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唐君毅老師
              劉伍華

  在唐君毅老師患病時,我時常想起羅素(B. Russell)。羅素不單是哲學家,教育家,更是一個以其理想面對社會現實身體力行的知識份子;他一生精力過人,著書近百,年壽更越乎常人。唐師一方面是哲學家,另一方面,也是一個社會實踐者:他對新亞書院,以至為了維護新亞之獨立自主而奮鬥,都表現出他把人生理想及社會理想貫注落實於事業之中。唐師文章氣勢如虹,顯示生命力異常旺盛,所以年壽理應可直追羅素。當然,這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但我相信,唐師沒有一個學生,不是像我一樣地祈望他長壽健康的。在唐師遽然而逝,如日月失光,使我有無所依循之感。

  嚴格地說,我不能算是唐師的學生。唐師在我進入新亞書院一年後便跟牟宗三師一同退休。一年級時,由於聽不懂唐師的國語,因此只有選修牟師的課,而傍聽唐師的《倫理學》,及到他退休後,亦間有到他家中,聽他一些教誨;不過,這些都是表面化的師生關係。我之稱唐先生為老師,實因我個人在中國社會文化思想上,都信服並深受唐師的影響。事實上,唐師若不在新亞,我絕對不會到新亞念書,我之進入新亞書院哲學系,乃全由於向往唐師所倡言的新亞精神。唐師與諸夫子為了保存和發揚中國文化而辦新亞,唐師留在新亞的時間最久,也可以說,他近三十年皆花費於為確立新亞書院之教育理想而奮鬥;新亞的教育理想又並非是唐師個人哲學系統中的某一特殊理想,而是理想人生中的普遍生活實踐;例如他言新亞師生之應彼此休戚相關,不應割裂為主客對立的職業上的關係;新亞學生之應在求學與做人上二而為一;此等理念皆有其普遍性,而唐師則以說理的方式加以倡言罷了。

  中文大學改制後,今天的新亞,未必被理解為往昔新亞之延續。況且要談新亞精神,要使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活潑化於新亞的教育中,這需要一個氣量宏大,文化意識特強、及學識廣博的人來倡導。但新亞精神是否就因唐師之逝世而成絕響呢?我想若真如是,則唐師二十餘年來花費於新亞的生命,算是白費了。新亞很多師生,都是唐師的學得天獨厚們若真正地為唐師之喪而哀悼,則當下便應下一決心,繼續寫新亞創校的教育理想而努力。

  我個人在七二年到多倫多念大學預料,那時讀到唐師談論新亞理想及中國文化的文章,結果我放棄在加升學。就我所知,至少還有其他人之進入新亞,或教書或念書,都是因為接受了唐師所倡言的新亞理想,由此亦可見出新亞精神並不是一片空言,亦不是唐師一私人感受到的理想。新亞精神一方面接受時代的責任,建立新的儒家,發揚中國人的傳統;另一方面,它亦在道德價值失落的現代社會中,肯定學問之必需跟道德相配合,使學問能經世致用。唐師之為新亞奮鬥,嚴格地講,並不是為建立新亞書院之權力或地位,而是完全為了上述的客觀教育理想。其實,如果新亞不能發揮其理想中的教育功能,則新亞之存在,就已失去了其原有的獨特價值。唐師之退出新亞董事會,實在表現出一個教育家之堅持原則的精神。

  在中大改制的整個爭持過程中,除了教育理想的原則性問題外,還涉及法理上的問題及中國傳統的道義信守的問題。唐師一直以為從這幾方面去討論,總可以據理力爭保持中大之聯邦制。這是唐師作為一介書生的自限,無權無勢而只有理想、熱情與道理,完全表現出儒家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擇善守道精神。這是一種忘其世俗利害的直接道德表現。因此當唐師見到新亞學生貼出大字報反對中大削弱書院權力的改制時,他也率直地要求同學為他貼上一張大字報;他如此做,完全沒有考慮有利與否的問題,結果,這件事引致某些人士衰會唐師扇動學生反對中大改制,同時亦不明白唐師跟當時學生為了文化理想及法理精神而反對中大改制之用心,不亦悲夫!

  唐師雖因中大改制之事而跟某些人士意見不合,但他從來未有就私人方面攻擊這些人;反之,他曾對我說:“這些人在中大仍算是你的老師,在事上可以據理跟他們力爭,但就輩份及關係上,仍當對他們尊敬。”唐師仁者之心,一方面能儘量地欣賞他人的長處,但另一方面卻能明辨是非。“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這跟世俗無好惡之心的“好好先生”是完全不同的。

  唐師並不是躲在象牙塔堙A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他二十多年來對中共政梳的批評,對馬列主義的否定,正顯出儒家之淑世精神。唐師反對馬列毛思想,並不如有些人以為他由於未有對此等思想作詳細研讀的緣故。我記得在二三年前,有一本《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書在市面行銷不久,唐師便把此書讀完,並且跟他的學生談論這本書的內容,我當時就驚異唐師竟連這些只具有文件資料價值的書也詳細去看。由此可見,唐師並不是瞎著眼以成見去反對馬列毛思想的,可以說,他對共產黨之深刻批評是來自對此種思想的深刻理解。

  唐師雖然對中共批評得很猛烈,但他並沒有像右派人士般完完全全否定中共存在的現實。他希望中共會慢慢的修正過來;因此他對自己的學生說,一旦中共政權變得開放,則新亞培育出來的學生,大可回到祖國的學校中教書,提倡人文精神以代替馬列思想,由此可見他心目中的新亞,是為中國而立的。

  唐師的政見,自然有很多是書生之見,例如中共大事批孔之時,他就時常說自己願意在任何地方跟大陸的學者討論孔子思想問題。唐師或者見不出大陸上很多問題,只是現實政治權力之鬥爭問題,而絕非是學術或理論上的問題。但書生之見自有書生之見之特色與長處。書生不同政客,政客重視當下現實的利益多於重視是非原則為標準,以批評現實政治的得失。此即存有現實利益以外的價值理想。因此,書生的諍言,好比一面能顯出是非善惡的鏡。換言之,書生重視道德上的應然問題,而政客則重視現實利益之實然問題。我說唐師之政見為書生之見,乃因唐師之批語中共,純是來自道德意識中的文化理想。他關注的問題,大多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而非現實政治中的個別功過問題。個別的政治策略問題,絕不應脫離大原則的影響。唐師批評中共的立國思想方向及意識形態的基礎,基本上是希望中共因原則性之思想問題之修正,而修正個別政策之不合理地方。近百年中國民族受盡外侮,因此中國人都重視民族自立。但唐師於此指出,我們除了要求民族自立,不受外侮外,更需要在文化上之自立,在思想上回歸中國的人文傳統,而不能永受馬列思想所擺佈,此即為民族跟文化雙腳並立論。唐師于有形的物質建國外,更洞悉精神建國之重要,中國人一天未能回歸自身的優良文化傳統中,則中國還未算是真正的獨立自主。這一混亂的時代中,對中國傳統儒家精神重新闡釋,以解決建國中的理想問題,我相信唐師是用力最深的一個人。

  我感覺到唐師最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是他完全是一個有真性情的的人。他的學問著作及事業也就是一全幅理想化的人格之表現。今天我們來哀悼唐師這樣一位完整的中國知識份子,應好好體味一下他整生表現出來的真性情。

                          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三晚
                          原載新亞生活第五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