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崇明德,隨時愛景光
          ——痛悼唐君毅先生——
              吳汝鈞

  今天是二月十三日,清晨正在傾聽貝多芬的絃樂四重奏,一邊拆閱朋友從香港寄來的明報,猛然發現第一篇的報道,竟是社評敬悼本月二日逝世的唐先生的短文,一時默默無語,貝多芬的音樂頓成哀音,西方的十三竟真是不祥之兆。

  還記得月初才收到唐老師及師母寄來的賀年卡,上有老師所題“努力崇明德,隨時愛景光”的勉語,筆勢還相當強韌有力;內心正自慶倖老師近日稍得恢復些精力了吧。不意那時老師已不在人間了。這兩句題語,恐怕是他老人家逝世前最後的手蹟之一。

  唐先生的病似乎持續了多年,時好時壞,終於不免倒下了。儒家說君子不言生死,而說始終;佛教也教人超越生死。唐先生的智慧,洞參儒佛,死亡對於他來說,恐怕是一種歸宿的意義而已。但從人情一面來看,他的逝去,總是一客觀的現實;他的音容不再,總使受到他的德悲所感染的人不能無憾。

  筆者之得遇唐先生,而受業于其門下,那是八九年前在中大讀研究院的時候。而看他的述作,則更是再早幾年的事了。他寫的書,大體都看了。其中的《哲學概論》與《中國哲學原論》是洋洋數百萬言的專著,充分顯現出作者學問的廣度深度與思辯力的強度。不過特別留有深刻印象的,卻是一些小品,例如《人生之體驗續編》和《人文精神之重建》中的一篇《懷鄉記》。前者曆寫人生的嚴肅與艱難,但卻不流灰調,而無寧處處表現著一種超拔而挺立的生命力量。後者暢舒作者的鄉土情懷,洋溢著濃村的大地泥土的芬芳氣息。實際上,唐先生的這類作品是很多的;這都是廣大的天地宇宙意識與深邃的人生智慧的結合。

  最能代表唐先生在哲學上的理論立場的,恐怕是他的《道德自我之建立》與《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二書。此中所論的正是文化哲學的核心問題。唐先生透過這二書,理論地論證確立人類的一切文化活動,其根皆在於一整一的道德理性,由此而奠定人文的尊嚴與價值。《文化與心性中流出》一觀點很早便由馬一浮提出了,但恐怕要到唐先生這二書出,才成為一真系統的哲學。這是順著中國傳統強調建立內在的道德主體性而再向外在的客觀的亦即是外王的文化方面推前一步的結果。推前一步是必要的,但不能遠離道德的主體性,因為只有它才是文化的積極的意義所在。這是唐書的主要旨趣。

  中國文化精神缺乏外王的表現,演成在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困擾。這一問題,有心的人士討論已多了。但自王般山黃梨洲以來,真能立于本原的德性主體的精神基礎,以西方的知性精神的民主與科學為參考書,以正視這外王問題,而探尋如何從本原的精神中開出這一文化領域的,恐怕要到唐先生及牟宗三先生諸師,才有本質的探究。這是中國哲學發展到目前的歷史任務。在這個意義下,唐牟諸先生的思想,實具有極深遠的意義。

  倘若我們把視野拓闊,以近代現代東西的思想動態為背景來看,唐牟諸先生的思路,恐怕亦是同等重要。西方自科技工業文明以來,人的生活,在精神生命方面失去了依據,一切的活動的價值要由外在的因素來決定,這已是存在已久的事實。尼采揭穿了上帝是一個神聖的謊eine heilige Luege),而宣佈他的死亡,這益增加人們生命的空虛。海德格也常喟歎現代人是生活於一種無歸宿的狀態(Heimatlosigkeit)中。西方思想家反省到了盡頭,不免要轉移視線,到東方來看看,尋求生命的歸宿。印度人以傳統的精神以名之,(如S. Radhakrishnan之振興印度傳統,)但仍失之於虛。日本人則挾其經濟昌盛之熱,以保存,傳播與發揚東方文化為己任。當代日本的思想主流,是把從印度與中國吸收過來的佛教中的般若的空(Sunyata)與禪的無,提煉成絕對無或絕對主體這一觀念,以為可以解救西方文明的生命的饑渴。(日本哲學家久松真一領導一個名為F. A. S. 的協會,本著禪的精神,要負起這個時代的使命,大受西方人士留意。F是無相之自我Formless Self, A是全人類All Mankind, S是超歷史而創造歷史Suprahistorical Creation of History。其整個意思是要覺悟到自己的真我,那個無相的自己,而基於全人類的立場,以成就世界,超越歷史但卻永琣a創造歷史。)但絕對無或無相之自我云云,絕對是絕對了,總是無顏色的,因而亦全無內容,難以與人類文化人倫日用的充實飽滿相應。這只與日本人先天的虛無主義的生命情調相應,那恐怕仍是大和魂生命的蒼白。

