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論“人學”
         人文友會第五十次聚會記辭
             蔡仁厚記錄


  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初,唐君毅先生首次由港來台,曾應牟宗三先生之約,參加人文友會主講一次。當時由我擔任紀錄。二十年來多次親聆唐先生的教益、講話,這是唯一存留的記詞。現原稿墨色已淡,唐先生亦遽爾謝世,敬特重新抄錄,寄請《鵝湖》刊出,永留紀念。六十七年二月八日,仁厚謹識。

牟先生致詞

  今天是我們人文友會第五十次聚會。兩年以來,我們的聚會講習從未間斷。而其中最關心我們,最鼓勵我們的,就是唐君毅先生。唐先生雖遠在香港,但由於唐先生對我們的關懷和繫念,所以地隔千里,也如在眼前。這次唐先生隨港澳訪問團來到臺灣,大家正好藉此多聆教益。茲乘人文友會聚會之期,先請唐先生講幾句話。因為唐先生今晚九時還有重要宴會必須參加,所以將聚會時間提前到七時半開始。另外,劉校長今天她來到我們友會,還帶來點心西瓜,應先致謝。現在,就請唐先生為我們講話。

唐先生主講
  
  今天很高興能與諸位見面談話,七天來日日隨團參觀,連和牟先生敘談的機會也很少。每天觀光,因而精神散漫,好像凝聚不起來的樣了。天天見很多人,但彼此都只在感覺上存在。今天到了友會,才使我精神收斂凝聚,回歸到自己。我本來只想來聽,仍由牟先生講。這樣將更好,更能達到收斂凝聚的目的。但牟先生一定要我講。我也沒有準備講一個題目,而許多要說的意思,牟先生兩年來都已對諸位說到過。我在思想上與牟先生無大差別,只有時說話方式不相同,頂多也只是著重點不同而已。

  我與牟先生分別已經七年。依生物學的說法,人經過七年,身體的細胞全換過了。細胞雖換過,人當然還是這個人,而且思想亦沒有變。但精神上則似乎如夢如寐的樣子,心情已與以前不同了。這心情不太好說。但內中有許多感慨,而這感慨亦一樣不太好說。譬如辦新亞書院,回為謙教務,經常要參加計會上一些會議與活動。這些事情實在不能與自己理想一貫,但有時要適應、有時要周旋。通常我總在晚上靜坐一二十分鐘,使精神凝聚一下。故七年來尚未怎樣墮落。新亞書院自然也照一般大學教育來辦,但做學問是否也像辦大學一樣來做呢?照現在大學媥ヶ搌瘋[念來說,我想是不夠的。如文學、史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等等的學問,當然各有它的價值。但其為“學”實際上皆由西方Science一觀念而來。科學知識是指有系統有條理的知識,它要將理性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客觀化外在化以成為一個物件。譬如歷史,必將它擺在時間之線上,以指說在某年某月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史實必成為物件,然後歷史才成為外在的客觀的知識。其他社會科學也要將社會變為客觀外在的物件,然後才成為知識。當這些外在化客觀化以後,我們自己的生命就抽空了。如我在此講話,我的身體是這血肉之軀,講話的地點是師大會議室,講話捍間是八月十一日,講話的物件是你是他等等一個個的人,這些全都是外在的。一切都成為科學知識以後,我們的生命即將完全抽空。在此,知識本身便有了一個危機。但這個危機還不是一般所謂科學知識的誤用(如原子知識之誤用,造成原子彈可以毀滅人類等等),而是它將人生化為外在的東西,使人的生命抽空了。成就知識使之客觀化,當然也表示自我的擴充以獲得一解脫、一超升。所以知識不容否定。但我們不能陷在知識堙A使精神也外在化,而造成自我分裂。一個人自我分裂之後,精神感覺敏銳的人,必將感到無邊的空虛傍徨,必須在科學知識以外,另有一套學問而後可。牟先生在人文友會與諸位所講的,就是這一套學問。

