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與現代中國
        ——悼念此一代文化巨人之殞落
          黃振華


(一) A既倒狂瀾之中流砥柱
  民國三十五年筆者肄業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當時 方東美先生及唐先生同時為筆者之老師,方先生講授《近代西洋哲學史》及《笛卡兒與斯賓諾沙》哲學,唐先生則講授《哲學概論》與《中國哲學史》。唐先生當時住於丁家橋中大教授宿舍,筆者則住於丁家橋之學生宿舍中。由於住所很近,筆者常於晚間與同學數人往唐師住處有所請教。唐師每次談話輒滔滔不絕,強調中國哲學以及中國文化之價值,常至深夜而不能停,而且每次談話總是我們發言的機會少,而唐師講話的時間多,使我們感到唐行生對中國文化的深厚熱情,以及對後生學子期望之殷。

  筆者當時年事尚輕,與其他同學同樣有一種傾向,即崇尚西方哲學,而唐先生則強調中國哲學以及中國文化之偉大價值。筆者以及同學們當時對於唐先生之思想,頗有不能接受之感。臂如筆者當時喜讀尼采哲學,而唐先生則謂他只同情尼采精神上之痛苦,而不同意尼采之哲學思想。

  民國三十七年冬,大陸局勢逆轉,北平陷落,徐蚌會戰失利,共軍逼近長江,中央大學宣告停課,筆者乃南下返埵僂s州。在返堳e曾與數位同學往唐先生寓所謁唐師,唐先生對我們聲言:中國文化決不能容受共產主義,其將以有生之年從事挽救中國文化之努力雲。

  民國三十八年春,國共舉行和談,中央大學複課,筆者因病滯留廣州未及返京複學。而唐行生突應廣州華僑大學之聘,與錢賓四先生聯袂南來任教,筆者乃得與唐先生在廣州相見。同年四月間,國共和談破裂,南京陷落,共軍繼續南下。六月間筆者與先已來台在臺灣大學任教之方師東美取得連系,乃決定來台轉學臺灣大學就讀,八月底筆者到達臺灣。是時唐行生則與錢賓四先生從廣州前往香港。

  民國三十九年唐先生在香港與錢賓四、張丕介、程兆熊及崔書琴諸先生聯合創辦新亞書院(以崔先生未及等待新亞開學即先來台),冀於大陸變色之後,能在海外建立一文化據點,以延續中國文化之生命。初創時由於經費缺乏,情況十分艱苦,僅在九龍桂林街租了兩間教室,學生人數亦不多,白天上課,晚上教課的先生即打開輔蓋睡在教室堙A這種艱苦生活,只有以生命奉獻於維護中國文化的人才能承受。

  筆者來台後轉學臺灣大學肄業,畢業後留任系中助教,以至升任講師職務。在此期間除了約於民國四十三年間唐先生來台訪問時,曾與唐先生一度晤面外,其餘期間均缺乏聯繫。

  民國四十六年筆者獲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之資助,赴德進修。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底隨德國在學學生團體赴法國巴黎旅行,到巴黎次日,不意於一家中國餐館中邂逅唐先生(時台大心理系主任兼圖書館長蘇薌雨教授亦在座)。當時唐先生系於赴美國考察後道經歐洲返回香港,他在美國停留逾半年之久,與美國哲學界人士多有接觸。在異地邂逅,彼此均感驚異,但唐先生在尚未問明筆者來歷以及說明他何以來歐洲之前,開口便很感慨的道出他訪問美國所得之印象,他說:“美國沒有哲學家,美國人還不知道讀哲學的艱苦,在美國要想找到像方先生(按指方東美先生)和牟先生(按指牟宗三先生)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的!”唐先生於把話說完後,始問筆者何以到巴黎以及說明他赴美考察道經歐洲返港之情形。

