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新儒家
        ——當代中國的道德理想主義者——
             林鎮國


  二月二日,唐君毅先生在香港病逝。消息傳來,哲學界的朋友都十分難過。遠在外島戰役的朋友來信說:“這該是表彰‘新儒家’的時候了。”這句話不知隱藏著多少“新儒家”在時代命運的承擔下新遭逢的寂寞孤懷。

  “新儒家”是當代中國思想發展堛滬垠n流派,可是一般關心當代思想發展的人並不都十分注意到。產生這種現象的因素相當複雜,需要對如何從近代演至當代的思想過程具有通般的瞭解,始能道出個中的原委。

  一八四0年鴉片戰敗之後,中國歷史逐進入一個痛楚怖栗的階段,自是百餘年來,全國知識份子莫不以民族與文化的出路為思想與行動的焦點,因而彙成的具體行動先後有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等,導使中國的經濟型態、政治結構、徵稿主式與思想取向產生巨大的變動。這些變動主要是因應當時中西強弱之勢的刺激而起,因而應之道的差異即構成近代史上不同階段的劃分。各階段的因應之道都有其一套思想系統為其支柱,這些思想系統演至民國以後,可分為三支:(一)自由主義;(二)激進主義;(三)保守主義。這三支思潮雖然對整個民族危機的認識是一致的,可是對危機之內涵的把握卻互不相同,因而對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調整方式也各有差異。簡而言之,自由主義走西化的路線,激進主義走俄化的路線,保守主義則趨於傳統與折衷的方向。

  自由主義以五四運動的精神為代表,影響一般國民的意識型態至鉅,而激進主義也於一九四九年僭據大陸,造成中國史無前例的變局。這二派思想因產生了具體實質的影響,為一般人所熟知,故本人不擬多述。

  保守主義則先有劉師培、齊太炎的國粹學泊和康有為的保教派,這兩系,尤其是前者,在今天雖無顯赫之功,可是在國學界(特別是中文系)仍保有相當的勢力。除此二系外,保守主義在五四運動後期還發展出“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勵肇其始,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諸先生繼其後而光大之,流衍至今,遂成為海外中國之保守主義的大宗。

  新儒家所體認把握的危機內涵,不只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危機而已,而是更深入一層地面臨到“意義的危機“(Crisis of meaning)。意義危機即是道德的、宗教的、存在的、形上的危機。如何解決危機,追求意義,才是新儒家的主要課題。而所以稱之為“新儒家”,是因為這一派的思想家嘗試藉著者儒家思想的認同來解決危機,其根本的精神是重揭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強調歷史的憂患意識,以重建人文精神的價值世界。

  在東西文化與思想的比較彙通之下,新儒家肯定科學與民主的價值,然而科學與民主卻必需在道德理性的光照下才能真正建立起來。有人因為新儒家與“五四”自由主義之間的對立,便輕率地認為新儒家是反科學反民主的守舊派,認為新儒家抗拒“現代化”的時代趨勢,殊不知這是嚴重的誤解。從思想史發展的外緣看來,在“五四”全般西化的呼聲中,因過度西方“科學”而導致“科學主義”的興起。“科學主義”伴同十九世紀末盛行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樂觀思想,膀認為人類理智的最高成就即是科學,而唯有科學可以把人類引導到美善的人間天堂。這種思想正好滿足當時富國強兵的民族願望,認為拾此無由。這種“科學主義”的思想根源還得追溯至英美的經驗主義,以及從經驗主義所引生的實用主義與實證主義。因此,科學主義只承認形式構造的邏輯知識與可籍感官經驗檢驗的經驗知識,至於理性主義或觀念論所說的理念世界或超越世界,那不過是幻想罷了。在科學主義者看來,形上學即是詩歌,並不具任何認知上的意義,而在這一點上,瓣儒家是不稍苟同的。一九二三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即是表明了新儒家與科學主義之間的公開決裂,此後二者之間的歧異對立,一直延續至今。

