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廢江河萬古流
      ——敬答徐訐先生對業師唐君毅先生之批評——
       黃兆強 吳傑超 岑詠芳 黃藹芸 周啟榮

  業師唐君毅先生壽終於二月二日,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均同表衣悼,紀念文章及挽聯紛至遝來。例如:牟宗三先生、徐複觀先生、吳俊升先生、李璜先生、程兆熊先生、司馬長風先生、胡菊人先生、王邦雄先生、袁保新先生、及同門學長,如黃振華先生、唐端正先生、孫國棟先生、李杜先生、逯耀東先生、吳林先生、趙潛先生、霍韜晦先生、黎華標先生……等,都有情辭深切的文章發表,本港各大報刊,如明報、星島、時報,亦各有專題社論悼念,對唐師的生平事蹟及學術文化成就均分別有所介紹。唐師之人格與學問,亦可從這些文章而得一初步之表彰。我們身為唐師學生,自感安慰。及至四月中旬,徐訐先生始為文獨持異議,此文後來在香港轉載時雖置一“悼”字於其題目上,但文旨主要仍在唱反調。

  本來,反調不是不可以唱,我們同意如徐先生所說:“民主社會政黨的現象,對每一件事,對每一個人,我們都可以有,而一定有不同的態度。”但是,我們必須鄭重指出:這些不同的意見,必先基於誠意,然後,方能感人;亦必須基於真實的瞭解,然後方能成理。否則,徒為反調而反調,是無意義的,我們綜觀徐文,即覺未符合這兩點要求;全篇文章,亦根本未接觸到唐師的學問與人格,反而充滿誤解。是的,我們承認,從長遠的觀點看,唐師之人格及學問自有公論,因為道德文章俱在,要誤解亦是誤解不來。別有用心者縱使舌爛蓮花,又何傷於仁者的人格?所以,我們大多數同學都決定不予計較,僅黎華標學長以其快人快語之筆,略予評斥,用心不過亦在止截錯誤。不想由此卻招來徐先生進一步的攻訐挑剔。六月中旬,徐先生在快報一連五天刊登“《評徐》與《悼唐》”的長文,其中除將矛頭移向黎華標學長之外,對唐師之人格複極盡挑撥之能事。寫小說的人,不從事實以瞭解問題,卻喜歡自編故事,自問自答以插贓誣框,良堪浩歎!唐師一生,為中國文化統緒的延續與發揚,鞠躬盡瘁,任何人,因為其心態背離,對此不能瞭解,在今日的香港,本來亦非異事,但何必玩弄文字,以掩飾自己,並傷害他人?到此階段,同學們覺得容忍已到了極限,為了公正,為了責任,為了良心,我們不得不站出來諳幾句話,以作證言,同時也是因為真理不重復,錯誤便重復,我們何忍錯誤與輕薄的言辭加諸唐師身上而緘口不言?

  不過,在我們為唐師答辯之前,首先想指出兩點:

  一、徐先生對唐師的學問根本不瞭解,據徐先生第一篇文章(以下簡稱徐前文)自述,他唯讀過唐師《人生之體驗》一書,及一些報刊上的文章,這也就是說,他對唐師的學術論著與討論中西文化的作品大部分都未有涉獵。《人生之體驗。一書,已寫在三十多年前,在此之後,唐師一生的文化運動,天下間豈有如許便宜事?

  二、徐先生對唐師的為人亦根本不瞭解,徐先生雖與唐師認識多年,但據徐先生自己描述,雙方從未有機會作嚴肅的談話,而只是“客氣地稱讚幾句”,因此,“友情始終只限於這一個層次”。這就說明了徐先生和唐師之間,不但在思想上、學問上不契,即在感情上亦缺乏交流,所以難怪徐先生充滿誤解。一句話,這是心態的背離和不相應,所以唐師以純厚之真所作的種種事,在徐先生的心態睦來,就變得天真和幼稚了。