  兩三年前,牟先生約我同時在新亞也開始講。但因事務繁雜,始終未講過。到今年上半年才開始定期與幾個不學生講過幾次。這套學問我名之曰“人學”,是人的學問。是要把外在客觀化的東西重新收回到自己來。這也就是牟先生所常說的收回到“主體”。這“人學”,不能說它是人類學或心理學。因為人類學與心理學還是把人作物件看。人研究人類學心理學時,固然是以人為物件,但人類學家心理學家並未把他“自己”放在物件之內。在此我們要問:研究人類的那個人,研究心理的那個心理,他個人自己的生命存在之本身又如何呢?此即顯示人自身之另一套學問。學這套學問完全是人自己的事,任何人幫不了忙。它的個體存在本身之學問。就像我餓了,除非我自己去吃飯,任何人不能對我之餓幫忙。這套學問,或者在我自己心上能覺悟,或者一無所有。如心性之學,前人得了,但我們自己不得,也就沾不了前人的恩惠。這是無所依攀,是自己與自己面對面的地方。這種學問與使用抽象概念的普通知識不同,它不是將概念擺開,或將概念連結起來就能成就學問的。這種學問的語言不是指示式的,也不是宣傳式的,而是啟發式的。指示式的語言只要指一物件即可,宣傳式的語言也可用來說服或暗示,而啟發式的語言則必須清楚,必須找出一個東西以供印證。所以它隨各人之具體生活而有不同,並且最後還要將此語言收歸到自己才能瞭解。同時,說這一類語言,也可不說完,而可有含蓄、有保留。這種語言也不能嚴格系統化,而須隨事而因應。這番話我在香港曾經講過幾次,意思與牟先生所廛大體相同,只是說話的方式不大一樣。當時也曾有紀錄,將來印出來可以寄給諸位。這種學問有其領域,但它不同於哲學,只能說它是心性之學。但又非心理學,而是人性的學問。從此學下去,就是古人所說成聖成賢的學問。通常也說它是完成人格的學問。但說完成人格,容易與心理學說的人格觀念相混淆。對心理學上的人格觀念,我素來不喜歡。它是外在的講,我們是內在的講法。這表示完成人格之學必扣緊堅賢學問,或西方基督之靈修與佛教之神定而說。絕不好從心理學或社會學的人格觀念去瞭解。

