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一位儒學家鬥士
              江琰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個陰雨日子,我走進灣仔平民化的“經濟飯店”,剛坐下等夥計前來開茶,忽然發現對面不遠的地方桌旁坐著兩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先生,其中較年長的一位更是極為面善——再仔細凝神一瞧,不覺驚喜大出望外。

  你道是誰?原來是錢賓四(穆)教授。錢師在抗戰時西遷四川樂山(嘉定)的國立武漢大學與成都華西壩曾兩度授過我的課。此番在迢迢數千堨~的港島重逢,誠有戰亂餘生,他鄉故知之感。

  旋經介紹,與錢師同座者原來是久仰盛譽的唐君毅先生。唐先生似乎曾在華西協合大學開過課,可惜我離校稍早,失之交臂,竟無緣名列門牆,執卷請益。

  當錢、唐兩位先生布衣竹傘,行囊蕭然,頗似“走難”的難胞,雖尚未至夫子在陳絕糧的困境,但“文化南渡”,僕僕風塵,艱苦可以想見。

  轉眼快三十年,灣仔“經濟飯店”早已拆得無蹤無影,成為今日修頓球場的一片空地。但當年錢、唐兩位先生在茶館內向我描述的“腦中嬰兒”(新亞書院)構想卻已逐步實現,作育出遠超(三千士)的英才。

  在我的印象中,錢師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確可當(聖人)之譽;而唐先生的執著與勇鬥(當仁不讓也)精神,又頗似(亞聖)孟軻。

  最明顯的例子,錢師在接受香港大學頒贈博士桂冠之後未久,便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中文大學校務會議中,巨頭門向例全部英語對白,包括牛津英語與美式英語,始終不讓英語者唯錢師一人。

  據說,有一日錢師終於忍不住,發表了即席觀感:

  “這是中文大學,在座各位又都是中國人,何必一定事無大小都要講英語,講中國話難道不行嗎?”(大意如此,因我並未在場親聆。)

  於是,錢師拂袖而起,不僅不再去開什麼大會、小會,而且不再赴中大視事,繼“文化南渡”之後,又見二度播遷。

  在此請容我說幾句公道話:“中大諸巨公言必稱ABC, 蓋亦習慣成自然耳,英語久已在日常生活中成了‘第二母語’,而且恐怕即在睡夢,亦是全部英語對白,例如失火必大叫Fire!而不會喊‘走火’之類。”

  即如鄙人亦寧願叫錢師以英語授課,而怕他老人家的中文講學。此並非因我聽不懂他的無錫官話,事實上是每個字都聽得清晰明瞭的,但聽在一起的某些詞句、典故或史實我就不能全懂,必須去查字典、辭源或甚至回家去急忙另求名師“惡性補習”矣。

  或以為有人欺錢師英文“聽、讀、寫”三者之中“聽”字較弱,乃故意說英語以“激走錢穆”——斯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其實此輩只要稍涉獵錢師論著,便可知道錢師對西洋史,尤其英、美歷史文化認識之深刻,決非僅讀過譯本以致,而非精讀英文原著不辦。

  夫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亞聖”留守新亞大營,道路傳聞,九龍農圃道(新亞原址)與沙田馬料水之間,從此多事,發生了一連串大小“冷戰”、“熱戰”場面。

  總的戰略形勢似乎是:中文大學以壓倒優勢,著著進逼,而新亞陣營(以唐‘亞聖’挂帥)節節敗退(或作戰略上的陣地轉移),以攻為守,連消帶打,並不時相機出擊逆襲。

  “馬料水會戰”結束,勝負業已判然。新亞書院被“吞併”,或“名存實亡”(見“中大發展史”專文)。新亞研究所則被“逼出”(唐氏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覆我函中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慘澹的日子,新亞書院董事李祖法、沈亦珍、吳俊升、劉漢棟、郭正達、錢寶四、唐君毅、徐季良、任國榮等九人發表辭職聲明。其中有言:‘聯合制終被廢棄,改為單一集權制……同人等過去慘澹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無法實現……是非功罪,並以訴諸香港之社會良知與將來之歷史評判’。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假若這些創辦人不會天真地對政府存有一絲幻想,新亞便可如浸會書院一般保存獨立自主,而不會落得如此下場!”(見《中大發展史》——原刊。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八日《中大學生報》)

  唐氏更直斥“香港政府……無異心中文大學為誘,以求消滅原有之新亞、崇基之存在與發展”,最後且言“但我希望與未來中大有關係的人,應當知道此未來之中大,乃來自一背信食言的罪惡”,其沈痛憤懣之情,溢於紙上矣(見《明報月刊》一四二期,唐氏致該刊編輯函)。

  唐氏於今年二月二日因癌症不治逝世,海外知識界為之同聲悼痛。

  與唐先生相識一場,且因唐氏亦系“當文”師友之一,謹藉此篇幅,告慰於唐公在天之靈。

                        (原載當代文藝第一四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