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吧,君毅師
       ——文化意識宇宙巨人生命格范拾零
            譚汝謙

  二月二日清晨,大霧,如常在校園跑步,心情開朗。前一夜為唐師君毅祝壽的文章算是開了端,有了眉目;一想到當晚可以在樂宮樓見到他老人家,和他一起吃團年飯,腳步更加輕快起來。

  近年來,我不敢輕易去拜候他老人家,因為不忍增添他的辛勞。每次拜會時,老師總是不顧自己的健康,殷殷垂詢學校的現況,學生動態,校內學術風氣等等。話盒子一開便不能停止,時而歡笑,時而氣憤,甚至衝動得坐立不安,滔滔不絕訓示開拓新風氣的門徑。好幾次是咳嗽停止他的說話,師母和我們都無能為力。為免老師辛苦,有事請益時,我改用書信方式,儘量減少登門拜謁次數。老師愛護新亞和中大的情懷,在我看來,只有與時俱增,誠如牟師宗三所說,君毅師“弘揚此文化意識之內蘊、是以其全副生命之真性情頂上去,”永不會休止的。二月二日晚的團年飯,人多眼雜,大概不會談學校的事,不會動氣,該是何等快樂的事。我一面跑步,一面期望晚上的來臨。

  九時,返學校之後,馬上獲知老師仙遊的噩耗。誠明館外的寧謐消失,朝陽下湯漾的吐霧港一片白茫茫。

  我未進新亞之前便開始新聞閱讀老師的著作。在瑪利諾神父學校念高中時,業師羅時憲教授不時薦介君毅師的作品,還敦促我們訂閱《人生》雜誌。

  一九六零年入新亞英文系之後,我修讀不少老師的課,而且常逃其他的課去旁聽他的課。當英文系主任張葆琤生知道這秘密後,不時在公開場合取笑我,說我是英文系的叛徒,滿知“唐牟導學”氣味,不配做英文系的學生。

  君毅師知道我對哲學和東西文化問題有濃厚興趣,常常在我的作業詳示讀書方法,有時開列書單夾在作業內,教我按單自修。一九六二年春季,老師叫我參加由他和牟師主持的哲學座談會。記得哲學座談會大都在研究所辦公室前的走廊舉行,參加者大都是本港大專院校哲學系教師和研究生,只有我和三兩個大學部學生。座談會好象是每月一次,聚會通常在夜間,茶點很少人用,多數人都狂抽煙。在一群飽學之士的面前,我感到非常渺小和無知,幸好我也能抽煙,稍助鎮靜戰戰兢兢的心情。

  六二年冬天,君毅師指派我向座談會報告英國經驗論者巴克萊的哲學。在提交報告前一星期,我去見老師,自認文章寫得不好,請求免役,免得在大庭廣憮惚e出醜。老師生氣了,訓罵了一頓,認為是不負責僑匯長進的行為。我垂頭告辭時,老師要我留下交稿。兩日後,老師召見,發還文稿,卻沒有在文稿上修改任何字句,認為可以在座談會報告。果然,報告沒有在會上出大亂子,順利通過了。這,對我這個英文系二年級的學生說,是很大的鼓勵。會後,老師又要我留下文稿,一星期後發還。我發覺文稿被老師密麻麻寫滿了字,刪改甚多,全文科是脫胎換骨,我非常感激、感服。這是我第一篇學術性的文稿——十年的遊學生涯中都隨身攜帶,有空時便拿出來閱讀,直到一九七五年返新亞服務時,文稿隨一批書籍寄失了。我後來才明白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做:在我正式提出報告前,他不願意窒息我的心思,只是加以鼓勵;事後才顯示他那嚴格的要求,進一步指示學問途徑。老師以誠敬待人,亦以誠敬教導後學,叫人不得不感服。

  除課堂外,我有不少機會窺見老師其他生活的心貌,因為老師全家都是中國音樂的愛好者,又是新亞國樂會的中堅份子。國樂會在一九六0年冬成立,老師出任顧問,師母被推選為副會長,其女公子安仁和我都是王純先生二胡組第一批學員。一九六三年當我負責復興會務時,安仁先後擔任秘書及副主席,而老師和師母一直是最熱心會務的顧問之一,時常帶我到其家談論會務。

  老師深信禮樂人生是最完美的人生。一九六-年代,歐西流行音樂風靡社會,國樂未受普遍重視。老師常常對我們說,人家不重視國樂,我們必須加倍重視;人家不提倡國樂,我們必須加倍努力提倡。國樂會幹事會開會,只要時間許可,老師必來參加。遇有會內人事糾紛和經費困難,老師亦竭力幫忙解決。

  老師認為國樂會的活動,不應局限於技術的課外活動範圍,而應開展為體驗傳統文化生活的途徑。學好了樂器的演奏技術,便應從文獻資料上溯禮樂的意義。在老師和錢校長的督導下,國樂會同學開設了研究班,張世彬、楊啟樵、謝正光、馮元植諸學長和我成為第一批研究班學員。

