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意的环境和氛围,让在学的学生能学得更好。自有大学教育学院以来,学校改进便是学者和研究人员所关心的课题,因为惟有通过认识学校的改进,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学校教育的理念如何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被修订、提炼和升华,与及教与学如何能获得更新。
学校改进乃一通过策划而试图改变学校某些状况的过程,使教育质素能得到提升。无论我们用甚么方法改变学校的组织文化、管理哲学、教师工作取向、教学形式,以至学校成员的归属感,学校改进的成败都系于方法和目的之间的协调。既然每所学校皆有其独特之处,任何学校改进的方案也应能照顾学校的特性,改进方法始能奏效。因此,因时/校制宜地运筹确是一种改革智慧的考验。同时,它也只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结果。
本报告尝试从大学与学校协作的角度探讨学校改进的潜力、作用和效能。其主要描述对象是现时在香港最具规模的综合性学校改进计划——「优质学校改进计划」。计划虽始于2004年,却承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教育学院所积累近十年的实践智慧。中大正式开展的学校改进工作乃基于美国的「跃进学校计划」的运作模式。在香港优质教育基金和香港特区政府的不断支持下,中大各项有关学校改进工作也得到了应有的拓展。在拓展过程中,各项计划仍受着不同西方学校发展理念和策略的启发和影响;不过,这些理念和策略已经在本土的实践经验中发生了蜕变,不刻意地融汇于本地的学校改进的工作中。
本报告的讨论,将不会围绕「土」与「洋」之间的张力而立论,因为参考西法已是香港教育的惯性作业。报告将以借鉴美国的「跃进学校计划」为起点,描述西方的学校改进的理念和实践如何被应用于华人学校的情境中而产生变化。报告指出,西方的理念和实践能在中大的计划内迅速地本土化,是因为计划所能做到的,是借鉴和延续改进动力的精神,而非全面借用具体的改进策略和方法。就算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与西方有共通之处,名称虽也相同,其所被赋予的意义却会在实践中存在显著的分别。所以,如果借鉴西方是一种时代性的取向(在西方的大学与学校协作确有较丰厚和系统的实证基础),本土化也很自然地成为中大计划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有一个源自西方的信念仍是中大的「优质学校改进计划」所珍惜的。如John Goodlad 所言,我们相信大学和学校的协作是一种由「共栖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所衍生的试验。在这种关系里,双方应同时是自私和无私的。它们的自私,是因为大学和学校各自有其独特的发展目标和需要。在互惠的合作关系中寻找合适的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是很自然和合理的。它们的无私,是基于一种更崇高的专业精神,即在可能情况下,要放下一己的私利,同心协力地改进学校,目的是提高教与学的质素。「共栖关系」给我们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启示,就是大学与学校的协作关系应是平等、互信和互惠的。在此关系中,大学的成员不应是立法者,因为他们不是权威。他们也不是仲裁人,因为他们对学校所悉不深。他们更不是过客,因为他们要把精力和心思投放于这个「共栖关系」中。
过往的经验还证明,大学成员应是协作关系中具影响力而真诚的诤友。他们的影响力来自高远的视野和解难的能力。他们的诤言是基于敏锐的实践触觉和惯性的批判思考。他们的真诚却源自内心的善意,希望所付出的努力能让孩子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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