  其實,唐師的學問,誠然是“仰之彌高,贊之彌深”,但有一點,或者可以簡單說的,這就是唐師終身的努力方向,都是護持中國文化的統緒,在這堸I世之中,重建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這一點,不能純如徐先生所說,僅以五四時代的保守態度或文化本位的觀念來瞭解,徐先生的用法,以“保守”和“迎新”相對,在語意上,“保守”似乎涵有“落伍”的意思,其實“保守”並非表示“不進步”,文化本位亦非盲目固留過去。唐師的工作,即在決不是自棄其傳統,但筷求於別人的靈藥所能做到的,人如不自尊,如何能贏得別人的尊敬?人如果不瞭解自己,如何能吸取別人之所長?所以在這一意義下唐師的工作,已超越五四時代的中西戀戀不捨論爭而使之同歸於一大方向。五四時代的論爭,基本上尚是一現實的出路問題,而背後,則仍是出自對中國的愛護。為什麼在同一動機之下,結論竟然如此迥異?這難道還不足以令我們痛切反省?時至今日,無論民族與文化,都可謂悲劇已成,往日的相攻,都可說是同歸於盡,談文化的豈可還不猛省?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豈可還不猛省?今日我們急切要做的工作是重建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心,先站穩腳跟,然後師法別人,而對中國文化自信心的建立,亦不能單訴諸民族感情,民族感情講血緣關係,在某一意義上,尚是生物的,尚不能理性化,所以,這自信心的建立,還必須系于對中國文化有真實相應的瞭解,以知其所長,同時亦必須真知西方文化的缺點,這樣我們才不會自喪真宰。當然,西方文化的長處,我們並不排斥,唐師和牟宗三先生,即屢屢宣稱,中國文化過去開不出民主與科學,是其所短,但從已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的智慧看來,是否只有寡頭的民主或無根的科學就夠?現代西方的民主畢竟這成何種局面?而科學在人類的整體幸福上,畢竟又造出些什麼東西來?徐先生飽經憂患,想不會不知,但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偏偏對唐師的努力不能瞭解?唐師旅港二十餘年,無一日休息,寫了許多疏導中西文化的文章,目的即在使人認清中西文化的優劣,我們仍然有超越西方文化者在,同時又寫了許多對應時代弊病的文章,作適當的指引,處處皆在迥向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的大前途,這也就是唐師之所以論五四、論釣魚臺、並廣及其他時事,最後,又寄自己著述前往大陸的原因,而徐先生竟以為這些事實是“天真”、“幼稚”。套用一句徐先生的舊語,為什麼經過七十年的憂患,在生活上為什麼仍然是“流浪漢”?在思想上為什麼是“無依者”呢?我們不禁為徐先生惋惜!

  據徐先生說,唐師貶視了五四白話文運動,說唐師在一次紀念五四的演講中,提到“白話文運動是毫無意義的”。不知道那是一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舉行的集會?唐師在怎樣的前提下說到了這樣的話?同時我們亦不知道徐先生這樣簡單的記錄是否公平?或是否合乎事實。因為依我們的瞭解,唐師批評一件事絕不斷章取義,亦絕不一面倒的全盤抹煞。至少關於五四的評論,我們可以另舉兩個資料:

  一、“新文化運動,從一方面說,亦有解放思想之功。新文化運動時人,其一股活氣或新鮮之氣皆極可愛。提倡科學與民主,亦是為補中國所短。新文化運動時諸先生等所標榜之重新估定價值之精神,尊重思想自由之精神,個人主義之精神,仍有一肯定人格尊嚴之精神在內。然自倡新文化運動之主要刊物之新青年,成為陳獨秀宣傳共產主義之刊物,魯迅諷刺
中國社會文化之刻薄文章,一天一天的風行以後,順勢所趨,終於培養出一些視人如物之唯物論者,既無中國歷史文化意識,亦不重視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之貫通的發展,反而膜拜馬恩列,視俄國為其精神上的祖國之共產主義者。……人莫有涵蓋的胸襟度量,以通民族文化的古今之變,莫有真正之自尊心,兩眼只向外看,則他人之長,亦不能真接受。科學與民主雖好,自己無精神,無立腳點,亦消受不了,只能隨人腳跟,學人言語。學日本、學英美、學德國,都學過了,當然現在只有把俄國為師了。”(人文精神之重建·頁一二0)

