先生正為一台大歷史系學生,細論彼之一篇論文的觀點問題。儘管我們是事先約定而來,唐先生仍為登門求教者盡心講解,俟其惑解疑釋告辭而去之後,始過來晤談寒暄。兩位先生原屬新亞舊交,互問健康及港臺哲學系近況,再關心我畢業論文的寫作過程。六月下旬,唐先生為校方聘請,主持筆者的校內論文口試,對拙作視墨家哲學為功利實效主義的論斷,加以批評,以為此說缺乏同情的瞭解而有失公允。時筆者力加辯解,心中亦不甚服氣。依個人之見,墨家哲學之天,是為宗教之天,人格之天,有意志而主賞罰,由是而言天志;惟天人不想接,天之美善無以內在於人的心性之中,天志轉成超絕外在的權威,是以,人的生命理想,內在開不出而上揚無路,其價值觀僅落在“義,利也”之現實功利的衝量,其政治思想亦墜入“壹同天下之義”的獨斷之路。後來細看唐先生的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與原道篇,始知先生不作如是觀,以為墨家哲學,非走儒學以仁說義之舊路,不從人心的不安之仁,直接肯定道德人格本身之價值;而以義說仁,力矯儒者可能不求事功之弊,以為兼愛之仁必客觀化外在於事功之中,為人所共見。此愛人之事,利人之功之道貌岸然德事業的實踐完成,就是義。故其兼相愛交相利之論,不依人主體之仁性說,而僅由:求人之愛我,我當先愛人;我既先利人,亦責天下人亦當利我。此責天下人以愛利相旋報之說, 即是墨有哲學所開出之普偏客觀的義道。個人以為,唐先生之說,乃本於儒所開出的人文精神,給與墨家以相應的地位。放就此一端而言學:唐先生雖屬儒學大師,也可以說是墨家哲學的千古知音。

  六四年七月,鵝湖月刊宣告成立,個人亦列身其中。唐先生為最關切“鵝湖”生命的前輩學者之一,而同仁們又大多私淑唐先生的道德文章,對弘揚中國哲學,重振傳統文化的使命擔當,多有承自先生之啟發者,故在文化理想與唐先生有著血脈相通的親切關連。是年十一月廿一日,鵝湖月刊社舉辦第一度學術演講會,就請唐先生主講,講題是:“中華文化復興之德性基礎”這可以說是鵝湖月刊公開露臉,為社會人士所知的開始。

  六五年六月底,先生返港過節前夕,筆者約同曾昭旭、袁保新二君到先生寓所求教,先生除對“鵝湖”多所勉勵期許外,並自行囊中抽出一壘長稿,此為先生於五六年二、三月間因眼疾旅日療養時隨筆而寫,在文成十年之後始標題為“病堸悟[”,交給“鵝湖”發表(登於鵝湖十一期至十七期),足見先生著述之慎重用心。先生在此文中對生命存在的限制與苦痛有其深切的反省,以為人可由對痛苦之意義的自覺,與人我之間的同情共感,在忍受自身之痛苦而外,並發生承擔他人之苦痛的大悲心,由是而成就其聖賢豪傑的道德人格,並開拓出生命價值的莊嚴世界。

  二月下旬,吳經熊老師一聞先生在台講學,即在筆者與吳怡先生的引介下,專程拜訪唐先生,敦請為華岡學園哲學研究所博士班開課。先生慨允之餘,並以其巨著多冊贈與吳老師。其後,當學校按月派專人致送華岡教授之兼任鐘點費(每周兩小時,每月五千元)時,卻為先生所拒。吳老師不明先生何以不收此一尊師重道的束脩心意,深覺不安,故筆者受命奔波間,惟先生仍堅持不受。先生以為即有教育部之客座專任薪水,即不該另受津貼,並聲言自身創辦新亞,知私人興學之艱辛,誠願義務授課以支援曉峰先生。後經由副院長潘維和先生出面,先生仍婉拒依舊,記得,當時筆者有言:“唐老師,您不肯收下,吳老師總覺於心難安!”先生回答說:“問題是我收下了,我也會不安!”我當下陷入困局,真真是左右為難。後來幾經折中,始由唐先生決定將此數萬元之鐘點費先生簽收,並立即全數捐出,作為華岡哲學系所之獎學金,至今不少華岡學子猶身受其惠。此雖小節,正見兩位學者大師之一絲不苟的心懷,並無意間為儒學“仁義禮”做一最好的注腳體證。仁之發心,在求心安,惟人之自求心安,可能不自覺的會迫他於不安之境,故仁心發顯,必得沖諸客觀情境,在人我之間,求其各得所安之道,這一雙方皆安的道德判斷就是義,而兩心交感的通路就是禮。