  我們可以說,佛教或其他的虛教,是不能單獨承擔這個文化使用的。它能使人擺脫生死苦海,但不能立地成就人倫。前者西方的基督教也能作到,但仍無與於後者。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生活上缺乏一種人倫的和諧。這問題隨著人的年事日長而變得益為嚴重,而彌漫著孤獨與不安。(中年以上的人,子女四散,而覺終日與犬只等寵物為伴,而得稍慰孤寂,此種現象,在西方異常普遍。)

  由此我們不能不回想到儒家的立足於人倫日用所展開的那一套文化理想。這恐怕是最健康最方正的生活理想。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唐先生在上面的所提二書及他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的精神之發展》,《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諸書中,有充量而切當的闡發。這不是抱殘守缺,而是以現代化的眼光,以深遠的文化哲學的智慧,來本質地指引當前文化應行的路向。倘若我們這樣思考的話,則可以說,唐先生的思想,特別是具載於上述二書的系統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使人遺憾的是,西方學者(甚至日本方面的)對儒學的瞭解,總通過一些不相干的人物來進行,例如胡適、馮友蘭、侯外廬之流,以致不能領略到儒學的真相,不能把握到中國文化精神的本質。西方人瞭解當代印度哲學,總能列舉出Sri Aurobindo Ghcsh S. Radhakrishnan諸人;對當代日本哲學的瞭解,也能如實地知道西田幾多郎、田邊元、鈴木大拙、西穀啟治和久松真一這一大堆人物,但當代中國哲學的瞭解,卻常扯到不相干的人物上去。西方學者忽視唐、牟以至熊十力諸先生的著書,致難以真正領略儒學的思想寶庫,也不瞭解當代中國哲學的實力所在。這對於中西文化的溝通來說,自然也是一種損失。筆者由是附帶想到,如何把唐先生的著書,摘要譯成英語,或以英語介紹其思想的本質,俾外界對儒學以至當代中國哲學,能有深一步的瞭解,實不失為我們哀悼唐先生的一種有建設性的表示。

  不過,唐先生和故方東美先生在介紹中國文化到西方方面,自己亦會作過不少具體的積極的努力。他們常參加東西哲學家會議,或其他的學術會議,以對中國文化有無限熱愛的情懷,具足的學力與智慧,向西方學者述說中國精神的真相。猶記取一九七四年十月,唐先生偕同師母到京都參加一個德國學術機構主辦的文化交流會議,那是以人與自然的關係為題材的。那時筆者自在日本,因此得機會前往旁聽。在其中一個會議上,唐先生以帶有濃重鄉音的英語,娓娓述說中國人之與自然打成一片的天人的和諧觀。當時日本的西谷啟治先生亦在座,主席是德國海德堡的Fischer Barnicol先生。會上慾H似乎很感興趣地靜心聆聽,也很重視唐先生和西谷先生的意見。可惜這樣的場合,比較地說,還是非常少見。一般外國也很重視唐先生和西谷先生的意見。可惜這樣的場合,比較地說,還是非常少見。一般外國也學者一涉及中國思想,便總拿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有D. Bodde之英譯本)來參考。那是與中國儒家的基本精神難以相應的。

  唐先生另外有一本小書是很少留意的。這題為《愛情之福音》,由此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的另一個面相。書中的主人翁是一個心靈要與梵天冥合的聖者,他靈魂要化成一個宇宙魂。使踽踽獨行,從未經歷過愛情,卻向一群年輕的人述說愛情的道理。這是一種以道德為根基而具有天地宇宙情懷的愛情觀。但這書並未表示是由唐先生所作的,只是他翻譯而已;作者題為一個什麼斯基人物,大概是俄國人吧。但從書本的內容與行文的姿態看來,都可以使人確信這是唐先生的手筆。一次筆者因持之以問唐先生,請他證實一下。但先生竟一笑置之,顧左右而言他。後一我想,莊子雲,筌蹄所以在魚兔,得魚兔而忘筌蹄;言所以在意,故得意而忘言。此書反正是很美的作品,保以苦苦計較其作者呢?