  二、“中國豐年來之留學運動,最初即是出於恐怖分子,此即以胡林翼嘔血為象徵,而不能不去學他人之長。近代中國國運之衰微,始見於與英之雅片戰爭,與其後之中日戰爭。而中國最早之留學生,則以日本與英國為多。被人打敗再去留學拜師,這個心境,即夾雜了原始的層弱感與卑屈感。而此怯弱感與卑屈感,亦極易轉為一羡慕之情,與對自己國家及其文化之怨憤。所以儘管中國人近百年來接受西方文化思想者,亦多有各種向上的動機,如慚愧虛心等。然而畢竟缺一對西方文化思想,加以涵蓋綜攝的氣概。……而人一少了此氣概,便不免精神局促於所從之師,與其一國之學術傳統,而難言大膽的綜合。而今日中國之學者,凡有志於此者,人皆以為狂妄,而決不能受社會之鼓勵。如果我們再來看數十年來,西方思想,在中國之盛衰之勢,更見我們之不免缺乏自主的選擇。許多新思潮之盛行,亦可謂純屬偶然。我們試想如果不是中國首敗于英之海軍;嚴幾道先生,亦許即不到英國去學海軍,或不致歸國即專門從事英人斯賓塞、赫蛋黎、穆勒之書之翻譯。而晚清思想界,所受歐洲思想之影響,即可能以別一種為主。中國又若不繼敗于日本,中國人到日本去學陸軍及法政,以求富國強兵者,亦許或不如此多。則留日之陳獨秀之辦新青年,初亦許亦不專以提倡富強為主。新文化運動之介紹外國思想,以美為主,亦多少由第一次大戰後美國之國際地位大增,且與中國外交關係良好,而引動了中國人對美國之感謝欣羡之情。俄國革命到了民十二三年,而其內部乃逐漸穩定,開始建設。於是國民黨中,聯俄容共之思想即產生,而社會上之馬列主義,到民十四五年亦日益流行了。……從這點看,中國數十年中,各種文化思想之失勢與得勢,幾皆以他國在國際上強弱衰興之勢為轉移,實說不上自作主宰之選擇與綜合攝,不免透露百年來知識份子,唯強國之馬首是膽之勢利眼,與羡慕卑屈之情。不脫此眼此情,以領導文化思想,何能有真實力量與效果?自身立不起,而隨風勢歪倒之結果,乃終歸向毛澤東死心塌地一面倒,又何足怪?視乎百年來中國之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之隨風勢歪倒之不能立國,吾而後知超越的涵蓋西方文化思想之精神,誠不可少也。”(人文精神之重建·二九0——二九二)

  這兩段話,可謂說得沈痛而充滿智慧,同時,亦將五四運動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由此可見唐師並未全盤否定五四,他只是希望我們能看到五四的不足處,在今天能夠進一步超越它,這與唐師終身所從事的努力完全合拍。但徐先生卻似乎只是把它理解為反對白話文(也許這是因為徐先生是用白話文來寫小說的,所以才特別敏感吧),依我們看唐師對五四的評價絕不會僅此文學觀點看,上引兩段資料已是很好的證明。如果五四運動的意義只是推廣白話文的話,則徐先生不覺得是小看了它嗎?我們誠懇地希望徐先生在讀到上面兩段資料之後,能進一步看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

  據徐先生說:“他在釣魚臺事件中,忽然寫了一篇文章,說這個學生運動,遠比五四運動為壯闊龐大。我非常詫異,因為這實在顯示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及對於釣魚臺事件的無知。”徐先生把釣魚臺運動看作是中共策動下的產物,這一點,對海外留學生自覺的民族精神是否公平?是否誣衊?是否輕佻?當日參與運動的青年不妨請徐先生拿出證據來,我們不明白的是:對於青年人的愛國熱誠,為什麼一定要通過黨派政治的有我眼鏡去看?自己既不聲援這個有意義的運動也就罷了,何以還要出言污辱?不過,現在我們要辯的尚不是這些問題。因為我們翻檢唐師的文章根本沒有看到如徐先生所引的話。一九七二年,唐師的確是應中國文化協會和北大同學會的邀請,發表紀念五四的演辭。唐師以“一千八百年來的中國學生運動之歷史發展”為題,曆述中日歷史上的學生運動。最後提到了當時保衛釣魚臺運動的意義。唐師是這樣說的:

“由中國一千八百年的學生運動的趨勢來看,它的政治意義與文化意義,是一步一步的擴大,由對個人而對外敵,由對朝遷的禮制而對國家之憲法,由爭五族地位平等,而爭國際地位平等。但這一切學生運動皆在國內發起。由此以看當前學生之保衛釣魚臺運動卻另有一特色。即此運動先是由中國留美學生髮起的。這個運動將來如何發展也不知道。不過我們當注意,以前的中國學生運動,因皆在國內故間接物件雖或是異族或外國,但直接物件只是中國政府。而這次保衛釣魚臺運動卻先發生在國外,而是直接以妄想分配中國土地的外國強權政府為物件,而不是以本國政府為物件。在此點上即見這個運動有其劃時代的國際的意義,而比五四運動又更進了一大步,我們應予以正視。”(見中華月報·一九七三年八月號)