  筆者當年赴德進修,系第一次出國求學,亦系第一次親自與西方社會文化接觸。於一九五七年(民國四十六年)五月到達德國。在出國前一直保持當年初進中大時之思想形態,即崇尚西方哲學與西方文化。但到達西方後發覺情形有異,曩昔想像西方人生活在科學世界中,而現在則發現西方人並非生活在科學世界中,而系生活在宗教信仰中。儘管西方人科學發達,民主法治上軌道,但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並非寄託在科學與民主上面,而系寄託在宗教信仰上面。這種情形十分明顯,明顯到幾乎一見即會得到強烈的感受,而無置疑的餘地。臂如一個研究自然科學的學生,離開了實驗室便要進教堂,這種情形會使人發生何等強烈的感受!我們可想像西方人沒有科學與民主可以活得下去,但很難想像西方人沒有宗教信仰而還能活得下去。

  這種觀察,使筆者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發生很大的轉變,並且迅速的發生種種聯想,最先的聯想是國內過去的留學生,對於西方文化精神生活作了不實的報道,這些留學生,只報道西方科學與民主之發達,而未說明西方人宗教生活在的重要性,這是不實的報道。這種不實的報道阻礙了中國人瞭解西方文化的真實性。筆者不相信過去國內的留學生,對於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並非寄託在科學與民主上面,而系寄託在宗教信仰上面,這種明顯之事實,會熟視無睹!其次的聯想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存在,有其精神上的根本寄託所在,西方基督教便是西方人精神生活寄託之所在。他們的科學與民主如此發達,但他們的精神生活並非寄託在此二者上面。而系寄託在宗教信仰上面,這又證明科學與民主不是人類精神生活的最後寄託之處。

  由於上述的聯想,筆者當時產生更深的感受,即感到我閃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的存在情勢危急!“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要“打倒孔家店”,並提倡科學與民主的口號,“打倒孔家店”表示要斬斷中國文化存在的命脈,因為儒家思想是中國人幾千年精神生活寄託之所在,正好像基督教是中世紀以來西方人精神寄託之所在一樣;科學與民主又不是民族生命最後寄託之處。這樣一來,中國文化豈不是要斷根了麼?文化的存在與民族的生存是不可分的,文化的滅亡代表民族的滅亡。共產黨在大陸之興起,很明顯的就是因為“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人,斬斷了自己文化生命的根,使自己的精神生活無所依託,最後走投無路去投靠共產主義。筆者想到這堙A立刻感到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幾位挺身而出,力排敵部A堅決肯定中國文化價值並從而維護中國文化存在的人士之不可少,這幾位人士便是方、唐、牟三位先生,由於這三位先生之艱苦奮鬥,使波瀕臨於危亡邊緣的中國文化維持一絲球墮。這三位先生可說不得現代中國文化潰流中A狂瀾於既倒之中流砥柱,其中尤其令人感念的是唐先生,因為唐先生是傾其全部生命力量以挽救中國文化危亡的人。

(二) 著書立說延續中國文化生命
  唐先生思想的演進可分兩個時期來說,青年時期的唐先生喜讀西方哲學尤其喜讀現代西方哲學中之新實在論哲學;但對西方之理想主義或唯心論形上學,則無真認識。對中國哲學則欣賞道家哲學中心之虛靈不滯,周行萬物,以及自然宇宙之變化無方無往不復之思想;至於儒家哲學中孟子與陸王所謂天人合德之本心或良知,以及佛家哲學之唯識論思想,則尚無會悟。唐先生之尊君迪風老先生崇尚儒家思想,而當時唐先生則以為儒與諸家平等,或加誹謗,並時與其父辯論。此為唐先生青年時期之思想,唐先生自謂:“今日青年目空古人之罪。吾皆嘗躬蹈之”(見唐著《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序頁二,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三年台九版)。約在民國二十三年間,唐先生曾作一長文,題為《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論》,其中根據易經中《神無方而易無體》一語,以論中國先哲之宇宙觀為無體觀,發表於中央大學文藝叢刊。其後之三四年中,唐先生並曾陸續對中國哲學、文學藝術、宗教、道德有所論述,並半此等論文輯成專書,題為《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於正中書局出版。但此書正在印刷之際,唐先生思想即發生轉變,當時唐先生欲阻止該書出版而不可得,正中書局仍將該書一版再版加以發行。