  六五年九月,先生在港身感不適,檢驗結果斷為肺癌,即飛回國內住人榮總開刀。消息傳出,學術圈驚恐轉告。方東美老師在輔仁交通車上提及此事,個人表示“鵝湖”同仁要去看唐先生。方老師勸阻說:“我生過病,深知病人的心情,你們現在去看他不對時候!”我說:“假若我們不去看他,不顯得臺灣的學生不懂事麼?”方老師說:“你們別擔心,他若怪下來,由我負責就是了!”結果我們這一群仍遏制不了探望唐先生的念頭,在十月一日那一天,還是不懂事的去了,唐先生看我們,有意外的欣慰笑容,並斜靠病床上與我們暢敘起來。談新亞,論國事,說人生,話鋒一轉,談到也自己的一生,最後感慨萬端的說:“在做一個聖賢的事業上,依我之幾個星期以來的反省,我給自己打不及格。”我們素知先生年十四、五,即懷希聖希賢之志,故這句話由他的口中說出,顯得何等莊嚴,一時之間我們竟無言以對。由是自人才了悟,做為一個儒者,成就光輝的道德生命,是何其不易。不知不覺間已過了兩個鐘頭,先生決猶未盡,是我們幾度堅辭,先生始起身送客,在電梯口看先生轉身再去步履維艱的身影,不覺淚水盈眶,他的身上所擔負的家國苦難與文化使命實在太多太重了。在樓下,我們偷偷問師母:“老師的病情,到底如何?”師母說:“醫生說割除相當順利,情況很好。”我們這才安心的踏上歸途。記得當時,我向唐先生提及吳經熊老師想來看先生的事,唐先生急著說:“怎麼可以驚動吳先生,他是前輩!”後來吳老師還是去了,唐先生為此一直耿耿於懷,並以病痛纏身,未能上岡回拜為憾!

  此後不久,承新亞出身的雷家驥先生轉告,說是由榮總主治醫師口中得知,先生的肺癌早已蔓延開來,根本就沒有割除,只是縫了回去而已!我們才知醫生善意的向病人家屬掩飾了病情真相,內心感受到強度的衝突。我想,先生有權利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可以好好把握有生的歲月,把他的著作,還有新亞,作一妥善心安的安排。不過我又擔心先生一時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衝擊,反而加重他的病情。後來又想,至少師母應該知道,又怕他們伉儷情深,師母一有異樣,必為先生所知,幾經掙扎之後,我還是什麼也沒說。此後只知先生改服屏東鄉下一位中醫的草藥,病勢竟神奇的穩住了下來,並暫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的招待所休養。

  六六年四月十日,先生打電話約請“鵝湖”的幾個後生晚輩,與幾位台大研究所的學生,至青年活動中心聚會話舊,並介紹其由香港遠來探病的門弟子唐端正先生與大家見面。這天,唐先生在師道之尊而外,又表露了長者父執的慈藹之情,在屋旁的庭園草地上,對每一個人殷殷垂詢學問上的進境,大夥兒圍著老師拍下了不少的照片。中午,並在餐廳準備了一桌飯菜,邀大家入席。我只覺心頭沈重,就與吳怡先生向老師告辭先走了,記得先生說:“過去,每日清晨我總是靈思泉湧,思想靈活;現在就自覺大不如前了,常是渾渾沌沌,心思不清明!”我想老師口中不說,心媮`是明白,看他這一天的安排,可能就是在台講學一年與學生後輩作最後的話別吧!他也提及自身改服中藥,明顯的感覺身體的情況好多了,我說方老師患有同樣的病痛,是不是也介紹這們中醫看看他,先生說:“我前些日子也去看了方先生,他正針灸燒癌,我已勸他不妨試試!”據聞日後方老師也服了這位中醫的草藥,卻未見有效,大概是病情與體質有異之故吧!
唐先生不久回港,所有的友朋都勸他放下新亞的瑣務。未料,先生性情中人,責任心重,仍以病弱氣衰之身,為新亞的獨立權理據抗爭,且每周仍舊爬上五樓上課,就這樣的心力交瘁,病情轉劇,二月二日淩晨以氣喘不適急送浸會醫院,不久卒告不治。一代大師就此撒手人間,享年七十。計自六五年九月病發,至逝世之日止,先生與病痛苦撐了十七個月之久,據師母雲:他承受了非他人所能想像的痛苦。