  由此可見唐師根本不是從聲勢上說保衛釣魚臺運動比五四壯闊龐大,唐師只是從運動的性質上比起過去的學生運動有所突破。此即因為保釣運動是從外國發起。至於運動將來的發展如何,唐師也說“不知道”,保以徐先生要將之歪曲為:“他估計這運動將引起久遠與壯闊的影響”(見徐前文)呢?又武斷這是唐師“對五四運動反感的一種不正常的表現”呢?

  至於說中共後來想利用釣魚臺事件來反台,唐師亦非不知,而且早在文中給予銳利的批評:“中共只是想間接操縱此運動之風向,以打擊臺灣之國民政府而已。:則徐先生說唐師對此點無知,並出言譏諷,豈非睜著眼睛說瞎話?

唐師下文又說:

在這塈痝s想到一個問題,就是以前的學生運動的後面,都連接著一個文化學術思想,現在保衛釣魚臺這個運動,又究竟當連著一個怎麼樣的學術思想呢?我想這是當前青年學生,應該加以探討思索的重要課題。”

  “五四運動,客觀的來說,在當時的社會的確曾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在歷史上是應該得到很高的評價,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五四運動到今日已五十三年,此五十三年中,無論是中國與世界之學者對中國文化之積極的有價值之方面與西方文化之缺點一方面已有更多更廣更深之認識。說現在我們還只須停留在五四時代的思想,我看已不行。由此以看今之世界學生之保衛釣魚臺的運動則除了其直接目標不同於五四運動之直接物件是本國政府,而以美日之政府為直接物件外,與之相配合的學術文化思想,亦不當是五四時代之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而當是擴大當時所謂重新估量價值的態度,來兼對西方文化之壞的方面,與中國文化之好的方面之重新估價。現在世界的學生之保衛釣魚臺運動,既然直接針對美日政府,此重新估價:態度亦當直接針對西方之霸道文化。”(同上)

  第一段文字,可謂語重心長,充份說明了唐師對保釣運動的期望。唐師並不希望保衛釣魚臺只是一政治性的、民族性的口號。正如五四運動一樣,最先亦是起於反對日本的廿一條不平等條約,但終於成為一個有文化意義的運動,則保衛釣魚臺亦可以由此而喚醒國魂,進一步瞭解中華民族受苦難之因,由此而有根本的覺悟:中國如果要在民族上自方,則首先必須要求在文化思想上自立。這可以說是唐師的苦心,亦是唐師的願望。徐先生于此不致同情,我們也不勉強,但何必歪曲事實,強作解人,最後還以“天真”、“幼稚”相詆?幸好文獻具在,就請讀者論君評判是非吧!

  總之,徐先生在他的人文中,一再宣稱唐師“幼稚”、“無知”,但所舉的事實則只有兩件:除了上文所說的對釣魚臺運動的看法外,還有一件是唐師在臨終前一天,聽到大陸恢復孔子名譽地位的消息,不禁高舉起來,於是囑咐把他的著作寄給大陸上的三個圖書館。徐先生即據此斷定唐師“太幼稚”、“太天真”,並且分析唐師之所以如此“天真”、“幼稚”的原因,是因為“他不重視生理學的、心理學的、科學上的事實,他看輕環境的物質的歷史的社會的重量”。這一段話,徐先生是把自己的意念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所謂生理的事實,即人為一動物的存在,所謂心理上的事實,即人有種種心理綜錯,所謂物質的、社會的重量,即人不可逆現實壓力。在這幾個觀點之下,難怪徐先生民唐師的精神不契。因為依唐師對人性的瞭解,人雖為動物,又同時為一現實之存在,但人最可貴的地方,就是人在面對這種生物的、現實的定限時,仍然能夠衝破之、超越之,以堅持理想,忠於所信。這是大勇亦是大仁,使人可以在物質、生物的層界之上開出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所以這也是我們人性中最光輝的部分,而儒家的精神亦在此。唐師有此大信,即基於儒家的啟發。

