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識界中的巨人
          ——唐君毅先生——
           陳文中 雷競成


  唐君毅先生比重致力於中國文化推展工作,專注於哲學上的研究,其彰著之處,於其洋洋大觀的著作中,已可窺見,但處此憂患時間,文化傳統面對巨大沖激的環境下,唐先生毅然挺立,以其感時憂國的情操,盡力于文化及教育工作,其高風亮節,實足為我輩典範,今試以編年方法,為唐先生四九年以後就此方面問題作出的主要論著,作一簡介。


一九四年發表《至聖先師孔子二千五百年紀念》
  此文以孔子跟其他文化之哲人相比,如希臘之蘇格拉底,以映現中國聖哲之偉大處,實有哲人對真理之追求與虔敬態度。而孔聖之根本精神卻不止於此,還有承繼過去文化,重建當時文化,開放後世文化之閎大氣魄。唐教授繼先哲而抱有文化使命感,此文可反映一二。

一九五一年發表《論人類毀滅的道路與聯合國之文化使命》
  此文論述當前世界面臨之政治危機,有一嚴重之文化哲學思想衝突為背景。提出疏通文化隔膜,交流思想瞭解為當前解決東西方衝突之要務。更呼籲聯合國應致力於溝通文化事業,以挽救世界危機。

一九五一年發表《從孔子誕辰論中國自由精神》
  文中申述中國傳統文化上之自由精神、表現在學術和政治結構上,澄清許多令人對中國古代思想與政治之誤解。讀此使人對舊禮教之正面意義有所瞭解,並認清中國古代治道之特色,和政治與禮教之間的緊密關係。

一九五二年發表《我所瞭解之新亞精神》
  唐教授是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與其他幾位前輩先生一生,對新亞書院抱有深切期望。新亞一名取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之意。其精神理想在於“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為神奇,予一切有價值者皆發現其千古常新之性質。一方再求與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學相配合,以望有所貢獻予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界。”唐教授抱有此強烈文化承擔感,以發揚及創造中國文化為己任,寄予新亞書院之厚望,可謂深矣。

一九五二年發表《五四談青年教育》
  此文是唐教授 感于“五四”及黃花崗事件而發,說及國家目前之憂患,要用青年之熱血及犧牲作為代價,一面固然有悲歌壯烈之偉大意義,但另一面卻表現出國家苦難之嚴重程度。

  年青一代,在思想未成熟之時,容易被利用作破壞,而本身未有明確之正面理想,於是助長民族悲劇之發生。謂我們應先培養並充實自己,能有所肯定,取得有明確之方向,奮鬥犧牲之熱情才真有所根依,方不至迷失於時代之狂瀾中。

一九五年發表《敬告綠野神州之海外青年》
  我們離開祖國根源之一代,對未來之學問、人生前途感到痛苦傍徨嗎?我們有幾條路來選擇,唐教授在文章中要我們珍惜自己的自由抉擇。無論對目前有寄人離下感到憂戚,或存復興文化、重歸故國之志向者,總先要有充實之學識為根底。並鼓勵青年一代敢於接受時代患難之考驗,而重建中華之責任亦落在我等海外青年身上。

一九五六年發表《論孔學精神》
  這篇文講述孔子為學之態度,實貫穿孔子立仁之中心觀念來講述,是孔門地學問之看法之重點所在。

一九五八年發表《新亞書院之原始精神與同學們應自勉之一事》
  此文講述新亞由於得雅麗協會之捐助,得建永久之農圃道校舍,一方面由政府支援,理當培養服務社會的人材。然而新亞創校精神原不止於此,並有對復興文化、發揚人文精神之責任。同學的趨向,卻只求謀一職業,作一香港人,未求成為一真正中國人。唐教授有感及此現實之心態,逐勉勵吾等必需發乎心,自勉自勵,方可承擔得起復興文化之艱難責任。

一九五八年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與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勵合著)
  此文是四位前輩先生所作之聯合宣言,全文長達萬言,站在中國知識份子立場,對西方人士研究中國學術之態度加以分析,並指出其基本方向態度之錯誤處,予以澄清矯正,是一篇維護中國文化尊嚴的宣言。