  老師又認為禮樂人生必須不斷延展,倘能融通於宗教和藝術的領域便最為理想。有一年,老師親自協助安排一項國樂的集體活動——結隊到沙田佛教文化協會舉行雅集。當我們三四十位會友到坯時,老師和王純先生等師長已經安置好多種樂器和書畫用具,在松蔭下談笑。原來當日由曉雲法師作東,招待素食,除了國樂會師友外,尚有古琴家和治印專家徐文鏡先生、蕭立聲先生等藝術家。這個雅集非常自由,有人作小組合奏,有人作書法和繪畫示範,有人埋首棋藝探討,有人聆聽曉雲法師講述在喜馬拉雅山寫畫的故事。琴韻弦歌不絕於耳,與松聲笑語彙成為奇特的樂章。我記得老師忽而觀棋,忽而欣賞作畫,忽而閉目聆聽演奏,教師是全神貫注,也“是以其全副生命之真性情頂上去”,樂得像個天真活潑小孩子。老師平素每分每秒都沈醉于思維中,在家中用膳時也不例外。但,在當日的藝術世界中,他是另外的一個人。

  老師對國樂的熱忱十年如一日。從中大榮休之後,仍然關懷新亞國樂會的活動。例如,國樂會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假座香港大會主辦演奏會,慶祝新亞書院廿七周年校慶暨國樂會成立十五周年,老師出任顧問兼贊助人,為紀念特刊封面題字,師母亦賜寄墨寶祝賀。去年十一月,國樂會又在大會堂舉行音樂籌募“新亞學術基金”,老師健康惡化,不能作具體贊助表示,但給予精神上的鼓勵。聽說新亞研究所琴社的創立,也是老師大力支持的結果。

  君毅師對中國和西洋歷史文化有精闢的瞭解,對國家民族有最深摯的感情,都是世人所熟的。這位文化意識宇宙巨人對鄰邦日本的瞭解和感情較少公開發表和流露,因此熟知君毅師日本觀的人恐怕不多。唐端正先生在“永琲滷巧嚏角憭丑A報導老師去世前數小時,曾對師母講述三個艱忘的哲人的故事——中國的梁漱溟先生、日本的宇野哲人及精一先生父子,及美國的威廉可敬(William Hopkin)先生——很有象徵意義。其實,在老師的文化意識宇宙中,日本佔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比西方的地位更突出。老師不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專家,更不是“日本通”,但最能“透入對方的民族的心靈、或心靈深處的響往與心願”。老師對於與日本人和西方人交往的感受,有時顯的區別,他說:“此二十年中,我前後因種種因緣去了日本六、七次,但合起來,只住了一年。我之日本語文,既不行,對日本之學術文化,亦全說不上瞭解。但在與日本人之接觸中,我卻直感日本人之靈魂與中國人之靈魂與生命情調,確有若干同為東方人,而異於西方人之處。就語言文字的運用說,我亦嘗勉強用英文寫一些論述與西方人交談,而與西方之大學與學術界有更多的接觸。但我與西方人間,一般說卻琤u能有抽象概念的相互瞭解,而不易有生命情調上與靈魂上的共感。對日本人,則我不能以日文與之交談,卻容易有較多之共感。然而我亦同時直覺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靈魂、與生命情調之表現於其日常生活者之不同。”這種“共感”,雖然老師謙虛說是從直覺得來的,其實是經過理性提煉的結果。正如老師所說:“對此中之同異之深入的瞭解,而求明白的加以說出,我認為我們應多從日本人的宗教、神話、諺語、禮俗、與文學、藝術及古史上去下功夫;而以日本的思想、哲學,為照明此宗教、神話等之意義之用。”(引文見老師“試論中國與日本文化關係之過去現在與未來”,明報月刊,一九七四年十月號)我知道老師自己對於日本文化下過很深的功夫,而且能夠照明日本文化特質的意義。他不像黃公度那麼滿足於沈醉中日古代共同的傳統,而且超越了戴傅賢的要求,只把日本“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萬次,裝在試驗管堣ち蝖奶F’幾千萬次。”(載著日本論,一九二八年),老師期求中日民族能“以心互相瞭解文化、禮俗,以及其民族心靈、民族德性、與其缺點,更至求改正其缺點。”

  一九六五年我從新亞畢業,決定赴美國印第安娜大學研習日本文化,就是老師和錢前校長力促而成的。翌年,安仁也到印大攻讀比較文學,老師囑付我照顧她,經常賜函通消息,因此我有很多機會拜讀老師對於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高見。例如,老師後來在《試論中國與日本》文中的論點,泰半在私函中提及,成為我個人十多年來研究日本文化關係的指標。

  我需要而且慶倖有這種指標。對我輩中國青年說,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仍是冷門學科。十數年來,從美國到日本,從日本再到美國、乃至南美洲和加拿大,又再從美國回香港,我很少遇到同道中人。用自己母語談論自己專長的學科的權利無形中長期喪失。面對自己同胞,我只能說外行話。在學術領域中,我是寂寞、淒涼的人。很多師友在心底媊控o我在浪費青春,不時熱切地對我憐憫起來,君毅師和我在中大的學生是少數的例外。