  唐先生思想何以會發生轉變,他自己沒有詳說。他只是說由於個人生活之種種煩惱,而於道德問題有所用心,但一旦對道德問題有所用心,他即發現人生的精神活動,有一種琣V上超越的傾向,由於這種傾向,我們可發現人類的精神活動有一種內在的心之本體,此心之本體即道德之自我。此種道德自我之發現,使唐先生思想發生極大的變化,從前所信奉的哲學思想,以及依此思想所寫的種種文章,在今日看來都是戲論。唐先生這種思想上的轉變,表現得有點突然,有若舜間之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情形。這種思想上的轉變,表現了兩種意義:一是說明哲學的最高境界是實踐的,即道德的,而非理論的。西方的親實在論思想,是一種知識論上的思想,這種思想主張把存在的意義擴大,認為存在的不僅指具體的存在,而且非具體的概念如善、美、關係用至邏輯命題等,也是客觀存在的。這種思想應用到形上學上面,便形成宇宙萬物皆具有實在性的多元論思想。實在代表永琚A當人在探討宇宙萬物之實在性時,即是在追求宇宙萬物的永琲怴A但求琲抭o個概念,從實踐理性亦即道德理性的觀點看來,只是“至善”概念的象徵而已。“至善”是道德的最高理想,當一種哲學思想在深求萬物的實在性,則它所追求的物件只是道德理想的象徵,而非道德理想的本身。由此我們可理解,當一個僅是追求道德理想象徵的人,一旦和道德理想本身相接觸,便會毫無條件的放棄前者而追求後者,唐行狂的轉變便是這樣的轉變,他一旦探討道德問題而發現道德自我時,便毅然的放棄新實在論思想,而致力於道德哲學之探究。新實在論哲學是一種理論性的哲學,而非實踐的道德哲學,由此可知哲學的最高境界是實踐的,而非理論的。這是唐先生思想轉變所表現的第一種意義。

  唐先生思想轉變所表現的第二種意義,是中國哲學具有極高的價值。中國哲學的根本精神是實踐的,即是道德的。當唐先生發哲學的最高境界是道德境界的時候,他即發現中國哲學的偉大價值,也發現中國哲學在道德理想的創建上有極高的成就,孔子所顯現的道德理想人格為其他民族文化所鮮有者。從此他便以其畢生精力貢獻於保衛中國文化闡場中國哲學的工作。

  唐先生以其畢生精力從事於保衛中國文化闡中國哲學的工作,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著書立說以延續中國文化生命,二是躬行實踐從事闡揚中國文化啟發後人之工作,後者見之於他從創辦新亞書院以至與新亞研究所相終始的百折不撓的努力。

  唐先生從事著書立說以延續中國文化生命,最初之努力在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以及疏解百年來中國文化受西方文化衝擊後所產生之思想及觀念上之衝突。但後來他又發現中國固有哲學之傳統,由於西方思想之衝擊已被斬斷,要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須先對中國固有哲學加以疏釋,使國人就自己哲學傳統重加體認,始能肯定自己文化之價值,於是他在晚年又從事於疏釋中國固有哲學方面的著述,卷帙浩大。

  當唐先生思想轉變之初,他曾寫了兩部書以表明他對人生境界的新的體認,一為《人生之體驗》,一為《道德自我之建立》。此二書之用意在引導讀者通過人生之體驗歷程去發現道德之自我。至民國四十二年,他出版第一部肯定中國文化價值及疏解中西文化思想衝突的書。題為《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此書除講論中國文化之歷史發展,中國先哲之道德理想,中國人之社會生活,藝術文學之終結,而昭示中國文化未來之遠景。唐先生自謂寫作此書之動機,在補從前目空古人之過,可見他撰寫此書用意之虔誠。

  此後唐先生並陸續寫了三部與上述旨趣相同的書,即《人文精神之重建》(民國四十四年)、《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民國四十七年)。及《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民國六十四年)在這三部書中,他對中國人文精神融攝科學與民主思想,以及宗教之信仰方面,均有深入之見解。他認為中國之人文精神,與西方科學思想可有衝突之處,化除此衝突之道,在於瞭解科學理智之發展,植基於人類之“仁”心;是以中國人文精神不僅不妨礙科學之發展,反可藉科學之發展以促進人文精神之擴大表現。至於中國人文精神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衝突問題,唐先生認為如果我們能確認建立民主制度,系人類道德心靈自己求客觀化之表現,則這種種突便可解消了,再次關於中國文化與外來宗教之衝突問題,唐行生認為中國人文思想本身即包含有宗教精神,例如中國自昔儒者之教中所重之三祭,即為中國人之宗教信仰。是以中國文化不排斥宗教思想,只是不必拘泥於何種宗教形式而已。

