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講學之感想
         唐君毅先生講 楊祖漢記錄

  我在香港生活已有許多年,亦過得很習慣,覺得此地也有很多好處,香港的好處,徐複觀先生曾列舉過,如:言論、衣、食、住及旅行等等活動皆可自由。我個人的感覺,以上各種好處,都是可以承認的。但當我在臺灣時,對香港卻另有一種感覺:香港固然是很自由的,一切都自由,但卻沒有成果;沒有成果,即不能成就任何的使命。而這點(即成就某些使命)在臺灣變很突顯。在香港,我個人亦曾參加許多事情,但可惜皆沒有什麼成果,即如眼前的新亞,只能維持現狀,而與理想相距甚遠;在其中,各個人當然有其個人的成就,但“事”的成就,便莫有什麼了。這當然可以責怪許多人,而第一個要責怪的,便是我自己;但究竟是什麼原故會這樣的呢?這很難說。以前我曾參與辦“民主評論”,許多先生也有參加,但二十年也就完了,又如《人生雜誌》,亦有許多人幫忙,但王道先生去世後,亦便結束了;其他學術性的雜誌,亦很少有能在社會長期存在的,根本沒有一個有政治目標或文化理想的雜誌,是能長期延續的。以學生來說,亦不能說得上有什麼成就,只是一純粹為現實而需要的存在,不代表什麼理想。這可以說是無所謂主義。說得好一點,是自由主義。但這不能決定一個方向。一般雜誌,若只是作為消息的傳播工具,而不談什麼方向與立場,倒是可以存在的。新亞則代表一個方向,但現在似乎已維持不下去了,往日的理想,現在人已不喜歡提,就是提出來,也是會被人詬病的。由此可知香港的自由是無成果的自由。

  我最近去過兩次臺灣,逗留的時間也比較久。我的感想是如此:臺灣最近有睦很好的現象,如學術性的講演,聽憤雃h,這固然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於講演者感到新鮮之故,但這與學術風氣亦是有關係的;在香港,便決不會有數百人來聽講的,而這在臺灣則是平常事。此外還有更特別的,便是出版事業的旺盛。這方面的風氣盛,是代表著文化界的朝氣。在臺灣,每一個出版社都可以在社會上立足,而有一些學術性的雜誌更是由少數無任何憑藉的年輕人辦的,亦辦得很好。我在臺灣時,有些大專同學跟我說也要辦雜誌,能有這種精神,是很難得的;這固然是由於青年人有朝氣,而與社會上的支援亦很有關係。還有一些小事;臺灣的計程車司機亦與別處不同,有兩次我坐計程車時,司機因走錯了路線,多彎了一點路,便自動少拿一點車費,這在香港是絕對沒有的,就是世界其他各國也沒有,這可見臺灣的社會有一種基層的道德風氣;此外,在臺灣不管知識份子或一般老百姓,向上心都很普遍。

  香港當然也有它獨特的好處,如它是最好的文化傳播的據點,最後的媒介地區;從這堙A可傳到一切其他地區。倘若能將臺灣與香港的好處匯合起來,便十分理想了。

  我在臺灣時,曾有一次到東海大學講演,由梅貽寶先生主持,題目是《國運史運與文運》,我亦是說這些話;即如能將港臺合起來,很可以做一些事情。每一個時代,都是有它的世運的。戰國時鄒衍說的五德終始,可以說是一種歷史哲學,亦可以說是一種地方理哲學。政治文化是會從一個一個的地方轉動的,鄒衍說這些話所根據的是當五霸的轉動的事實,一個地方的王侯當一段時期的霸主,如齊琚B晉文、而楚、吳、越、秦的一個轉一個。西方人也有這個想法,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精神由東方開始,而逐漸至中亞及西方,每一個時代,都有某個地方承當著此精神。西方的近代,在文藝復興時,精神在義大利,十七世紀時在西班牙,十八世紀在德意志(日爾曼),十九世紀在英法,二十世紀則輸到了美俄。史賓格勒對這種趨勢已早有預斷,但其實在史賓格勒的時代,蘇俄還未興起,但他說空白的地方總有其行運的時候。從中國歷史的演變,亦可以看到這種變動;中國文化經濟的重心,最早時是在北方的黃河流域,後轉至長江流域,到了近代,中國的世運已轉至最南方的珠江流域了,在清末能綜合漢宋之爭的人物,如陳蘭甫、朱九江,都是廣東人;另一方面,能根據中國本身的學問而與西學相接頭的人物亦在廣東,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研究學術是不能偏狹的,必須包涵廣收,而這些能包涵廣收的人物都在廣東,可知學術文化精神的重心,已轉到珠江流域了。上述那些人已將許多爭辯消融了(如漢宋之爭,中西之爭)。以前朱謙之先生曾提倡“南方文化運動”,說的也是這個意思,朱先生的學問不實,而理想則是有的。

  但中國文化精神並不是便止于珠江流域的,即如近世的華僑,例已將文化播遷到世界各地,故不可說中國文化只止于珠江流域。現在我可以說現代的中國文化的世運是在海外(臺灣、香港),而希望亦是寄託在海外;除非共黨能作本質的改變,否則他們決不能承擔中國文化的世運。而若中國大陸將來會改變,亦必然是由海外所喚醒的。這便是我最近常說的回流反哺——將中國文化倒流回去,如鳥之反哺其年老的母親——必如此,中國方可有新的機運。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沒有根據的,是故今日身居海外的中國人是要當仁不讓的。

