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唐師
             黃兆強

  我在新亞研究所就讀一年多了,但踞的是我從沒有上過唐老師的劉,這不是我不愛好哲學,也不是由於我不喜歡上唐師的課。主要原因,是我在日間要教中學,而唐師的課,在日間上,所以我只好暫時跟它絕緣了(誰知“暫時”竟成了“永遠”)。

  在主觀的感情上說,我視唐師為我的家長。雖然在血統上說,我不是老師的兒子。但是從道統上說,我也不是老師的兒子。但是從道統說, 何嘗不可以視唐師為我精神生命的指引者,扶持者呢?給予我肉體生命的固然是我的父親那麼給予我精神生命,而使我生命無限向前向上,出以實踐道德理性為其終極的人生目的者,又何嘗不是我的父親呢?可惜慚愧是唐師的著作,我讀過的實在是很有限。我既承認唐師是我的道統上的指引者,其地位亦好比父親在養育方面同樣的重要,可是我又不多讀他的書,這主要在於我沒有時間。我一面要到中學去教書,一面又要趕寫我修習的歷史方面的論文,所以大部份發的時間都放在歷史書籍上了。

  唐師的去世,對每一位新亞研究所的同學來說都是十分宙痛的。雖然過去我沒有上過唐師的課,也很少看唐師的書,但是我總覺得我應該要寫一點關於悼念唐師的文字。我原先實在不打算寫,而且一時也真不知從何寫起,不過由於近日我參與辦理唐師的喪事,從這些工作中領略到一些細微的經驗,這可能是他人所沒有的。我希望透過這些與他人接觸和交接的事,來對唐師的儀容和風範,不揣冒昧的寫述下來,聊表悼念之意。

  我在整個籌辦喪事的過程中負責印刷《唐君毅先生事略》的工作。因為這份印刷品是以“唐故教授君毅治喪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的,所以其內容是請一位元老師執筆,然後再同唐師有親切關係的先生們參加意見寫成的。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並必須將這份原稿往返于很多位先生之間,分別請他們詳加修訂(這些人並不限於治喪委員)。這樣從往返接觸的過程中,我也增益了不少的聞見。

  唐師自然是新亞研究所的主要精神支柱。就是從研究所的基礎——新亞書院來說,也是如此,因為新亞書遼的三位創辦人之中,錢賓國先生赴台定居,張丕介先生又已去世,新亞的精神重擔,於是便完全落在唐師的身上了。唐師不僅要在精神上支撐整個研究所,而且所中的實際行政事力,也落在他身上。因此他日間要處理繁瑣的事務(包括與中大改制作鬥爭),晚間又要孜孜不倦的寫作,這當然使他心力疲憊了。牟宗三老師在喪禮的《唐先生生平事略報告》中,就說到“就算是鋼鐵鑄成的也經不起這些艱難煎迫,何況是血肉之軀”。現在唐師去世了,新亞也隨之喪失了一根精神支柱。我希望今後並不因為唐師的去世而土崩瓦裂,我希望在所的諸位先生更應振奮起來繼承唐師的遺志,努力奮進。用實際行動來悼念唐師,比什麼都更有意義。所以在我接觸的諸位先生中,便有些會談到有關研究所所長的人選問題。他們均認為有好幾位有做大學校長資格的導師,都是可以當所長的。因為他們不僅有才幹,而且在學術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很高的成就。這在以提倡中國文化為主的新亞研究所來說是非常適當不過的人選。可是新亞研究所所長不僅要有處理行政的才幹,而且更應是一位文化精神上的領袖,這樣才能繼續使得已有的研究所的文化生命,精神生命存於不墜。現在唐師逝世了,研究所的導師們亦將面臨一個新的考驗:他們在處理行政事務上,是否也與唐師一樣有耐心。假如他們都對行政事務無甚興趣,則新亞研究所的前途就不能不令人憂慮了。因此我希望在研究所的諸位導師應以發揚中國文化的固有精神為重,繼承唐師的遺志為依歸。我更希望早年在研究所畢業的諸位先生能夠“回歸”,為母校貢獻一份力量。

  另有自從唐師去世消息傳出後,也有人談到學問與事業兩相負累的問題。大意是說當年與中大的鬥爭是明知要失敗,他仍是要堅持繼續奮鬥。假如在這情況下肯稍為接受一點老莊處世之道,說不定可以延年益壽。關於這點,牟宗三老師說得很透徹:“……所謂看得透,忍不過,亦莫可如何也。”其實唐師的表現,正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也正是唐師的淑世的具體表現。當然唐師以書生來辦革命事業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為了忠於原先他們的創辦精神,又豈能府首稱臣,任由淩辱!“所俗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義所當為毅然為之”,“義地反顧”。匹夫之志尚不可奪,何況是一位儒者,哲人的唐師。士不可以不弘毅,唐師豈是那些“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一走免牽累)”之輩可比擬的?