  在撰寫人文叢書的過程中,唐先生發現中國人對於固有的哲學,由於受西方思想之闊衝擊,已失去信心,於是認為對中國固有哲學有重加疏釋之必要。他在所著《哲學概論》(民國五十年出版)一書的序言中,曾感慨地說下列的話:“今日欲為中國人寫一較理想之哲學概論,亦實不易。此乃因中國固有之哲學傳統,既以西方思想之衝擊而被斬斷,西方之哲學亦未在中國生根,而國人之為哲學者,欲直接上西方哲學之傳統,亦複不易,必有哲學,而後有概論,有專門之學,而後有導初學以入於專門之學之書。在今日之中國,哲學之舊慧命即斬,新慧命未立,幾無哲學之可言,更何有於哲學概論?”這此話,一方面表示唐先對中國哲學思想衰退之感歎,同時也預示他要為中國固有哲學重新作疏釋工夫,使人通過此種疏釋能重新體認中國哲學之涵義,從而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

  自民國五十五年起,唐先生即陸續出版其疏釋中國哲學之著作,計前後版四大部共六大卷,題為《中國哲學原論》。其中除第一部《導論篇》(民國五十五年出版)可說是一部中國哲學概論外,其餘第二部至第四部,乃就中國哲學中“性”與“道”兩個根本概念加以詳細論釋。計第二部《原性篇》(民國五十七年出版)闡釋先秦、漢、魏之人性論,隋唐佛家之性論,乃宋明之心性論等。第三部《原道篇》(三大卷,民國六十二年出版)闡述自孔子起經先秦諸家哲學,隋唐佛學中“道”之涵義。第四部《原教篇》(民國六十四年出版)闡述自北宋起至明、清儒家思想中“道”之涵義,此書原為《原道篇》之續篇,後依中庸“修道之謂教”之義,改稱為《原教篇》。

  唐先生於撰寫人文叢書及中國哲學原論各種著作完成後,他對於從事著述以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之衝突以及疏釋中國固有哲學思想之心願,可說已了。但他到晚年,尚完成一部最後的著作,即《生命存在與心靈 境界》一書。這部書系在解答哲學中形上學與知識論上所發生之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均由西方哲學所引起者。西方哲學重在建立思辯的理論系統,而不涉及實踐工夫。是以如果哲學的最高境界系實踐的道德境界,而人可直接通過實踐以到達此境界而論,則這些思辯問題大可不必發生,亦無須加以解答。然而現代的中國,正如唐先生所言,由於受西方思想之衝擊,哲學慧命即斬,中國人對自己固有的哲學已失去信心。因此,這些西方哲學中所引起的種種關於形上學及知識論上的問題,正足以擾亂中國人之思想心靈,勢須加以處理和解答,此為唐先生撰寫此書之動機,此亦可見唐先生為維護中國文化延續中國文化生命用心之良苦。他在此書的自序中嘗雲:“世間之一切哲不學論辯之著,亦是可讀可不讀,可有可無者也……哲學論辯,皆對哲學問題而有。無問固原不須有答,而其書皆可不讀……昔陸象山嘗言人之為學,不當艱難自己,艱難他人。吾既艱難自己,不當無故艱難他人。”此可見唐先生撰寫此書之用心也。

  我們堅決相信,唐先生為維護中國文化延續中國文化生命所撰各種著作之完成,使中國文化生命之延展,獲得堅強之韌帶,任何人想要毀滅中國文化,都不易達到其目的的。

(三)鞠躬盡瘁與中國文化同垂不朽
  唐先生除從事著述以維護中國文化延續中國文化生命外,尚且身體力行,培育後進青年以繼承中國文化。當他與錢、程、張諸先生初創辦親亞書院時,篳路襤褸,情況艱苦,後來經諸先生之努力經營,乃漸具規模。民國五十二年,香港政府提議成立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乃與崇基書院及聯合書院共同組成中文大學,接受香港政府之津貼。當時筆者曾與唐先生通信聯絡,建議唐先生對此事須三思而後行,後接唐先生復信說,參加中文大學事,非僅為了獲得香港政府之津貼,主要乃是為學生求出路,蓋因不獲香港政府之承認,不家務事畢業後難以尋找工作雲。