  這使我們想到唐先生的生活一面。從學問言,先生的思想,將在當代中國哲學上占一重要位置,那是無疑的。先生的人格,如何嘉許,卻是大有困難,因為這不是思想不是學術,而是生活。在生活上,唐先生所表現的人間的溫情與厚道,是使人感動的,特別是想到那在現代學術圈子仍相當流行的文人相輕的陋習時,這種溫厚,便更為難得。先生于魯迅本無微詞,只是《略嫌寡刻》而已。魯迅所缺乏的,恐怕正是這種溫厚的人情。唐先生的溫厚性情,實亦表現於學術,這便是新生他人的意思與研究成果。不過,這種作法,有時不免帶來非議,如“兼收並蓄,漫無標準”之類。筆者以為,這用之以形容唐先生,顯然是過當的。從大處看,他對學術標準,仍守得相當嚴格。

  幾年前,唐先生送我一部書,題為《思複堂遺詩》,那是他老人家的尊母思複堂女士的遺作。書中雖全是詩作,但無寧是一種人倫的溫潤慈靄的感情的流露,或者說,這是溫柔敦厚的詩教的表現。筆者讀後感覺是,這種溫柔敦厚的母性,熏浴於農村大地的純樸氣氛中,其背景必是一偉大文化的倫理。先生的尊父唐迪風先生,早年逝世,但他對先生在生活與思想上的影響,卻相當巨大。此點略見於先生的一些追念先人的文字中。筆者曾見過唐先生的《孟子大義》一書,其中有先生的後跋,追念其尊父的一些遺教,其意略謂人雖能以功業彪炳世間,但倘於人倫日用方面有差,亦不能無憾云云。此言既深且遠。實透露出不能輕視生活的倫常日用一意思。孫中山先生功在家國,其人格本無可疵議,惟猶以再娶一事,而留憾於歷史。倫常日用之不能無慎可知。

  故唐先生的溫厚性情,除自身時時警惕和陶養外,在家庭教育方面實亦有其淵源。

  先生大半生從事教育事業,播下無數智慧種子。他教學、著書而外,又兼行政之務。後者恐怕花去他不少時間與精力,而效果又似欠理想,特別是辦理新亞研究所為然。故有人以為,倘若他不兼雜務,而專事撰著,可能有更佳之效果。關於這點,從一面言,誠然如是;但從另一意義言,或可以說,從更深一層言,則這亦不必不能視為先生要求表現事功的意願。學者而在香港這種環境辦學,無堅實的經濟背景依賴,而又要維持文化理想,其艱難自是可想見的。唐先生要求事功,參予事功之事,而未能有大成果,固是可惜,但至少已樹立起一種榜樣,一咱學者的理想形象——不是空議論,而是實踐。這種事業的真正價值,自亦不應就目前的有限的成果來衡定。義在於人,命歸於天。孔子在兩千多年以來,已清楚地把這兩者的界線劃開了。(勞思光先生的說法是,義是主觀意願,命是客觀限制。)說到孔子,筆者想起唐先生晚年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功德。那時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得火熱,香港這邊亦很有些人做應聲蟲的。在紛敵衕Z中,唐先生挺身而出,力排敵部A直斥批孔之非是,力言不容誣枉孔子為歷史的罪人。這篇文章題為論孔子誅少正卯的,好象發表於明報月刊的某期。後來國內局勢急轉直下,毛澤東死亡,四人幫一夕竟成階下囚。批孔之聲頓然沈下。至本年初,國內《歷史研究》月刊一月號竟發表文革以來第一篇為孔子辯護的文章,題為《論孔子誅少正卯》,這不啻是北京替孔子恢復名譽的先聲。我想這必是唐先生逝世前最樂意聽聞的事情,也是他老人家最後堪以告慰的。

  筆者最後見唐先生,是去年六月初起程來德的前數日。那時雖是向他告辭,但已預感到,這可能是最後的會面了。不意此感果成事實,思之淒然不已。望望外邊,一直飛舞著的雪花已經止息了,街上的行人也漸漸歛跡,但願逝去的人皆得安寧。西諺雲:精神不死。我極願意相信這是一永琲滲u實。

                        (原載時報月刊第十三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