一九六九年發表《香港之大學教育》
  自從新亞書院納歸中三大院成員之一,為政府所承認,其中便涉及一根本問題。此大學既由香港華人社會之需要,與政府承認法定地位而成立;便要面對兩條發展之路去取捨,其一是跟隨香港大學方向,成為港大第二;另一是從“中文大學之為香港華人的廣大社會之所要求而成立、開啟香港大學教育的新頁”的方向發展。若取前者,則中大應與港大合併,以節省經費開支,而不必有中大之存在,唐教授卻認為中大應當且必然的要向第二條路走,發展一條新路向。殊不料唐君毅先生提出的問題,至今日仍糾纏不清,成為爭論焦點。

一九七0年發表《對香港學生的期望》
  這一代,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在香港跟海外,如何才能茁壯成長呢?文章中認為是需要青年同學之覺醒。不應再抱有客居之態度,而要貢獻出心智精神,改變其原來之“商業”、“政府需要”與“技術性”三者所結成之教育觀念。除了訓練得一技之長外,更要作為一堂正有為之人,對民族及世界,能多予關心,且更求自盡其責。因此, 文教育是不可或缺,以人文教育包涵技術教育,才是一條圓滿教育之路。

一九七二年發表《理想與現實——中文大學的精神在哪堙H》
  文章開始時,討論原本之新亞精神,指新的亞洲,後來指中國人文精神傳統,並強調先生作為人格中心,然而新亞加入中大後,雖然得為政府之承認,但與原先的辦學精神則頗有相違之處。香港流行之教育觀念為香港主義及國際主義,然都不是中大的目標,中大之所以用“中文”兩字,應指“中國文化”之一意義。談中國文化之態度,既不應是純過去的只談孔子和傳統,亦不有是純現在的,像大陸的只講馬列主義。原則是中國文化之承先啟後。唐教授更希望新亞之中國色彩可以影響到中大,香港主義和國際主義則需要過去。但只惜時勢並不如理想。

一九七年發表《新亞研究所到哪堨h?哪堨h?哪堨h?哪堨h?》
  此文分析何以新亞歸入中大,而新亞研究所則未歸入中大研究部。其因是一原則上之衝突,新亞堅持對人文學問要有一個通識,理想是要訓練出像中國傳統教育類型的學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宗旨是“配合社會上需要的創造性人物來教育”。而不要只懂一門的專家。唐教育不同意純從經濟觀點看教育,所以不能為歸併中大而放棄新亞研究所之原則。中大獨立的情形亦一樣,“經濟觀點看是一種浪費,香港政府必然不希望她存在,中大之所以成立,是不滿港大。”學術有其自身之尊嚴,不應作為附屬品看待,在真正自由社會中,不能因為政治或經濟條件而壓迫任何學術之發展。

一九七三年發表《風氣敗壞上下爭利,學者理應堅守原則》
  此文是唐教授接受記者訪問,對當前社會風氣之敗壞,從社會及教育立場發表意見。認為社會上一般貪婪及僥倖投機心理,足以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道德親情。而學者應謹守本份,不應跟商賈一樣處處投機逐利。

一九七三年發表《新亞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這篇文章可說是新亞之歷史,讀此使吾等新亞同學知清楚新亞書院的艱難創立經過,其原本精神之所在,顯示出前輩艱苦經營的偉大精神和理想。文中更提出新亞加入中大後所遭遇到的困難,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貫教育宗旨的動搖,如人文精神能否繼續發揚,通識教育能否維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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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文化工作的承擔者,我們會以為就著力於“承、續”兩個方向作出努力。正確地認識、真實地瞭解當前的時代問題,這是肩承文化工作的必具條件;但具備了這個條件以後,如何去解決時代問題,如何去處理民族面對的困境呢?一種投入,持續奮鬥不懈的精神,對於文化工作的承擔者,實在是不可稍作偏廢。

                              原載《人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