  老師對於日本文化的“共感”,不僅在思想意識中出現,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實踐、印證。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夏天,老師與師母從美國醫治眼疾返港途中,路經日本,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日子。當時在京都大學深造的新亞校友楊啟樵、張世彬、霍韜晦、楊鍾基諸學長和我輪流陪伴老師和師母。

  我曾多次陪老師到神戶淺山眼科醫院復診。老師在美國某著名醫院留院,而且動了手術,眼疾幾乎痊愈,可是仍然不放心,他說他對淺山先生較有信心。教師和清山先生沒有共通語言可資交談,可是對淺山先生的為人了如指掌。從老師處我知道淺山先生是獨身主義者,以醫院為家,每天除睡覺外,幾乎全部時間為病人服務,病人的痛苦就是他自己的痛苦,當接受診治時,老師根本就不需我翻譯傳話。每次總是心滿意足地與淺山先生握別,使我恍惚見到兩位老人家之間存在的某種“共感”。

  老師在日本有很多友人,京都大學文學部和幾間佛教大學老一輩的教授大都與老師有往還。老師似乎特別喜歡京都——京都的名勝、舊式市場、填充院神社、小食店……。他對我說過,退休之後要實現兩個心願:第一,他要創辦一所小學,因為他感到一生從事的大學教育事業並不太成功,需要從頭做起;第二,打算到京都長住一段時期,因為京都有看不完的古曲美,有享用不盡的舒適。說實話,老師不是一個現代化的遊客,他討厭走馬看花式的遊覽。不論是南禪寺、平安神宮、三十三間堂,每到一處一遊覽總是大半天,總是捨不得離去。

  老師對傳統日本藝術有濃厚的興趣。當老師遊京都時,我在隨孤倉篤太郎老先生(曾任京都大學文學院長,日本古典文學者,我在京大的指導教授孤倉篤博士的父親)學習日本謠曲,而且研讀有關“能樂”的書籍,有一天,我告訴老師和師母圓山公園有免費的“納涼能”上演,問他們有沒有興趣同去觀看。當時,我耽憂他們體力支援不來,曾鄭重地說:“能”雖然是十四世紀以來為日本人喜愛的綜合舞臺藝術,由於動作而抽象,時間太長(有時長達四小時以上),人和鬼可以同時在舞臺上出現,唱詞太過古雅,一般外國人不易欣賞和接受,於是感到沈悶和無聊,“反感”的程度上一如普通廣東人看京劇或北方人看廣東大戲。老師卻認為難得機會欣賞傳統日本劇藝,堅持要去。

  顧名思義,“納涼能”是為普通市民而設的,在圓山公園的露天劇場舉行,座位全是長條板凳,在黃昏前開場,直至晚上九時後才完場。我們抵 之後,發覺觀慾j部份都是穿和服的老年人,很少青年人。他們一面手搖紙扇,一面閱讀劇本——類似折頁字貼的傳統手抄本,口中念念有詞,與臺上音樂若合符節,而座位下面放滿水壺、水果和糕點。那天上演的大都是“修羅物”——吊祭墮入修羅的武士的靈魂、既悲且壯的劇目也有“鬘物”——以女性為主人翁、曲調淒絕而意境幽玄的劇目。

  在舞臺上,只見帶臉譜的幽靈和生人交談,哀音貫耳,時而陰間,時而陽世,有時好幾分鐘才見臺上演員做出一個動作來。師母和內子麗萍不久便打瞌睡,被餓蚊刺醒之後忙著拍蚊,有時藉故離開座位鬆馳筋骨。老師不時要我解說劇情和唱詞,始終全神欣賞,任由蚊蟲騷擾,毫不抵抗,直到散場也沒有明顯疲態。老師說:他雖聽不懂曲詞,但能欣賞人鬼世界的融通,並認為“能樂”能夠超越生死界限,擺脫時間隔閡,是了不起的舞臺藝術。散場後,老師問有沒有中文譯本。知道了只知有周作人譯過較為輕鬆諧趣的“狂言”,沒有人嘗試釋譯較嚴肅的“能”之後,老師非常感慨,認為我輩青年必須加倍努力從事譯介工作。

  老師是戰後最能瞭解日本人的生命情調的人,也是最瞭解“日本的心”的人。他對日本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一種從東方文化內部發出的感情。通過這一番感情,老師既能批判日本文化,因此他所欣賞及批判非常中肯。這種情形,恰如內藤湖南、桑原武夫、竹內實諸先生欣賞及批判中國文化一樣,往往連我國人也同感。

老師安息了,坦蕩蕩地安息了,老師,安息吧!您所代表和昭示的文化意識宇宙,將房屋地延展,從哲學、藝術,到任何人文學科,從中國、西洋、到鄰邦日本,靈根已經樹立,開花結果還成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