  先生著述之豐,在當代學人當中,可謂無出其右者,在人生苦痛的負面反省與生命價值的正面開拓上,有“人生的體驗”、“人生的體驗續篇”、與“病堸悟[”;在文化理想與人文精神的重建上,有“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上下冊)、“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上下冊)、“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中國人文與當今世界”(上下冊),在這一系列的著述中,可見先生一生思想的用心之處;在中國哲學的疏導闡釋上,有“中國哲學原論”之導師論篇一,原性篇一,原道篇三,原教篇一等六巨冊,此先生隱寓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意;在中、西、印三系哲學的貫通統合上,有“哲學概論”二巨冊,此在東西方哲學家的著述中,尚屬首見;而代表其一生哲學思想之體系的完成者,乃其病中自校,去年年底甫告出版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二巨冊。在這一最後的定論中,先生透過生命內在的性情發心,去次第展現超越的價值理境,而其歸極就在立人極成教化的儒教。此正是先生一生文化理想與人文精神的生命所在。

  這一系統的建立,這一間架的撐開,可以說是先生志在綜攝中西印三系哲學,使古往今來每一系舞劇想都能各有其位之大心大願的完成。這當然是絕大的成就,先生之成其為哲學家者就在此。惟先生自謂:“吾不欲吾之哲學成堡壘之建築,而唯願其為一橋梁;吾複不欲吾之哲學如山嶽,而唯願其為一道路,為河流。”先生及願由此一橋梁道路的溝通,使哲學僅成一歷程,以導向其文化理想與人文精神的實現。

  先生以為當前人類的大病痛,來自東西兩方哲學精神的衰頹與文化理想的失落。清儒考據訓詁,只重文獻的整理,文物的保存,而不得歷史傳統之人文理想的實現,只活動於書齊,而不活動於社會,此乃學術的自我封閉,形成道德生命的萎縮。就因為哲只在文字,故野心家一把火就可以把它燒得乾乾淨淨。西方當代人邏輯實證論與語言分析,僅為思想之工具而非哲學的生命所在。就因為哲學自失其感動人心提升生命的精神力量,是以獨裁者可以縱橫無阻,取而代之。哲學既可為陰謀家所利用,凡是好的東西,有價值的存在,都為彼等扭曲說盡,以致今日的人們,對神聖的事物皆持懷疑冷漠,甚或充滿了畏怖之情,才形成當今所謂之神魔混雜的時代。

  先生以為中國學術文化的重心,在歷代政局的演變中,漸由北往南移,由黃河流域,而長江流域。而珠江流域,今則轉向海外的台港兩地;惟先生又以為臺灣曾愛日本的統治,而香港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故臺灣的青年有責任心,但顯得軟弱,香港的青年比較堅強,卻沒有歸屬感:皆難以基於歷史文化的目覺,對大陸木土挑起回流反哺的重擔。

  事實上,經由唐先生幾址年來在新亞的奮鬥,盡其一生在歷史傳統的文化園地堥窄埢戙苤A已使台港兩地的青年,興發了歷史文化自覺。最明顯的事實是,昔日唐先生的巨著,對青年朋友來說,有如天書艱深難讀,今日則各大學文史哲科系的學生,讀遍唐先生一系列之著述者,已大有人在。據近日通過博士學位的韓國學生鄭仁在先生告知,韓國留華學生在台攻讀博士學位者,幾年來就一直組織讀書會,每周讀唐先生的書,先釋成韓文,再討論深究。足見先生一生所傳播的文化理想與道德生命的種子,已然“靈根自植”,而不再“花果飄零”了。且必將散播海外,引起東西哲學界的注意了。由是言之,臺灣的青年學子並不一定軟弱,而香港的知識青年也漸有其歸屬感,鵝湖月刊不就是台港兩地的青年學者結合而有的產物麼?

  吾人深覺,中國近代史的悲劇纏結,就是自家的問題老是引進西學外力,而未能就本土歷史文化傳統的大生命大根源中,去做一番徹底的反省與重整,唐先生的志業就在此,吾人所當承繼其後者,亦在此。

  先生病逝香港,而遺體即將運回國內,發葬於觀音山。一代哲人大師長眠於此,也算是山川有幸了。個人近日得新翻閱先生一部又一部的經典著作,腦中浮現的是先生舊時侃侃而談情景,只覺心中充滿了感動,生命當下就顯得充實了起來。不禁心想:這該是中華文化由流落海外的隨風吹散,“花果飄零”,轉回已在自家本土“靈根自植”的時候了!
                          (原載鵝湖第三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