  有人或許要問:加入中大,接受香港政府的經援,成為三和成員書院之一就必然意味著要喪失了各書院固有的精神,這是事有必至的。唐師既同意加入中大了,便不該有什麼不滿。其實就當年加入中大的動機來說,唐師他們的決定也是有一番苦心的。某位先生即會向我說過,如果不加大中大,新亞在經費上是難以維持的。一所好的書院不能單靠學生的學費來經營,因為這是無論如何也不夠。就算勉強可以支援得來,也只是使書院不至倒閉罷了。經費不足夠,自難望聘請得到好教師,不要說教具圖書的增添了。教師質素差,上課節數又多,圖書儀器匱乏,這不能不影響到學生的素質,為了保持學生的素質,就不得不加入中大。當然加入也有條件的,後來香港政府不履行承諾,以至事與願違,實非始料所能及。不過由此一點點也可反應出唐師一向以來,都是以注重學生福利為依歸的。所謂“心兵之決蕩,事勢之煎迫,幾無日無之。”這正是唐師此一階段的真實寫照!

  另有一位先生告訴我,唐師近年來與後學通信,多以“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來相勉。安:此二句出於李陵與蘇武詩。李陵與蘇武困居匈奴地。客觀之事業已不可為。儒家固重視內聖外王之道,然能盡外王面與否,則仍需視乎客觀之外緣而定;但內聖面則異於是,可以純自主觀之修持可至。由此言之,前者則求而未必有益於得,蓋其求之在外;後者求必有益於得,蓋其求之在我。唐師身患不治之症,且生逢亂世,其已知在外事物 之不可為,唯勉人求之在我而有此語乎?為此語者,其有憂患乎!

  在與某先生乘車往旺角一酒家預訂解慰酒的管中,我們很偶然的談及香港公益金的事宜,認捐公益金,就其出發點來說,當然是無可厚非的。可惜的是,很多人便利用認捐金錢來沽名釣譽。認捐金錢只是手段,購買名譽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這位先生便慨歎的說:這正中如唐師嘗說的當聖賢事業也變成了魔鬼事業時,其情況是很可悲的。聖賢事業與魔鬼事業本來是截然二途的。彼此本應水火不容的。今則淆,作魔鬼事業固然是魔鬼,作聖賢事業也不啻等同魔鬼,是彼說魔鬼,此亦魔鬼。聖賢事業尚且被人利用,我們之道德自覺,其能不絕者亦僅如縷了。

  這位先生在唐師逝世前一兩日曾信探望唐師。於是我便問他唐師有什麼特別吩咐。他說唐師無他言,但說本年度即可畢業的兩位哲學組研究生的論文寫作情況。相處無雜言,但道同學事。唐師所念念不忘者非一己之尊榮,非一己之學問功業,而唯同學之學業為所擔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殆非虛譽。這位先生還說:學生明敏睿智的,唐師當然加以指導,倘不及此而能努力向學或醇良厚德的,唐師亦各隨其性之所近而悉心疏導。唐師能各依其性近而善誘之,並未嘗厚此薄彼。這正是仲尼有教無類之遺意。此其所以“將長傍尼山而永無斷滅也”。唐師之國材施教,膿後學,亦於此可見一斑了。

  唐師逝世之翌日,有兩位中大的同學來研究所購買唐師之遺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他們尚不知道唐師已去世。當他們問及唐師近況如何,而得悉唐師已溘然長逝之後,他們禁不住的就號啕痛哭起來。在殯儀館吊祭時,也見到多位同學放聲大哭的哀喪情形,這真可以反映出同學們對唐師的悼念真情。這些情形,我們更可以從研究所所會送的構額“痛失良師”所流露的實義,體會得到的。

  上文拉雜來談,不成文章。然既下筆又不能自已,其中或有不宜形諸筆墨的,但作者竊問其行文構思乃動之於悲心,發之於誠敬,唯望無過及無怨而已,尚希讀者諒之。

                         原載華僑日報《人文》一六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