  新儒家反“科學主義”然決不反“科學”。科學在經驗世界堜T然有其崇高的地位,然而形上世界堙A科學卻無法逾越其本分來加以干涉。在這堙A新儒家不同意經驗論者對“知識”的狹隘界定,認為科學固是精確的知識,道德、宗教、形上學亦具有認知上的價值。簡言之,新儒家肯定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命題,經驗世界與形上世界之間有著不可泯滅的分際。這種思想是著重在提撕道德創造的理想,肯定精神生命的價值。從“五四”以降,這一直是新儒家的思想宗旨。

  從新儒家著重道德理想與精神價值的態度,即可知道新儒家與共產主義之間勢同水火。牟宗三先生在“哀悼唐君毅先生”一文堸l述過去:

抗戰末期,共黨囂張。我目睹當時之輿情,知識份子之陋習,青年之傾向,深感大局之危殆,將有天翻地覆之大變。我之情益悲,我之感益切,而一般恬嬉者不知也。我當時厭惡共黨之情(不是政治,乃是文化)幾達狂熱之境,燃燒到任何差謬我皆不能容忍,故雖得罪張東蓀,梁漱溟諸先生而不辭。”

抗戰勝利後,牟先生即獨資辦《歷史與文化》雜誌,以為回挽狂瀾之努力,這可從其在台出版的《道德的理想主義》一書得知。後來徐複觀在香港辦《民主評論》,王道辦《人生》雜誌,也都是新儒家在民族文化遭逢鉅變後,為不絕如縷的文化慧命而奉獻奮鬥。牟宗三先生許唐君毅先生為“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其實,整個新儒家都是懷抱人文精神為其生命學問的動力。此所以大陸淪陷後,新儒家即在港臺二地從事最孤寂的傳薪事業之故。

  新儒家在學術上的成就乃以中國哲學的重建與開拓為主,其調整西方哲學與本土哲學的取向,乃以歐陸之理性主義(康得)、觀念論(黑格爾)、生命哲學(柏格遜)、存在哲學(海德格)作為詮釋傳統中國哲學的觀念系統,而在中國本土哲學則歸宗于儒家道德實踐生第三度的顯揚。並且,也希望透過儒家思想的真正擇發,涵攝科學與民主,而能將中國文化從近代的澤藪之中導向新生和完美的境地。

  新儒家發展至今,其思想規模已大致成形,可是其時代使命卻正待繼續去承擔,其理想正待繼續去攝持,民族文化的機運也正待扭轉。唐君毅先生在去世前出版了《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鉅著,算是一輩子生命學問的總結;牟宗三先生這幾年來返台講學,出版了《現象與物自身》和《佛性與般若》,也是其對傳統哲學之詮釋和自己的哲學系統的圓滿。年輕的一代,不少追隨共後的默默耕耘者,散佈在海內外,為新儒家的後起新秀。他們是勇敢的,但也是寂寞的。

  目前,臺灣正朝向“現代化”的目標急遽前進,文化上並未脫離“轉型時期”,這仍是需要怵惕明擇的階段,而無論如何,新儒家在當代思想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是萬萬不可忽略的。國內研究當代思想史的風氣本就不太發達,專述新儒家的發展史那更不可得了。這種情形反而不若國外,即以個人所知,張灝就寫過《新儒家與當代中國思想危機》的英文論文,從思想史的觀點,對新儒家作一梗概的介紹(該文收於Charlotte Furth 編的The Limits Change一書中,該書列有專章討論新儒家,除了張文之外,另有Guy Alitto寫梁漱溟,杜維明寫熊十力),像這種工作若由國內來做,相信會有更豐碩的成果。

  唐君毅先生走了,值此之際,真如鞭友人所說的:“該是表彰新儒家的時候了。”

                          轉載自鵝湖月刊第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