  一般人於此或不能瞭解,或雖瞭解而不能作,或以為這不過是出於可愛的“幻想”而仍自居於生物的、現實的層次,我們都可以無辭,因為人生的進境完全有賴於自覺,無人可以代步。但是,自己沒有的事,決不可以誹謗別人亦無,更不應該自己不上進而希望別人亦不上進。在這些重要關節,我們絕不可以原諒那些出言輕薄的人,或企圖把自己庸俗觀念普遍化的,因為這將使人類的精神下降。其實,我們深信,任何人只要他願意上進,是完全可能的,因為依儒家之義,任何人只要他一念自反以觀其自心,虛懷求教,即可以幡然悔改。所以人皆有成德之自由,“我欲仁斯仁至矣”。關鍵即在於他能否一念自反。所以有時候,流浪漢與無依者並不足為大病,只要他找到理想,認識人所應該努力的方向,便會躍出虛無主義或空頭的自由主義的苦海。

  由此我們說到唐師之寄書至大陸,背後即是這種對人的一念之信而期待其改過遷善的精神。儘管這一期望在現實上似無可能實現,因而被評為“幼稚”、“天真”,但唐師的內心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這並不表示唐師不瞭解大陸政權的本質。而是仁者的胸襟,赤子的心腸。也許,當今之世,赤子太少而污染者太多,所以這才是唐師如此寂寞並遭受許多無辜的苦難的原因吧!寫至此,不禁使我們擲筆為唐師哭。

  此外在徐先生的大文中,還有好些措辭有失大家風範的地方,引喻舉譬,都菲夷所思。例如他把唐師尊崇孔子,比喻為世界小姐選舉,又說莊子亦可以為諸家之冠,這究竟算不算是“輕薄為文”?不妨請識者評判。還有他一口咬定新亞書院的成長過程,都是處於“有奶便是娘”的掙扎中。又自作問答說唐師會不會“把自己打扮得莊莊嚴嚴去投中共”。最後又設計了一個故事,把唐師譬喻為被考慮吃掉的聾啞英雄。含血噴人,先汙其口。在此我們不想與徐先生一般見識,這些都決定不奉陪了。奇怪的是徐先生在文章還自稱為“戇直的人”,那麼就讓讀者看看他這種設計的故事,設計對話的手法吧!

  徐先生又說,他已經提出兩點(對釣魚臺運動的看法和寄書至大陸),證明唐師天真、無知和幼稚。如果有人“清楚地解答我的論證的誤解曲解之處,指出唐先生在這兩點上有或所不解的特殊心態,我馬上可以認錯。”那麼,現在是這位老實人受考驗的時候了。

  最後說及新亞精神的存在問題,徐先生認為新亞書院並入中文大學之後,新亞精神便“看不見”了,於是對新亞精神大加揶揄。徐先生的動機是什麼呢?是不是想通過這樣的“事實”來證明唐師在學問上或在人格上有汙損呢?如果不是的話,那麼不管新亞精神今後如何均與唐師的學問與人格無涉的。唐師之為唐師,仍然光風霽月,永遠為人所景仰。不過,我們仍有些話,想告訴徐先生:新亞精神並不是唐師一人所獨創,當日錢穆、張丕介、吳俊升等學者共同創辦新亞的艱難日子,徐先生已知,但不知道徐先生是否瞭解在這些學者背後都不限於學院的門牆,任何人只要他認同中國文化,願意為中國文化的延續與發揚盡力,即是認同新亞的理想。新亞創辦二十多年,桃李滿天下,許多人都在默默耕耘,盡其在我。徐先生為什麼說看不見呢?抑或徐先生在生物的、心理的、物質的世界太久而無法看到呢?以我們來說,就充分體驗到新亞精神的存在,我們看到很多學長,都自秉其良心,不忘老師的教導,為中國文化努力。無論是在承先啟後的工作崗位上,或是在與現實的抗爭上,都同樣關心新亞,使我們深受感動。只是,新亞同學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亦不是武士幫會。書生不懂人間險惡,所以才有許鑠幸的事情發生。任何人在這埵p果真知新亞精神即是愛護中國文化的精神,那麼自當加以扶持,鼓勵,又何忍再落井下石!我們不明白徐先生為什麼偏要自事權的鬥爭上著眼,而且還對失敗者奚落。難道這株中國文化的幼苗亦必要去之而後快麼?不過,我們深信,中國文化是不死的,新亞精神不能再下墜,現實主義、空頭的自由主義都醒覺回頭,中國文化就有救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就會被認識了。所以,唐師終生努力,在歷史上是必然會獲得酬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