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哲人
         ——敬悼唐君毅老人——
            麥仲貴

  我到新亞書院來念書,才和唐君毅老師認識,唐老師是一位很有名的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躬行實踐的儒者,這是不需要我說的了,我常聽到人們說:唐老師是一位仁者型的哲學家,而牟宗三老師則是一位智者型的哲學家,也許是很有些道德罷。我自己對唐老師的印象,則可從兩方面來看,若果純從一個人的外貌作粗淺的說,唐老師的身型不算是魁梧奇偉的一類人,可是由於他身體的結構關係,和涵蓄著飽和的精光,使人一旦接觸其聲欬,卻不其然地有著一種剛健和弘毅的充實感,然而從他的內在來說,唐老師不唯是一位理智很強的人,而且也是很有情感的學者。這無論是流露在他的言談舉止,或是著作文字,我們都可以隨處加以印證的,作為這樣的一位儒家的學者,他對學問以及一切事情的處理,那就不僅是一般智者的判斷,而更是一位仁者的包涵。這就是說:一位由剛毅與忠厚結合而成的儒者,一種渾然自成的獨特形象了。

  在新亞書院我念的是中文系,但是我卻很喜愛哲學。由於這樣的原因,我曾在大學一年級時,寫過一封信給唐老師,意思是說我想轉念哲學系,請教他的意見,後來唐老師在看了我的信之後貴州省叫當時在哲學系任助教的鄭力為先生,到我家來勸我還是念中文系的好。他的意思是我雖然是喜愛哲學,但中文系老師是最強的一系,可以多獲點文學方面的知識,而且喜愛哲學,也不一定要念哲學的,中文系也有一些哲學方面的課程,自己也可以再旁聽一些,這樣我便一直在中文系念到畢業了。

  大學畢業以後,我由於在唐老師所講授哲學史課程中,聽到了宋明儒者中的程朱和陸王,又聽到了宋明理學,是經過兩漢儒學,魏晉玄學和隋唐佛學的洗禮,而再接上先秦孔孟儒家的復興的新儒學。這一門新興的學問無論是作為新儒學者對先秦儒的反省與醒覺看,或是純從新儒這一門學問的內涵看,都是比先秦儒豐富和進步了。因此我漸漸地對宋明理學產生了一種興趣,並且寫了一個研究計劃,作為投考新亞研究所的準備。這個研究計劃我曾拿到唐老師家去請教他的意見,他看過後也說是不錯的,後來我果然考到了研究所,這時唐老師又是我研究的導師,因此請教他的機會更多。唐老師是一個溫厚而勤勉的學者,他平日除了在學校辦理公事,和擔任很多門課程之外,回家後仍舊不肯休息,而多從事學術的研究、著述和寫作,這是長久以來的種習慣罷。記得我在念研究所時也很常到唐老師家堨h坐,大約是想請教他一些哲學上的瑣碎問題。我每一次去坐,他便放下了書和筆,從書房走出客廳來。唐老師一坐下來後,在我還沒有把想請教的問題說出,他便滔滔不絕的談起來。他老是對我說些做人和為學的一類問題,但是由於這一類的問題很有用和很有興趣的,因此我也往往不想把我想請益的問題提出,以免打斷他的思緒。這是說明了唐老師不獨具有好學不倦的精神,而且亦滿有誨人不倦。開導後學的志趣。

  在新亞研究所畢業以後,我由於選擇宋明理學這門艱深的學問,來作為我自己的研究課題,所以也逐漸讀了一些宋明儒者的作品,無論是歷史文獻,或者諸儒記錄,都多少有一點接觸。然而就在這時候,我同時也先後讀了幾種唐老師的著作,如人生之體驗,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心物與人生、人生之體驗續編、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國之精神價值等等。這些作品,是唐老師經過長期努力研究的成果。有些是唐老師還沒有來港之前,在中國大陸任教大學時寫成和出版的,有些是到了香港以後,在新亞書院任教時寫成和出版的。這些作品,有論述中國文化的,也有抒寫人生的,講述個人道德修養的艱苦,行文或深或淺,而且多少也有著文學的情調,讀來使人覺得親切。