  自新亞書院參加組成香港中文大學後,即逐漸受到香港政府之控制,第一年國慶日,香港政府即不准新亞懸挂國旗;然後中文大學開校務會議時不用講中文只講英文的方式逼走錢賓四(因錢先生不諳英文)。民國五十八年筆者曾應邀至新亞任客座教席一年,當時新亞書院尚屬完整,除大學部外,尚有新亞研究所。但唐先生對筆者暗示謂新亞研究所科有被取消之一日,而新亞書院亦將難保持當年創辦時為延續中國文化之精神雲。他當時即著手進行募集款項,預備一旦新亞研究所被取消,而新亞書院不能保持當年創辦之初之精神時,即決定在中文大學之外另建立新亞研究所,並創辦新亞中學,以期從民族的幼苗作起,培植中國文化的新生命。當唐先生發起這項募集時,他曾說此項募集不僅是為了籌措經費,同時亦表示捐助人贊助新亞精神之復活。筆者當時曾竭盡棉薄,作微小之獻。又當時遠在臺灣之吳敬軒(康)先生,亦曾雁寄款項,贊襄此舉。

  民國五十九年新亞創辦人之一的張丕介先生退休,退休後不久即逝去。翌年,另一新亞創辦人程兆熊先生亦退休,程先生退休後即返臺灣另任教職。由是留在中文大學內之原新亞創辦人僅剩唐先生一人了。

  民國六十三年唐先生亦退休,唐先生退休後新亞研究所果被裁撤,於是唐先生便在中文大學之外另成立新亞研究所,並自任所長,同時在農圃道新亞舊址創辦新亞中學,決定從民族幼苗作起,培植文化的新生命。

  當唐先生退休之初,臺灣之國立大學曾商請他返國出長文學院,在國內發展中華文化,但唐先生以須負責處理香港新成立之新亞研究所所務之故,未能應允。後因受國立臺灣大學之堅決邀請,始於民國六十四年春季至秋季,在台大哲學系講學一年,後因受國立臺灣大學之堅決邀請,始於民國六十四年春季至秋季,在台大哲學系講學一年,在此講學期間,新成立之新亞研究所所務請由吳士選先生代理。唐先生回國講學雖僅一年,但由於講課及幾次公開演講之效果作用,引起台大學生用至社會人士愛護中華文化之極大熱潮。

  唐先生於台大講學完畢後,再返港主持新亞研究所所務及新亞中學校務,但不久即患病。是年九月再返國至榮民總醫院施行割治手術,未見效果,後改服屏東中醫師之草藥,初見效果,漸有起色,唐先生乃又反港主持新亞研究所所務。初返港時健康尚好,體重亦曾一度增加。他自覺無礙,乃在新亞研究所恢復講課,後更疏忽停服中藥。至去年十一月間病有復發之象,先有咳嗽,不久病勢轉劇,延至今年二月二日謝世。

  唐先生畢生鞠躬盡瘁,以其全部生命貢獻於維護中國文化延續文化生命的工作,他不僅從事著書立說以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上之衝突,以及疏釋中國固有哲學思想之涵義,更且身體力行,創辦新亞書院,乃至從來之新亞研究所及新亞中學,以期培育後進青年繼承中國文化。唐先生可說是現代中國文化不可少的一位挽救文化危亡的巨人。現代的中國的中華文化存亡絕續的時代,自從“五四”運動的中國人提倡“打倒孔家店”,直至今日中國“批孔揚秦”,乃至於在毀滅中國人自己在毀滅自己文化。今後中華文化的生命是否能繼續延長,尚難逆料,但筆者堅決相信,只要唐先生著作存在,中國文化生命的延續即已獲得了堅強的韌帶,任何人想來毀滅中國文化,都不易達到其目的的。中國文化將永垂不朽,唐先生之精神亦將與中國文化同垂不朽!
                           (中華日報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