  這套學問從個人自身再通出去,從一個人通到另一個人,則倫理學也要重新講。在西方,道德精神總不顯,而中國講道德,則最重倫理。在早年,我並不喜歡倫理的意思。如在從前我寫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一書中,即以自我之超越為道德之根據。這七八年來,始知倫理之意義非常深遠。離開倫理,個人固然亦可有高卓一面的道德成就,而令人尊崇仰贊;但只有在倫理關係中(如朋友、夫婦),才有互相內在的意義,才有最高的道德。這幾年在香港,常常念及自己的師友、家庭,乃知與我有倫理關係之人為最難忘。因此,遂對倫理的莊嚴深厚人意,有了深切之感觸。直接的五倫關係,我們有許多地方尚未能“盡分”。如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關係亦皆未盡其分。因此,人倫的道理仍然值得講。我近年來對此深有體會。從這理再推出去,如改造社會,改造自然,自是客觀上的實踐。但它仍然只能是人分上的事。“知人”而後能“論世”,所以我們不能沒有知人之學。(此與一般所講的處世哲學不同,平常人所講——如馬爾騰,乃教人如何獲得人之好感,討人歡心,這實在只是權術哲學,不足以言知人論世。)中國古賢有這一面的學問。但不好稱它為科學,也不好說是哲學。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直覺,其中有一種修養的方式。知人之學,也不一定講出一套道理。真正知人,不是為了要得知識或要用人,而是“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所以,此“知”之本身,即有一價值。人與人固不應誤會,而當互相瞭解,社會上許多衝突,皆起於不相知。所以人與人是分離的,通不過去,就像水之有阻礙而流不過去一樣。知人必須要知心,要有知人的智慧,在這奡N含有功夫的意思。凡是需要通過自覺和用功夫的地方,就是學問的所在。學問不宜局限於一個小圈子,應該要擴大,否則,有時會感到沒有學問之存在。由這知人之學當然還可以產生許多價值。如事業是人做的,但必須合起來做。而要人合起來便必須先知人。而現代的人將人合起來,是用一外在的力量。譬如靠一共同目標之組織等等。然而,人與人要真正的合起來,則需彼此知心。人與人知心,可以開拓個人的生命與胸襟。而當前這個時代,正需要一種“擴大的友道”。講友道,除了友天下之善士,還要“尚友千古,下友百世”。這必須道通之。如我與牟先生,從時間上說,分別已經七年;從空間上說,海天茫茫,地隔千里。而我們在心靈上卻是最近的。因為有道以通之,時空的阻隔便可以化除。人有時很孤獨,需要同情的瞭解與安慰。但別人總不能分擔他的孤獨。我們通過師友之道,則仍然可以幫助他,而使他覺得並不孤單。牟先生友會講習的這番精神,也猶此意。上面說到現代人是用一外在的力量將人合起來。就民主制度言,本是建立和成就各種社會組織,但任何組織還是靠一個抽象的公共的目標來聯合許多人,而不是這個人與另一個人真有精神上的互相內在。所以一個人儘管有許多同學同事,事業上了有合作者,但他仍可有孤獨之感。如我們同時呼口號,聲音是一個,但發出此聲音的,仍然是一個一個的各個人。即如諸位來此聽我講話,也仍是靠一抽象的目標,我們初次相見,仍未必已到互相內在的境地。再如社會繁榮,在繁榮中仍然是寂寞。人住在最熱鬧的市街,但來來往往的人始終是陌生的,結果仍然是無邊的寂寞。在這堨u有師友之道可以安頓人生。人也常說宗教可能安頓人生,但人求上帝求佛時,事實上正是他最無人瞭解的時候。此中有無限的悲涼。一個人面對上帝是悲涼,有二個人以上同信上帝,他便算有了同道,而可以不悲涼。而二人以上,便正構成“倫理”的關係。所以師友最重要。這最能顯發倫理之精神意義的師友之道,是直接安頓人生之處,是德性表現的地方。

  各類社會組織是一“方德”,是由許多線縱橫交織而成。但它不能使人之精神有一周流融通之處。在此,只有靠師友之道。要成就事業,當然要組織,這就是建國的問題。近幾年也常感中國建國問題的重要,而牟先生則在十多年前便正視了此一問題。人學,對自己是成就人格;進而求知人,是要使倫理關係各盡其分;再向外通出去,便是建國。建國的事業心需要科學知識,但建國的精神則不在科學堶情C對中國而言,建設國家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甚為重要,但首先必須提撕建國的精神。中國未來的政治一定走民主之路,此無問題;在這堣ㄕn退卻,有許多觀念也不好違背。就這一面講儒家的學問,也可有不同的理解。不過在政治理想上,古代的觀念是顯得不夠。董仲舒嘗有“仁君正己心,正人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之說,此便是從一個中心出發,而期其“光被四表”,但這畢竟不夠。其根本的問題,是在政治領導人物之擔負太重。此意牟先生常說到,但現在無人瞭解此意。所謂擔負太重,即人民之精神為君主所涵蓋,而人民之精神不能涵蓋君主。此中實有一大委屈。結果君王之仁愛,也成了天羅地網。而民主政治,則在此前進了一步。它不獨是“仁”的關係,而且是“義”的關係。民主政治的根源實在於此。可惜現在的從政者仍然是往昔聖君賢相的意識,而又欠缺古人那種道德意識的基礎。結果便成了官司僚集團。另外一些人則未認清民主的本性與自由的真諦,而成為飄浮的個人自由主義。這兩種意識,皆所以阻礙中國民主建國之成功者。自從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人們對於此一問題當能見得明白,而可看出中國社會毛病之所在。但我與牟先生講學問,總從大處根本處著眼,而不取時人針對一點一點的弊病而批評之、反對之的態度。因為那樣容易使精神散漫,不能凝聚。諸位於此不可不慎。中西文化在互相衝擊中自然產生了許多弊病。民國以來,青年人喜好革命,看見黑暗腐敗就要去反對去打倒。革命當然有其時代上的價值,但今天中國的青年則應該回轉來反求諸己,不好一往的向外批評、反對、打倒。記得胡適之先生在北平三貝子公園的烈士紀念碑上,曾有二句這樣的贊詞:“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然而, 們的生命不要只成為炸彈。炸彈是毀滅了他人,也毀滅了自己。我們至少要做一個照明彈,以毀滅自己來照耀天空,光明大地。而最好則必須是燈塔。燈塔照明了黑暗的大海,使航行的輪船分辨出方向,避開礁石而得到安全。而燈塔自己且又是長明的。人也要在人世間做一個燈塔,既能照人間,指導人生,而且使自己也成為一個永琲漸明之之存在。總之一句話,培植自己此向外尋找缺點來加以反對批評,實在重要得多。

