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意的環境和氛圍，讓在學的學生能學得更好。自有大學教育學院以來，學校改進便是學者和研究人員所關心的課題，因為惟有通過認識學校的改進，他們才能真正理解學校教育的理念如何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被修訂、提煉和昇華，與及教與學如何能獲得更新。
學校改進乃一通過策劃而試圖改變學校某些狀況的過程，使教育質素能得到提升。無論我們用甚麼方法改變學校的組織文化、管理哲學、教師工作取向、教學形式，以至學校成員的歸屬感，學校改進的成敗都繫於方法和目的之間的協調。既然每所學校皆有其獨特之處，任何學校改進的方案也應能照顧學校的特性，改進方法始能奏效。因此，因時/校制宜地運籌確是一種改革智慧的考驗。同時，它也只能是從錯誤中學習的結果。
本報告嘗試從大學與學校協作的角度探討學校改進的潛力、作用和效能。其主要描述對象是現時在香港最具規模的綜合性學校改進計劃——「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計劃雖始於2004年，卻承傳了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教育學院所積累近十年的實踐智慧。中大正式開展的學校改進工作乃基於美國的「躍進學校計劃」的運作模式。在香港優質教育基金和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斷支持下，中大各項有關學校改進工作也得到了應有的拓展。在拓展過程中，各項計劃仍受著不同西方學校發展理念和策略的啟發和影響；不過，這些理念和策略已經在本土的實踐經驗中發生了蛻變，不刻意地融匯於本地的學校改進的工作中。
本報告的討論，將不會圍繞「土」與「洋」之間的張力而立論，因為參考西法已是香港教育的慣性作業。報告將以借鑑美國的「躍進學校計劃」為起點，描述西方的學校改進的理念和實踐如何被應用於華人學校的情境中而產生變化。報告指出，西方的理念和實踐能在中大的計劃內迅速地本土化，是因為計劃所能做到的，是借鑑和延續改進動力的精神，而非全面借用具體的改進策略和方法。就算所採用的策略和方法與西方有共通之處，名稱雖也相同，其所被賦予的意義卻會在實踐中存在顯著的分別。所以，如果借鑑西方是一種時代性的取向（在西方的大學與學校協作確有較豐厚和系統的實証基礎），本土化也很自然地成為中大計劃發展的必然結果。
經過多年的實踐經驗，有一個源自西方的信念仍是中大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所珍惜的。如John Goodlad 所言，我們相信大學和學校的協作是一種由
「共棲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所衍生的試驗。在這種關係裏，雙方應同時是自私和無私的。它們的自私，是因為大學和學校各自有其獨特的發展目標和需要。在互惠的合作關係中尋找合適的方法來滿足這些需要是很自然和合理的。它們的無私，是基於一種更崇高的專業精神，即在可能情況下，要放下一己的私利，同心協力地改進學校，目的是提高教與學的質素。「共棲關係」給我們的一個至為重要的啟示，就是大學與學校的協作關係應是平等、互信和互惠的。在此關係中，大學的成員不應是立法者，因為他們不是權威。他們也不是仲裁人，因為他們對學校所悉不深。他們更不是過客，因為他們要把精力和心思投放於這個「共棲關係」中。
過往的經驗還証明，大學成員應是協作關係中具影響力而真誠的諍友。他們的影響力來自高遠的視野和解難的能力。他們的諍言是基於敏銳的實踐觸覺和慣性的批判思考。他們的真誠卻源自內心的善意，希望所付出的努力能讓孩子學得更好。 |