  我在回香港之後,曾再反省這問題,在這堶情A海外的中國人是否也有其缺點呢?當然是有的,如臺灣的青年固是很可愛,很值得人懷念,但不免給人有軟弱的感覺。在臺灣的同胞,不幸曾遭受日本人的統治,在不平等的不合理的統治之下,由於外力的逼迫,而養成有禮貌,不貪求的風氣;這固然是一種美德,但這是從“順”而產生的美德,是不得已的。這樣並不夠力量。而從大陸播遷到臺灣的國人,多少有以文化之輸入者自居,這樣難免會惹人反感。當然現在已改變了許多,台籍的人士現在亦已能有許多表現,有許多貢獻;但臺灣的同胞並未能完全自覺到他們對大陸有一種很重大的責任,他們會自學的要建設臺灣,但對於承擔中國文化軍政的責任感及使命感,便不夠了。這比起老一輩的中國讀書人,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便差遠了。為臺灣作事與承擔中國的世運,並不是一樣的。以前大陸上的讀書人,要不便是糊婼k塗,若稍為有點自覺,便都是要為中國做事,以擔當國運為己任的。

  而香港人,則根本是沒有責任感的。一切政事,都不去參與,因在此地給人有寄居的意味,似是在“空空”媢L生活,一切和自己都是漠不相干。這地方之自由,是討了英國人的傳統的便宜(其實在臺灣只有一樣不自由,即只是對共產黨、馬列主義不能有宣傳的自由),我們不曾為此而奮鬥過。自由是英國的習慣與傳統。香港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亦不覺得要為香港負什麼責任。由於香港被英國佔據了百多年,香港的中國人是可以不負責任的。以前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香港都不關心的,一覺得不滿意,便擲鋪蓋回大陸去,對此地並無任何愛戀,故對之戀無歸屬感。現在此地則是一個政治避難所,而亦更不會使人對它有責任感。在此氣氛之下,便不能培植對什麼事情及責任感了。

  在此地能作些什麼呢?我實在很悲觀。悲觀固然很不好,但勉強去鼓舞打氣,亦會害事。我對家一個折衷的作法。我現在深切感到有限制力量的存在,以前辦新亞時,純粹是理想性的,“義”的表現;現在我對“命”有很深的感受。我們不能一定要求有大成果,太強求反而會弄至毫無成果。我現在不希望要在一時間便發生很廣大的影響,一下子風潮性的興盛,多不能持久。我只希望能將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保存得長久一點,如細水長流,範圍大是不可能的,但可有較長久的存在。其實文化理想常是只寄託在少數人的身上。這亦是在“等待”的意思,好像海德格所喜歡說的“待”(期待Waiting)。此期待的維持是很不容易的,但當一旦得不到時,便連期待都沒有了。此期待亦如基督教所說的“天國近了”般的期待;天國固然一直未出現,但若能維持此期待,它便可隨時出現,若不能維持此期待,便將永遠不能出現了。現在我的想法便是如此,媽要維持此期待。一般的期待有二:一是宗教上的期待,二是對外在世界的期待;而我現在所想的期待卻都不是此二種。我是期待有人來瞭解這些東西,即如寫一部書,並不一定要現在便有人能瞭解,而可待在那堙A待後人來瞭解。如鄭所南的《心史》,王夫之的各種著作,在他們當時,都是沒有人看到的,而後來的人便看到了。他們結果是等待了一二百年才有人瞭解,他們可以待上一二百年,而我所想的,便是這種期待,禮記儒行篇有“懷忠信以待舉,夙夜強學以待問”的話,孟子亦言伊尹待人而明堯舜之道,太公望亦待文王而後興,諸葛亮在作梁甫吟時,亦是在等待人來舉他:隋末的文中子王通亦是如此,而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都是他的學生。故每一個新時代自然有一些新人物出來,但這些新人物亦都原是舊人物,只是在舊時代時,他們是在期待著。故人必須要維持此期待,而今日我們所能作的便是如此。

  以上是從現實方面說的話,從道德方面說,當然可以無所待,而這無所待的精神,亦是每個人當下便可有的。而我們現在這期待的心情,亦是要有一無所待的精神作支柱才可以;因待是待於外的若待久了而無成果,人便會待不下去,故必須以無待的精神為根本,來撐起一切有所待的東西;教育、文化、政治、等等都是有所待的精神來維持。此無所待的精神,是要人隨時下工夫來保持的,不然義了便會疲倦之感,儒者便常要以此無待的精神來安頓其生命,如中庸說的“無入而不自得”的精神,便是無所待的,有了這精神,然後才能對外真有所待。

  台港兩地都有許多限制,這是“命”之限,當然這是可轉可改的,但我們先要面對這些限制,瞭解之然後再加以轉化。如香港的自由是無成果的自由,這自由不是我們創造奮鬥得來的,雖一切都不受限制,但除了個人舒服的生活以外,又成就了些什麼呢?但一旦瞭解這個以後,便可以有期待,而這期待便不同於空想。
我在臺灣講學的感想都如上述,其中經過了幾重跌岩。而所說的種種限制之所以會形成,在臺灣方面,是因為曾遭受日本人的統治,而香港則由於是英國的殖民地之故。而若臺灣不是曾遭日人統治,而香港又不是英國的殖民地的話,便不會有這些限制。但若是如此,我們現在便可能連立足之地,連期待的機會都沒有了,這實在是一大弔詭,亦是近代中國的一大悲劇。

  筆者按:此文是唐先生六十五年在台講學回港後,在新亞研究所的講演紀錄。唐先生看過後說當時只是粗略的講,有許多地方是須要補充的。且有些話亦說得重了一點,須要修改,待修改後再行發表。但此後不久他便被病魔纏身,此文便一直擱著。現在我們只好拿原來的記錄來發表,其中當然會有疏漏及不當之處,但可惜再也不能給唐先生校正了。

                            六十七年二月三日
                            原載鵝湖第三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