牟先生講話

  剛才唐先生已將我們人文會的精神,與我們講學之方向,得複地講了一遍。為使大家更能把握唐先生所廛的要義,及其發展的幾個關節,我再簡要的重述一下。唐行生首先從學問之性質講起,說明學校堛瑣ヶ搰O以科學知識為主,用由西方Science一觀念引下來。進一步指出科學與知識以外另有一套學問,此即成聖成賢之學問,也就是德性之學。由此德性之學往外往通,就是正視倫理關係,是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在此再點出人只有在倫理中,乃能精神上互相內在,周流融通。所以“知人”甚為重要。知人才能講師友之道,纔能擴大友道精神。由此再通出去而說建國的問題。指出建國總不能從組織一面去想,而須把握住發出此組織之精神。這就是近代化的問題。近代化不是一時間觀念,它有價值之內容。我們要正視近代化之內容,不能只是外在地去的看它。繞著建國的問題,首先,人本身必須處理自己,安排自己。在此,人當該用點心。要把精神收回來,不要兩眼只朝外看。先要建立自己,要自己通體透明,全體放光才行。現代人最喜歡講作用,你講學問,他必問你有什麼實際效用,此最無理。實則要講作用,必先求自己站得住。一個人真能在學問上站住了,便是人世間無限的作用。他就是一個積極的存在,就可以直上直下立於天地之間。我們不要總從作用處想,自己還不能站起來,如何能講作用?人常說要做中流砥柱,若站不柱,如何成為其為中流砥柱?唐先生教大家要做燈塔,燈塔也不因為講作用而去這媟虓荂A那媟虓荂C它只是矗立大海之中,永琣菮。而其光芒亦就自然能照耀海面,指導輪船之航行。唐先生今日的所講,極懇切,極中肯,希望諸位會友切實用心。

唐先生講話

  我自己講話總很散漫,承牟先生用簡要精當之語,纔使剛才所講的線索顯出來。在我講時卻不自覺,人若多一個自覺,即多一分意義,這很重要。在此,我應該謝謝牟先生。下學期起,牟先生半離此赴東海大學教書,也就是說要與諸位同學業離得更遠此。但我們曾說過,人的精神要超越時空,即使隔得遠,仍然如在眼前。另外,希望諸位安心讀書從學,在此亂世,臺灣是比較最寧靜的地方。在香港則不行。那堶概j來又只過去,草木不能生長,實在不好做學問。諸位在臺灣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就該多用點心,精神上要多凝聚,這也是牟先生所說,要求自己站得住的意思。
                       (原載《鵝湖》第三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