  到了在新亞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的時候,我也常常去旁聽唐老師的講課,我覺得旁聽老師們的講課,雖則不用考試或專門為抄筆記,但有時也可以有許多意外的收穫,如重溫舊夢一樓,再加溫習一番。我在旁聽唐老師的課程中,就有著這種感覺。其中尤其是聽唐老師講宋明理學一科,最初則覺得海闊天空,如一片無物的空宇,寥廓寂然。了無挂搭。後來聽了唐老師的講話,從北宋諸儒開始,故安定、孫明複、石租徠、張橫渠、周濂溪、二程、象山、朱元晦,而至元儒明儒吳草廬、吳康齊、陳白沙、王陽明等等大儒,次第出現。其人物之學派、師承、學問、思想,以及精神志趣所在,都一一加以析述詳敘,使聽講者不獨知道諸儒之學問思想的主旨,彼此學派間之異同,而更喚起人們對這些大儒的精神、人格、學問的崇敬與響往,由於此而有進一步之研究的興趣。這是我聽唐老師的課之一的感想。

  唐老師除了講課與接談、著作的這些特色以外,也是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他一直就沒有離開過新亞的哲學系,加以他為人敦厚,桃李滿門,所以門下弟甚多。唐老師在中文大學退休下來以後的一段日子,大半是用來主理新亞研究所的所務。當然,除了辦理公事,講授哲學課程以外,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與寫作,仍舊是唐老師個人重要課題之一。這在我看來,研究高深學問,是每一位學者或教授的天職,由此他可以對的講授的課程,加入一些新血,新知識和新發現,而使其課程更賦予一生命與精神。唐老師坐下來以後的事,自然是與研究所的關係,倍加密切了。他一方面進行加強所務,而將研究所分為教學、研究和出版三組。另一方面則購置大量的圖書;使這個本港假設 等學術機構,增加了不少新的精神食糧。我由於是新亞研究所畢業的緣故,仍然留在所中做一點拉雜的工作。因此我和唐老師接近的機會較多,而對他的學術研究,產生無窮的興趣和感動。由於唐老師的鼓勵,我在這幾年也先後編寫成幾本小書。這些書雖然不算是什麼學術論著,然而卻也帶給我一個讀書的機會,因而也讀了些宋明諸儒的交集,也切實地認識了這些儒者的志趣和精神之據。唐老師的努力寫作的結果,近年來接連地又出版了幾種新著。這就是從哲學概論以後而來的中國哲學原論一系列之著:導論篇、原性篇、原道篇三卷、原教篇以及最近才出版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了。我眼看到唐老師是非常用功從事這些書籍的寫作,所以平日也替他的健康擔心。但是在這些書相繼出版的時候,不幸唐老師果然病了。這當然不是一般人說的單是運氣不好,這麼簡單的想法,而是一個學者在過份辛勤工作,經過相當悠長的歲月以後,所必然導致的結果。我自己有時候這麼想,假使可以說服唐老師稍稍休息一下,不要作過份的操勞,或作一個稍長的海外旅行,轉換一下環境,然後再來從事這些繁瑣的研究工作,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可惜他一時又拋不下這個學術機構,到其他地方去走走,仍然每日按時辦公,按時上課,而繼續研究寫作,這就不能不使他的病體日益加深,而終不能康復過來,而最後就是拋下我們的研究所而去。唐老師的逝世,使我們非常悲痛,是不必說。但是我們在悲悼之餘,仍然還要本著他平日的教誨,以及對學術研究的抱負和工作認真的態度,去繼續努力,才是我們應有的哀悼,如今我寫成這篇拉雜的短文,亦僅以此來敬悼唐老師。

                      (原載華僑日報《人文》一六八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